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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亚非 
父亲王广德，1919年11月出生于山西孝义相王村。相王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爷爷王福尊，中庸、尊孔、勤劳、忠厚，艰苦创业多年，家有村里数得上的院落和数十亩土地，也有商铺、小煤窑做点小本生意。1932年爷爷任村长时，带领村民修路、建魁星楼、办私塾，父亲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受到了爷爷的关爱，很小就有机会在村里私塾就读，后又与堂弟王广胜，一同到汾阳铭义小学读书，并都考入铭义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父亲与堂弟二人，接受进步思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他们之所以能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是与在汾阳读书时期，所处的教育氛围和当时日渐高涨的抗日救亡环境影响分不开的。
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伐，中国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起了显著变化，不仅工人、农民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和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也都有了抗日救国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学生抗日运动波及山西多地、红军东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抗日武装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山西的政治声誉，也对阎锡山“防共反共”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汾阳当时驻有冯玉祥的多支部队军队。冯将军本人也住在汾阳峪道河，此时的他虽然名义上已经下野，但实际上仍控制着部队，他那时经常到汾阳城为其部队和各界代表发表演讲，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积极筹备组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当时铭义中学的校长佘心清就是冯将军的幕僚，他学识渊博，有着抗日救亡的进步思想和开明的治校作风。当时的学校思想开放，图书馆订有各类进步书籍、报刊供学生自由阅读，提倡学生自治，成立起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组织管理伙食、组织课外文体等活动。学校实行半军事管理，从校长到学生都穿蓝布列宁装，着灯笼裤。当时的校训是“苦读、苦炼、苦作”，很多学校的管理方式，小学、中学都是一样的。如身着统一制服，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文体活动，进行简单的军事列队操练等，这些形式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当时汾阳每一两个月都在文庙广场召开一次有各界参加的“抗日救亡”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冯玉祥的部队，社会各界代表及中、小学校师生。铭义中学、小学的学生队伍服装整齐，步调一致，又高奏着军乐，特别引人注目。所有参会的军人、市民、学生，每人都佩戴着写有“雪耻救国”字样的布质臂章。大会上各界代表争相发表演说，余心清校长及军人、学生代表的发言尤为激动人心，父亲深受教育，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抗日，不作亡国奴”这些最起码的道理。随着红军东进山西，农村墙壁上也留下大量的“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红军要北上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等标语，也听说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红军还没收了土豪、汉奸的财产，为抗日筹集经费。那几年汾阳各个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1937年5月父亲在校期间，经高中同学张镐（推测是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汾阳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更加沸腾起来，汾阳铭义中学“牺盟会”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发起了“学生抗日义勇军”，父亲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校长孙秉乾为代表的校方压制迫害，宣布组织义勇军活动为非法。张镐、父亲和数十名同学被校方开除。同年九月，学校军事教官周先生出面，由“牺盟会”组织其中十几个同学到曲沃县国民军官教导十团（敢死队前身）学习、军训，为抗日储备力量。
十月父亲前往岳母家，岳母是孝义下堡镇林家大院老大林瑞贞的嫡亲，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入驻林家大院，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干部，看到父亲一副学生的样子，主动与父亲攀谈起来，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尤其是强调当前民族危亡，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吸收一切力量参加抗日队伍，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参加八路军，他还了解了相王村的情况。之后这位干部又专程来到相王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村民参加八路军。十月，父亲在爷爷的支持下，加入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团，作为有文化的当地青年学生，被选派到工作团负责人袁光同志（江西人，红军时期入伍，文革前任总政治部军事检察院院长）身边工作，在孝义、平遥一带参与组建抗日游击队。不到两个月就组建了两个支队，每个支队有数百人，相王村等周边村子也有几十人参加了八路军。1937底父亲被选送到八路军总部的随营学校学习，1938年二月随营学校编入延安抗大四期，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堂弟王广胜以及汾阳中学数十名同学也于同期参加八路军，奔赴延安抗大和军医大学）。
父亲从抗大毕业后，先后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西北军区炮兵教导团，任青年干事、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政治处副主任、团副政委。在延安时期，系统接受了革命思想、军事理论教育，聆听过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和讲话，参加过延安整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0年被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授予青年模范奖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父亲亲历多次战斗，1939年参加彭城、天禧、长治数次战斗。1940年春参加太岳区、灵介地区，高家山、静神等战斗。同年十月在太行山反扫荡中，参加关家垴、董烟洞等战斗。当时日寇、伪军封锁的太行山地区，条件极为艰苦和危险，父亲作为基层指挥员，身先士卒，机智英勇，深入敌后完成了战斗任务。1945年冬，父亲与队长刘德福带领炮兵营参加绥南凉城、卓子山等战斗，尤其在攻打包头战役中，在左臂及腰部严重负伤的情况下，英勇顽强，不顾生命危险，指挥炮兵营完成任务。后因伤重，历时多日，被抬行数百里，九死一生才撤到后方医院。但因缺少药品，伤口不能愈合需要截肢，幸得三五八旅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独臂将军）关心，保全了肢体。
