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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好歹附庸的是风雅， 比附庸别的，总还强一些。
昨天晚上，看到押沙龙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叫《忽然觉得余秋雨老师也挺好的》。 押司是我很喜欢的公号作者，四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文骂”了一下余老师，当时我还没开始写公众号，就是个纯读者。虽然心里不太同意，但也没说啥。 如今押司自己把观点改了，有朋友来问我我怎么看这事儿。我觉得现在我总算可以放胆说两句了—— 其实，我一直就是余秋雨老师的书迷，我一直觉得，这些年大家对余老师的笑骂有点过了。 
是的，从我读大学到如今，文化圈很多人都特别以读余秋雨为耻。你说你喜欢读余秋雨，就跟你预判中国队今年一定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样，属于典型的社会性自杀行为——还是先割腕、再吃氰化钾、最后跳楼的那种——包你死的透透透透的。但实际上，私下里，中国70后、80后、90后这三代人，但凡喜欢读点书的，很难说自己没受过余老师的影响。余秋雨老师的走红，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一个绕不开的文化现象。我老家书柜里到今天应该还放着余老师的全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你看，余老师真的是个讲究人，所有的散文集的题目都四个字四个字的，搞的跟成语一样精致。他似乎还没有掌握流量密码，不会给自己的文章起题目叫《一觉醒来，世界发生了这三件大事！》《千年一叹，中国的崛起，xx的陨落！》《借我一生，见证xx的伟大复兴！》……虽然有些文章里，他会稍微带点这种意思，但也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而已——余老师是个文化人，虽然他可能也知道那个情绪会让受众上瘾，但他总是（非常要脸的）控制了加这种情绪的剂量。这就像香水里加了一点微量的吲哚，淡到你不细品，几乎品不出来。或者说的更确切些，那年头能码字的人，总体都是比较要脸的，注重文章的品控。甭管思想达没达到王小波那个高度，就算要蹭爆点、贩卖情绪，充其量写个《中国可以说不》，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家里藏余老师这么多书，也不是我的功劳，那是我爸的功劳。严格意义上说我小时候粉余老师，是因为我爸是他的书粉。这倒并不是在自夸学工科的我爸多么“文青”，那个年头余老师实在是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余老师自己在他的某本书里讲过一个段子：说有一次，公安部门扫黄抓嫖，居然在一个三陪小姐的包里发现一本《文化苦旅》。把警察同志都惊着了，以为是女大学生不幸失足误入魔窟（那年头，大家还觉得大学生和这行当不可兼容），赶紧询问这位姑娘，说你是否有隐情。人家姑娘说：没啥隐情，她读《文化苦旅》，就是因为有些嫖客事前事后喜欢聊聊这个。为了能跟嫖客搭上话，为了提高业务能力，为了给用户更好的身心享受，更为了自己能卖上价，多挣些钱养家。于是小姐们不得不加强学习，读余老师的书。你看，余秋雨老师附庸风雅，嫖客附庸附庸风雅，小姐附庸附庸附庸风雅，这就是那年头的主流文化气氛。毕竟，三陪普遍学文人，总比文人普遍学三陪要好多了。余老师的文风其实影响了很多人。比如同样是写散文，余老师能跟做夹葡萄干的奶油蛋糕一样，在文章里夹叙夹议，精心穿插一些历史、文化段子，为自己想表达的主题服务。这个风格就特别影响我，我初中的时候最早开始模仿的写作风格就是余老师的。后来，我把余老师转述的段子都用完了，只好自己读一些深一点的书来“挖矿”，以挖掘些新段子来引用——是的，我最早接触的那批正经历史、文化书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我那时写文着实有点勤，不仅要应付老师的课堂作文，还要给女孩写情书（前女友是怎么教会我写文章的）。两种文章我都爱学余老师那么写。有一段时间，我都写魔怔了，跟人家姑娘搭讪，恨不得都一开口就说“啊，这千年的文化喟叹……”之类的。这个装逼素材的消耗速度，着实有点大了，不读书真心扛不住。比如我更偏爱欧洲历史，最初就是感觉到他那本《行者无疆》比其他几本写的都思路开阔。再比如，我小时候对上海一直很有好感，以至于后来大学都考那里去了。这也是因为余老师在他的书里动不动就夸一下他们阿拉上海——用今天的话说，余老师应该算第一代沪吹了。