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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归来?——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棋局解析「2」

 明日大雪飘啊 2022-08-10 发表于上海

混乱而无序,是当下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征,“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可谓全球无序的典型——动荡的中东呈现出大国竞争新常态,且正在孕育着新的地区格局。美国独步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步被打破,“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启大幕,美国作用的缺失和弱化带来巨大的权力真空,群雄逐鹿中东,“美退俄进”、“西退东进”、“一降两升”三大特征明显。中东正由单级向多极化加速演进。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中东的地区性强国,土耳其的地缘棋局自然值得细细揣摩。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地区大国博弈加剧,阿拉伯国家地位下降,伊朗、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不论是初期因积极推广“土耳其模式”而带来的光环效应,还是后期在大国之间闪转腾挪、积极大胆地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土耳其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在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卡塔尔断交危机等一系列地区热点事务中表现活跃,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角色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的中东外交不仅表现为政策态度上的强硬作风,也日益倾向于使用硬实力强势而为,积极主动甚至带有冒险性地塑造对本国有利的地区地缘环境,提升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力争成为正在转型的地区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甚或领导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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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土耳其的大棋局

近年来土耳其持续“回归中东”,战略重心加速向中东与伊斯兰世界转移,积极塑造大国地位,并将自身安全与中东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实行更为积极、更具风险性的外交政策。当下的土耳其将中东视为战略资产而非负担,加速了外交向中东回归的步伐。“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中东外交经历了从合作到冲突的转变,这也导致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政治模式、话语与实践的“再安全化”。从实践来看,土耳其的中东地区外交高调而积极,借助介入地区热点问题、设立海外军事基地、扩大安全合作等形式提升在中东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积极争夺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近年来,土耳其稳步扩大了在东地中海、海湾和红海-非洲之角这三个中东主要次区域的政治与军事存在,试图把海湾地区的卡塔尔、红海地区的索马里和苏丹等国打造成主要战略支点,将之前已经存在的与卡塔尔、哈马斯的非正式联盟“小三角”进一步拓展为涵盖东地中海、海湾和红海的“大三角”,正在形成本国特色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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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沙特在持续增强自身国家实力

首先,土耳其通过介入叙利亚内战、支持哈马斯增强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了在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和“回归中东”战略等因素的影响下,土耳其积极支持巴勒斯坦,特别是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不惜与曾经的地区盟友以色列多次交恶,不断展示对以色列强硬和巴勒斯坦代言人的形象,以此塑造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土耳其领导人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高调支持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人物,也是哈马斯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之一。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冲击,在埃尔多安的强烈呼吁下,2017年12月13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特别峰会,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联合声明。埃尔多安宣布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占领国”,呼吁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努力塑造伊斯兰国家领袖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焦点,加之涉及到本国切身利益的库尔德问题,土耳其一直保持对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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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人员数量和武器现代化程度上看,土耳其是首屈一指的地区大国

土耳其既与西方、逊尼派国家合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也与俄罗斯、伊朗形成务实合作联盟,同时也不惧单独开展军事行动,在保障本国安全这一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极力扩大在叙利亚这一事关中东地区格局走向问题上的话语权。2016年8月,土耳其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军事行动,控制了叙北部约2 000平方千米的地区,谋划建立“安全区”;2018年1月,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以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为打击目标,两个月后成功控制了该地区。当前库尔德问题已成为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的核心关切。阻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的崛起和影响外溢成为土耳其的主要目标,而扩大在叙利亚及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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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肆意地军事介入推动了地区热点问题的阵营化,明显提升了地区冲突的烈度

其次,土耳其通过与卡塔尔的政治、安全合作挤入海湾地区事务,成为沙特、伊朗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当前海湾地区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沙特与伊朗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对峙,随着伊朗及什叶派势力的上升,沙特一方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强,特别是2016年1月沙伊断交以来,两国及其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本没有在海湾直接插手、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但2017年6月5日爆发的卡塔尔断交危机给了土耳其新的契机。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与卡塔尔因为意识形态认知相通、共同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原因,结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被称为“两个半国家的联盟”。卡塔尔断交危机发生后,土耳其一方面积极参与危机调解,呼吁通过谈判而非制裁解决争端,另一方面明确支持卡塔尔,提升了与卡塔尔的政治安全合作。土耳其不仅通过空运对卡塔尔开展食品等物质援助,还宣布向卡塔尔的军事基地增派军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战略关系进一步提升。早在2012年,土耳其与卡塔尔就签署了军事训练协议,2015年两国正式签署了包含土耳其在卡塔尔驻军的军事合作协议。断交危机发生后,土耳其表示将尽快在卡塔尔部署本国军队,可能多达5 000人。2017年11月,土耳其还与伊朗、卡塔尔签署协议,将伊朗作为土耳其与卡塔尔两国的贸易中转国。土耳其的偏袒举动及其军事介入动作遭到沙特等国的反对,其与沙特、埃及等国的关系更趋紧张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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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土耳其基于谋求大国地位、争夺地区主导权、解决国内库尔德问题等多重目标四面出击

