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归来？——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棋局解析（3）

与沙特的霸权争夺

2011年以来，由于把中东变局视为谋取地区领导权的历史机遇，土耳其逐步超越“零问题”外交政策，开始推行激进的外交政策，逐渐凸显争当地区领袖的政治雄心。在外交实践中，土耳其的中东外交突出表现为在地区热点问题上谋求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发展模式上输出正义与发展党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在宗教领域追求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不仅表现出政策态度强硬的特征，而且多次采取积极主动甚至冒险性的行动，如土耳其对叙利亚危机的深度介入乃至军事干预、强力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坚定支持卡塔尔、强烈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巴以政策、坚定反对美国制裁伊朗以及执意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等，都极具激进性和进取性，并在此过程中与同样推行进取性、冒进性外交的地区大国沙特纷争迭起、龃龉不断。作为除美国之外受“9·11”事件影响最大的国家，沙特为了重塑伊斯兰教的形象和维护王室家族统治的长期稳定，对其外交理念、战略和行动均进行了较大调整。

在全球层面，沙特在巩固与美国战略联盟的同时，积极拓展同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在伊斯兰世界层面，沙特继续高举捍卫伊斯兰教合法性的旗帜，通过公共外交重塑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以巩固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实现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的有效平衡；在次地区层面，沙特强调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承担地区问题协调者的角色，力保地区均势与稳定，实现地区安全与国内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些变化显示了沙特外交战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能够抵御国际和区域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换取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但中东变局的发生、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崛起、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尤其是美沙盟友关系的紧张，都加剧了沙特国家政权的不安全感。因此，沙特一改以往维持稳定与平衡协调的外交策略，转而采取了更为主动甚至激进的措施，比如主动处理巴林问题、高调介入叙利亚危机、武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积极构建反恐联盟等。沙特强势的地区政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沙特决心对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果断采取行动。尤其在进入“萨勒曼时代”后，沙特不断强化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攻势外交，全方位强势介入地区热点问题，试图努力将自身打造成能够与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区强国。结果土耳其和沙特作为中东变局后该地区国际关系重组和地区秩序重构的重要参与者，均对本地区其他参与者实力的增长和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十分敏感。因此，土耳其与沙特在持续增强自身国家实力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地区事务的战略投入，双方的现实利益冲突和战略竞逐不断激化，使战略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

同时还需要看到，土耳其中东地缘三角战略的大棋局框架下，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有其特有的权力逻辑。如前文所述，土耳其与沙特在中东国际关系中从相对疏离到日益迫近的转变以及双方谋求地区领导权意愿的强化使双方围绕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日益凸显。但任何地区大国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不仅需要强烈的意愿，而且需要国家实力作为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物质性要素以及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对外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土耳其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国家力量的上升恰恰为双方展开竞逐提供了支撑，双方都具备了国际政治中“中等强国”的条件，而中东地区中等强国的竞争性逻辑和双方都推行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对外战略相结合，使双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话语权、地区宗教领导权、地区发展模式主导权的争夺既构成了双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内容，反过来又成为双方国力竞争的重要领域。中等强国是指拥有较强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国家类型，它在国际社会发挥着不同于大国又迥异于小国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埃及、伊朗和沙特都具备中等强国的现实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说，中等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倾向于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关系，寻求对各自都有利的总体利益，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合自强是中等强国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但是，在中等强国密集的中东地区，中东国际关系并未出现中等强国在地区事务中因奉行多边主义而走向相互协调、共同治理的模式，而是表现为传统强国与新兴强国围绕地区领导权进行全面竞争，这是中东地区主义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地区合作机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中东变局后土耳其与沙特围绕地区领导权的竞争仍是这种逻辑的延续。中东变局发生之际，也恰逢土耳其与沙特国家实力增长的关键时刻，双方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成员中仅有的两个中东国家，便是其在地区权力结构中拥有超过其他国家实力的体现。