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于1950年带领西北军区炮兵教导团部分人员、装备，编入东北战车三师，历任炮兵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1952，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指挥所政治部主任，出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父亲亲临前线，与官兵同甘共苦，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年轻坦克部队经受了实战考验，战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战争结束，父亲也被朝鲜政府授予了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父亲在东北四平坦克三师任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正面临着军、兵种扩建，而建国后刚刚组建的装甲兵部队百废待兴，制定编制、培养干部和技术骨干、部队政治教育等工作十分繁忙。
1955年10月，父亲被选调进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系学习，同年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11月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军委装甲兵第二坦克学校工作，历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父亲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弘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队伍、组织工作的管理，深入教研究、学员队、保障连队蹲点调研，总结经验，为装甲兵院校建设呕心沥血。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制，被评定为副军（省）职、行政十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受到错误的批斗，职务被解除，家也被抄，马路上到处都是批斗标语、大字报，自家大门口还挂上打倒父亲的对联。逆境中父亲始终坚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和忠诚，坚持原则、捍卫真理，没做过一件违心的事。1969年的战备疏散，父亲与大批受审查的老干部、老教授到湖北襄樊装甲兵“五七”干校，任四队队长兼政委，1971年任干校校长兼政委。在极端严峻的政治环境和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父亲顶住各种压力，排除干扰，忍辱负重，发扬南泥湾精神，团结带领几千名干部家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边种地、边盖房，短时间内解决了住房、医疗、吃菜、家属就业、子女上学等大量问题。在十年动乱中，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老教授，为日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大批干部、教官重返工作岗位创造了条件，为我军装甲兵建设保留了骨干人才。
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后，父亲得以彻底平反，1975年调任石家庄军委装甲兵军政干校（原装甲兵学院）副政委。当时学校是新建，一穷二白，只有太行山下的一片河滩。为了尽快培养出装甲兵部队急需的指挥员，父亲与大家一起一边建设，一边选配干部、教官，一边组织开展教学，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一座现代化的装甲兵军事院校拔地而起。为日后扩大招生，加速培养一线部队军政人才奠定了基础。1978年父亲被任命为北京装甲兵技术学院政委，当时已年近六十。面对十年动乱对院校的破坏和文革遗留的大量问题，一方面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解放一批老教授和优秀教师，使他们重回教学一线岗位，另一方面筹划未来，面对国外装甲兵军事理论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大胆引进科技、教学人才，提升科研、教学水平，近五年的时间里，与班子成员和教职员工一同奋斗，弘扬抗大精神，强力推进学院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为之倾注大量心血。
1983年父亲离休后，依然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长期为中小学生、新入伍战士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担任学校义务辅导员，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虽已86岁高龄，仍坚持参加了央视台“南泥湾”大生产专题节目录制，还参加了“卢沟桥百名抗日将军石鼓园活动”，提笔书写爱国诗篇，与青少年一起为石鼓拓印碑文。父亲66岁开始研读中国老年书法大学，历时三年，先后出任军队系统老干部书法协会理事、会长，二十年来，创作书法作品数百份，数十次参加军地书画展，一些作品被有关单位和个人收藏，百寿图、百福图被订购出口到日本。父亲珍惜他的革命经历，经常向我们回顾他所经历的各大战役、历史事件和装甲兵院校建设等革命历程。对1952年自己作为志愿军代表团代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参加国庆宴会一事，视为毕生荣誉，将印有毛主席签名的请柬珍藏至今。父亲崇敬老一代革命家的工作风范，他对我们提及最多的是1949年夏天的事。当时父亲任西北军区炮兵教导团副政委，受团长委托，有工作需向当时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汇报。父亲星夜启程，于次日一早到达首长驻地。一路上他忐忑不安，唯恐首长政务繁忙没时间接见。而当父亲向秘书科科长说明来意后，住在隔壁的彭总立即把父亲请进屋共进早餐，早餐结束，所需汇报的问题也全解决了。父亲亲身感受到彭总的平易近人与实事求是、雷厉风行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他将这件事作为榜样，经常教育子女和部属要学习彭总谦和办事的工作效率和作风。父亲作为一名有着75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革命人生的信仰始终不变。在他心中党组织、国家、人民和人民军队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他向来把党和祖国看作是养育自己成长的伟大母亲，这种感恩的情怀造就了他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忠于祖国和人民，自觉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旗帜鲜明地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出生入死，不怕牺牲，勤奋工作，任劳任怨，胸怀坦荡，公道正派，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从严格意义上讲，父亲是中国近代革命史造就的一代新中国千百万革命先辈的缩影，是几代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价值观支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让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七律·追忆革命前辈王广德 ——读王亚非《我的父亲》有感
从戎弃笔战云浮， 真理追求马列修。
热血豪情诛日寇， 丹心壮志荡顽酋。
援朝报国忠魂献， 抗美捐躯义骨酬。
铁甲雄风歌一曲， 浩然正气贯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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