沙特等国对卡塔尔提出的终止制裁条件之一就是关闭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设施、终止两国军事合作,但土耳其并未理会,反而快速增派军队进驻卡塔尔,加剧了地区形势的紧张。再有,土耳其通过在索马里设立军事基地、与吉布提和苏丹提升安全合作快速增强了在红海与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一是计划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吉布提位于红海与非洲之角关键位置,迄今已有多国在此设有或有意设立军事基地。2017年12月19日,吉布提总统盖莱访问土耳其,宣布吉布提向土耳其开放部署军事基地,以保卫红海地区安全。如果最终实现,土耳其将成为第六个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的外部大国。二是与苏丹达成安全合作协议,并租借红海沿岸岛屿进行经济开发。2017年12月2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苏丹,两国达成一项军事协议,计划建立战略合作委员会,大幅提升两国安全合作。同时两国宣布达成土耳其租借苏丹红海沿岸的萨瓦金岛用于旅游开发的协议,土耳其计划投资重建该岛基础设施,振兴其旅游业,也将其作为土耳其、非洲等地穆斯林前往沙特朝觐的中转站,以复兴其历史地位。苏丹外长易卜拉欣·甘杜尔表示,土耳其和苏丹已签订军事与安全合作协定,以共同建设基础设施、为军舰和商船共同使用该港口提供法律保障。三是在索马里建成海外最大军事基地。2015年1月土耳其与索马里就签署了包括在首都摩加迪沙建立军事基地和培训军人等内容的安全合作协议,经过两年多的建设,2017年9月底军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土耳其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提升了其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土耳其成为继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之后少数在非洲拥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并结合经济援建、军队培训快速提升了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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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积极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对地区事务的持续参与,而积极外交也成为“土耳其模式”和“新土耳其”的三大支柱之一,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是其近年来积极外交的延续,土耳其希望借此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目的。首先,通过在东地中海、波斯湾、红海-非洲之角这三大关键区域增强军事存在,提升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领导力。近年来,土耳其借助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力量不同程度受到削弱的机会,推动地区战略格局重组,努力推进其地缘位置和战略身份从边缘外围向区域中心的跨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希望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虽然屡屡受挫,但依然不愿放弃这一抱负。在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期间,埃尔多安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表现强硬,积极与沙特、埃及等其他中东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土耳其的地缘三角战略蕴含着开拓介入地区事务新阵地、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战略意图,通过在三大核心次区域打造战略支点,为在中东发挥影响力、争夺地区领导权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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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需要看到。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外交政策与行动明显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推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此也毫不隐晦。通过在中东地区热点事务中的积极作为和对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再发现”构建土耳其的世界大国地位。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后提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曾经统治的中东地区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历史荣光。“新奥斯曼主义”着眼于重新发现土耳其的帝国遗产和在国内取得对土耳其多元化而非单一的西方化身份的新共识,以拓展土耳其的地缘战略视野。从历史来看,东地中海地区曾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波斯湾、红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也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和势力范围,土耳其对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的关注,都可以从中找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子。最后,将前沿军事存在作为维护土耳其国家安全利益、辐射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桥头堡”。“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变动远远超出了土耳其的预期,对其国内安全形势与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土耳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其国家安全甚至领土完整受到巨大挑战。土耳其希望通过扩大防务合作和军事存在,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卡塔尔、苏丹和索马里等地打造为在东地中海、波斯湾、红海三大关键区域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支点和前哨阵地,既可以有力地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可以将影响力拓展至整个中东甚至是非洲,提升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博弈筹码,拓展国际影响力。

与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土耳其中东地缘三角战略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常常为人所忽视,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2018年10月2日,沙特阿拉伯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失踪”,该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使土耳其和沙特关系陷入矛盾对抗的僵局。事实上,土耳其和沙特围绕“卡舒吉事件”的博弈只是中东变局以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一个插曲,双方围绕埃及“穆兄会”的复杂博弈和卡塔尔断交危机的尖锐斗争均表明矛盾对抗已成为双方关系的主要特征。沙特与土耳其同为美国的地区盟友,长期以来虽然双方关系并不亲密,但也基本保持相安无事,而近年来双方关系却日趋紧张,其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 国家实力的变迁与国际环境的改变是国家制定和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的主要依据。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地区格局逐渐瓦解,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实用主义迅速上升,追求自身利益和地区主导权成为地区大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与沙特的外交战略定位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各自追求地区大国的国家定位使双方战略竞争的交集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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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焦点

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致力于成为地区强国,力图将其影响力投射到邻近地区乃至全球,进而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极。为此,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改变了以往单维度、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多维度、多方向(西方、中东、中亚等) 的战略运筹转变,努力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平衡,力图成为世界政治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和中心国家,其外交政策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土耳其的“战略深度”具有丰富内涵,包括多边主义战略、积极行动主义和有节奏外交等,其中对邻国的“零问题政策”(即不与任何邻国发生冲突) 被视为实现土耳其地区战略的重点。埃尔多安的原外交顾问、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曾指出:“只有利用相邻的战略深度,与伊斯兰邻国发展更好的关系,土耳其才能再次成为政治强国。”因此,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土耳其以积极参与取代消极中立,从旁观者变为调停者,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软实力手段从整体上改善了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为土耳其创造了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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