在我喜欢的作家中，肯公开承认自己文章曾受过余老师影响的人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张宏杰老师。记得他曾说过，他出道时写的那个《无处收留：吴三桂》，最早就是受了《文化苦旅》的启发，觉得自己也能写这种文章，且写的不差，才提笔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家老师，虽然嘴上不说、甚至不屑。但看他们一下笔写出的那文章就知道了，学养高下固然有别，但文风上恐怕多少也都受了些余老师的启发。所以不管怎么说，余老师确实是第一代走进公众视野的学者，而且还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位。他的写作方式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门，并告诉大家两件事：这就产生了正向激励效应，21世纪初中国文化市场的那波繁荣，一批文化学者能相继走红，应该记余老师的这份功劳。他开辟了那个市场，提高了受众的口味，为那波繁荣打了前站。今天你看一帮文青坐那儿吹逼，都是三句不离王小波，绝口不谈余秋雨。可是大家很少扪心自问一下，当年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不读余秋雨的话，能知道个屁？最终，又会有几个人真的能找本王小波的书来读？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对于那些让我们走上第一步、吃第一口饭的人，我们要常怀一份谢意——好歹，他指的是正道不是歧途，他领你进的餐馆不是茅厕。余秋雨后来在公众中形象转恶，我觉得主要是由于两件事。
第一，是他火了以后，有人质疑他在某特殊年代犯过的错误，质问他“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对这事儿的争吵，爆发于我还小的时候。那会儿风气是，大家都觉得，一个人，尤其是名人，若在那特殊年代如果疑似犯过什么错误，现如今却不公开忏悔，是一件不得了的罪过。可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想开了——不忏悔怎么了？没忏悔的人多了！余老师若真有那么段经历，没选择颠倒黑白，把它拿来当着旗子打，并热烈呼唤把相似的事情再来一次，已经比很多同样吃文字饭的人强不少了么。第二，就是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有受害灾民对震区房屋质量有疑问，想讨个说法。余老师一根筋没搭好，写了一篇《含泪劝告情愿灾民》，劝告灾民为大局“忍一忍”。结果犯了众怒，余老师从此几乎社死，绝迹江湖。可是我们今天重新看这档子事，会发现余老师那文章似乎写的也没那么过分——他虽然“劝告灾民”，好歹还是含泪的，说明是承认灾民的诉求合理合法的。你看现如今很多后浪，再论起这种事儿来是什么画风？直接说请愿的人都是“受了境外势力的煽动”，说为此为他们发声的人都是“行走的五十万”就完了。含什么泪啊？劝什么劝啊？相比那些后浪们，余老师真的奶义务、图森破、太温柔了。你看，当年批余老师批的最狠的某“新锐公知”，为他一句“含泪”就说余老师是“华语世界第一文氓”，多么大义凌然？可现如今的呢？别人就不喜欢看个短视频，他倒也不“含泪劝告观众喜欢二舅”，直接说“不喜欢二舅的，都是人民的敌人。”就结案了。若说“含泪”的余老师一是“华语世界第一文氓”，那这位又该怎么论呢？而说起这个“XX第一”，我就有一种看《笑傲江湖》的既视感。想当初东方不败在的时候，江湖上盛传他是“天下第一大魔头”，江湖豪杰，人人得而诛之——就是打不过，也要骂上几句，以达成江湖共识。等东方不败死了，任我行先生成了“天下第一”，大家又都怀念起东方教主——人家娘炮是娘炮了一点，但娘炮吃你家大米了么？好歹人家不残暴啊。再后来，连岳不群老师都摊牌了，大家才发现原来任教主身上也有萌点——任教主残暴是残暴了一点，但好歹残暴的很实诚。相比先教你做人、又带头自宫的“君子剑”，那还是很“感动江湖”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还是郭德纲说得好：全靠同行的衬托。当然，我这里要声明，我绝不认同说余秋雨老师跟现如今在顶流闹活的某些人是同行。余老师再怎么招人笑骂，好歹也是领着我们一起附庸风雅——虽然只是附庸吧，好歹附庸的是风雅，比附庸别的，还是要 强些。我怀念那个连三陪小姐也常带一本《文化苦旅》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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