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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年，俺答汗率10万精骑进犯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正是今天看来如此平凡的茶叶。 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兵进犯大同，明廷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大同总兵仇鸳以重金贿赂俺答汗，得以保命。8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在怀柔、顺义等地杀掠吏民无数，此后长驱直入到今日北京通县的孤山、乳口一带，直逼京师，京师内，上下莫不惶恐。此时京师禁军不过四五万，加上战具甲仗缺乏，根本无法与俺答汗大军抗衡。 嘉靖帝朱厚熄急令兵民以及四方应举武生参与守城，同时调地方兵马救援。讽刺的是，这些兵马来援后，又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能守城而不能出城迎敌，任由蒙古人在城外四处掠夺。此次，京师德胜门、安定门皆被毁，在昌平的帝陵也被骚扰。倘若不是俺答汗主动退兵，北京城有可能被一举攻陷。在围攻北京城时，俺答汗再次入城求贡。为了让俺答汗退兵，明廷答应下来。后仇鸾又主动找上俺答汗之子，请求互市。“庚戌之变”起到了震慑作用。1551年，大同开市。为此，俺答汗请求了9年未果，最后却以武力相逼而成功。明廷真应了那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俗语。之后明廷又相继在宣府、延宁开放马市。边地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战，可以享受互市带来的安宁与繁华。 回顾俺答汗求茶市，可谓十年磨一剑。在俺答汗未归顺明朝之，他从1534年开始请求入贡开市，但一直被嘉靖所拒绝。为此，俺答汗不惜数次动用武力，来逼明廷就范。 为什么俺答汗不惜代价，也要获得大明的茶叶呢？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从唐开始就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寺院兴茶已经成为史学共识，在仰华寺会面后，以阿升喇嘛为首的庞大使团前往拉萨，在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等大寺院熬茶布施，并向内邬栋孜、贡嘎、兼日娃和噶丹巴等地方首领赠送礼物。 从信仰角度看，俺答汗专门请开茶市，明廷有着不可拒绝的理由，他们鼓励蒙藏联盟，并为蒙古人修建了不少寺院。但明廷拒开茶市，只 是供应少量的茶叶给他们做佛事用。蒙古佛事所用之茶，在没有开专门茶市之前，只能通过朝贡、走私两种途径获得。 在食肉饮酪的民族中，吐蕃是最先接受茶的，其后是辽金治下的各少数民族，蒙古族应该是从全面统治中国后オ开始接触到茶。蒙古贵族的饮茶方式，既有汉族流行的喝茶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喝“枸杞茶”的时候，不要与酪同饮；言及“西番茶”，则要伴以酥油同食；需要添加酥油的茶还有“兰膏”、“酥签”。这三种茶都有着游牧民族的饮食特点，蒙古族喝茶加酥油的喝法，应当是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炒茶”可能是蒙古族自己创造的，“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所谓马思哥油，即“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即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这种饮茶方式的形成，会让茶受制于工具，比如铁锅。俺答汗时期，蒙古部落许多人连铁锅都没有。当然，这之所以成为问题，是蒙古人已经从简单火烧食演进到了烹饪层面，这正是受了汉族饮食的影响。要从烹任再退回到简单的火烧食生活，他们已经难以适从。 茶于俺答汗时期的蒙古人而言，并非一种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代表精致生活的物质，这点与丝绸并无二致。但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的渗透，茶有了精神性的一面，这便又把茶与丝绸一类的物质区别开来。在信仰层面上，茶成为必需品，这类似乳香在西方宗教中的传播过程。茶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当茶成为饮食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出于信仰的需要，他们必须用茶来事佛。 但茶只在中国南方才有，地理的特殊性让茶在北方成为稀缺品。自唐之后，随着北部、西部少数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中原政权对茶的控制亦加强，到明代达到史上最严厉。 就在俺答汗请开茶市的同时，西番膻藏也向明廷请开马市，内阁廷议后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巡茶御史李时成认为此举不妥，他上书说；“膻藏生西番中。族极远，未尝通贡市。一朝率众来降，彼实畏我威灵。第以洮西极边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篱耶？矧今急须马，何为拒之？”这当然有远交近攻的深远政治背景，但厚固藩篱与急需战马也是眼前事实。皇帝认可了李时成的请求，廷议也打算准了俺答汗开茶市的请求。但这个时候，李时成又冒出来说了另一番话，结果茶市被皇帝拒绝。这不能简单视为内阁与皇帝的民族政策冲突，而是这一允一拒之间，李时成的说辞击中了明廷民族政策 的要害，也让茶在明代的政治地位被空前放大。 李时成认为：“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带，抵嘉峪、金城，绵亘数千里，番族星罗。西寇之不敢长驱而南，以番为之蔽也。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脱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一，其遗患可胜道哉。” 俺答汗归顺明廷，但明廷对蒙古人的戒备之心并没有消除。李时成担心明廷一直以来的“以茶驭番”的政策被蒙古人学去后，他们也来个“以茶驭番”，那么这两股势力联手后，明廷处境就比较危险。 以茶易马始于唐，兴于宋，而明独特其大与深。明代政治家杨一清说：在兰州之西数千公里处，北有狄，南有番。但北狄始终没有越番南下，是因为他们有世仇，疆域界限由此而分。否则北狄一日长驱直入，边境必然遭其蹂躏。明廷对番人采取的羁縻政策，为诸番分封，对他们分而处之。这样一来，这些小番只能志向中国，一旦背叛，就得不到中国茶。“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杨一清为茶“我朝独得之”而暗自高兴，也为茶政缺失六十会年而遗憾。他担心“将来远夷既不仰给我茶，敢谓与中国不相干涉，意外之忧，或从此生”。因为离开茶，会动摇“藩篱之固”。 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朱棣时代的著名学者解缙，就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人于南海”。这不是明廷实控的疆域，而是来自因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朱元璋的治边策略，就是力图用茶去打通西边。 解缙说，番人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古人认为夷番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人之酒醴。因为茶马资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饵诱、文化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的传播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 通过茶传播、贸易、饮用而形成的藩篱，实非修筑的长城和其他防御建筑工事可比。防御工事实际上是目所能及的山河界限。在文化形态上，这是一种隔绝、封闭与保守的文化形态，阻挡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但茶可以跨越看得见的疆域，抵达那些看不见的极边之地。茶所到达的疆域，即可视为我之藩篱， 这是“厚”，而“固”是因为只我才有茶，而他人无。这样带来的好处很明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 蒙古族并不如其他民族那般嗜茶成性，到“得之生，不得死”的程度。李时成无疑也看到这点，这也是后来为何藏蒙政治联盟受到明廷大力支持的原因。明廷显然期待通过在西南、西北的茶实践，最终让北方蒙古族也能饮茶成性，嗜茶如命，最后同样“命悬于中国”。茶叶是在盐巴、铁器、和亲等诸多统御少数民族手段中检验出来的最为有效的。有明一代，茶叶在这方面可谓发挥了淋漓尽致的作用。 清代的满蒙藏联盟，正是延续了明代的茶叶安疆政策，同时也造就了通达俄罗斯的茶叶之路，让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之后通过茶马古道再次传达域外。但历代朝廷对茶叶的严格控制，让这个古老的茶行业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自由流通，边茶依旧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 茶马古道，事实上造就了一片无形的文化疆域，形成了因茶而就的想象共同体，之后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代 以茶为主导的民族政策，确实是已知政策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茶叶无论是在维护国土安全上，还是在维护文化安全的层面上，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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