在中东变局发生之际，土耳其和沙特是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两大地区经济强国，相对于其他深陷金融危机和中东剧变双重打击下的转型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沙特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活力和引领作用十分引人注目。2012年一项关于中东最强经济体的民众调查显示，26%的阿拉伯民众认为沙特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名列第一;土耳其以17%的支持率紧随其后，但人们多认为土耳其将很快超越沙特成为中东地区经济的引领者。土耳其和沙特也十分活跃，并积极塑造各自的软实力，土耳其主要通过与中东邻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发展旅游业等方式深度融入中东地区经济，沙特则更多通过经济援助展现其软实力。

在军事实力方面，土耳其和沙特均属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大国。2010年至2013年，中东地区的国防开支增长达39.8%，约占全球国防开支的11%，其中沙特和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军费支出最高的两个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11年土耳其与沙特的军费支出分别为173亿美元和485亿美元，均跻身世界前15名。从军事人员数量和武器现代化程度上看，土耳其是首屈一指的地区大国，但是沙特的军购投入远超土耳其。沙特是世界第二大武器贸易市场，仅次于印度，其进口武器占世界武器贸易的7%。

在中东变局爆发之际，土耳其和沙特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指标和地区影响力等软实力指标方面都日趋接近，这既是双方竞争地区领导权的物质基础，同时这种难分伯仲的国家实力对比本身也是刺激双方进行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这种力量对比结构与前文所述的双方竞逐地区领导权的意愿相结合，导致土耳其与沙特围绕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和博弈由此展开并不断加剧。地区大国能否将物质能力转换成为领导能力，主要取决于其他地区力量能否接受其政治理念、议程设置和制度安排，因此地区力量通常会通过塑造理念、政策和制度优势来塑造地区领导力。具体来说，土耳其与沙特地区领导权之争主要体现在双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话语权、地区宗教领导权和发展模式主导权的竞争。自土耳其外交向中东回归以来，争夺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便成为土耳其与沙特博弈的重点之一。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在该问题上的发言权也是中东大国是否拥有地区领导权的试金石。在阿拉伯世界，埃及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武器，掌握了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而沙特则在上世纪60年代末借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之机，以泛伊斯兰主义和经济援助为手段，提升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力。

对于外交向中东回归并意在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土耳其而言，其自然高度重视通过介入巴勒斯坦问题获得地区事务的话语权。埃尔多安政府不仅多次公开指责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占领国”，呼吁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不断展示对以色列的强硬，而且多次为巴内部的激进反以力量哈马斯提供经济支持和活动基地，以此塑造其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土耳其重返中东并高调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恰逢沙特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致力于塑造中东和平进程推动者的国际形象之际。事实上，伴随埃及对巴以问题影响力的下降，沙特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不断上升，其重要方式是通过向巴勒斯坦提供经济援助和提出巴以和平倡议展示其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沙特向巴勒斯坦提供了超过60亿美元(2000年至2018年)的援助，它所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及多次对巴内部(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冲突进行调停，都是其在巴以问题上巨大影响力的体现。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大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伊朗、土耳其两个地区大国先后在巴以问题上推行激进的反对以色列的政策，都对沙特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例如在内贾德任伊朗总统时期，伊朗在巴以关系上的立场十分激进，内贾德曾多次公开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等。在2007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选举胜利并取得对加沙的控制权后，伊朗向哈马斯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无独有偶，土耳其也与伊朗采取了类似的做法，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地带以后，土耳其曾邀请哈马斯领导人访问安卡拉；在2009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埃尔多安公开指责以色列犯有反人类罪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离场；2010年，因以色列袭击土耳其援助加沙地带的救援船“马尔马拉”号，土以关系急剧恶化并在此后长期龃龉不断。土耳其继伊朗之后在巴以问题上推行激进的反以政策，对沙特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构成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在近年来美国、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沙特与以色列走近的背景下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