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生于贫瘠的土地，却拥有丰盈饱满的灵魂。  谁也想不到，一位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农妇，会因一袭话震撼全国。 甚至，因此改变别人的人生。 2001年。 刘小样身穿一件红色呢子外套。 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接受央视节目《半边天》的采访。  主持人问她：“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她顿了下。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 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 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 我不接受这个。 说这段话时，她泪光泫然，几度哽咽。 这一刻的倾诉，实在等太久了。 过去的三十余年内，她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人生经历，与其他农妇并无二异。 早早地嫁人、生娃、相夫教子。 终日在斗室里洗衣做饭，一遍遍嚼着寡淡温吞的人生。 如此生活三十年……  没有人看见她的内心。 也没有人愿意拨开生活的表层，触摸她的灵魂。 哪怕她的灵魂，炽热而滚烫。  如果把2001年的这场倾诉，当成她的觉醒。 那在觉醒之前，更多的是不甘与挣扎。 她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兴平村。 初二时被迫辍学。 1991年，她23岁。 认识了隔壁村，一个叫王树生的男人。俩人经媒妁之言结婚。  虽说是媒妁之言，但她是满意的。 她好读书。 王树生的爷爷，曾是私塾先生。 家中祖宅的门楣上，刻着四个大字——“耕读传家”。 嫁到一个读书人家，倒也是一种慰藉。  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王树生是个勤快人。 务实忠厚，常年在外连轴忙碌。 很快便攒下一笔钱。盖了房。买了彩电。 左邻右舍艳羡不已。  一年四季，刘小样只需干2个月的农活。 剩下10个月，都赋闲在家。 生活看似还不错。 一方院、三餐足。饱食暖衣。 可没问题，恰恰等于“有问题”。 就像她说的，“一切，太平了。” 平得不对劲，平得可怕。  居住的地方，离娘家仅5公里。 而她，永远在做饭。 “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田垄一望无际，却感觉四面皆墙。 精神层面的赤贫，让她痛苦。 她想要的，是知识，是跃过这个“圈”，绝非困在方寸之地，甘之如饴。 出走之心，开始萌芽。 后来，王树生带她去了一次西安。 钟楼下人头攒动，车马往来不绝。城市的霓虹灯在眸中跳跃，照得她的脸颊滚烫发红。 那感觉，亦真亦幻。 美好。但也残忍。 她说，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从家到西安往返的路费，明明只需要9块钱，但条路看得见，却摸不着。 她失声痛哭，近乎崩溃。 回到家后，出走的欲望越甚。 蠢蠢欲动着，日日翻腾着。 可，这种欲望在这片土地上，太不合时宜。 村里的人，都认为农妇就该洗衣做饭。 不能有思想。更不能有自我意识。 在这种无形的“规矩”之下，她只能深埋那份热切，任由它翻腾。 转而用一种极为隐晦的方式继续抗争—— 她抄古诗。 在便利贴上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她看电视。 把《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当做书来读。 她听书。 学收音机里的普通话。听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 她穿红色的衣服。 因为红色代表鲜活，代表热烈，代表生命力。 每个行为，都在悄然抗争。 就这样。 她小心翼翼地戴着镣铐做梦，维持了很多年。 又是一年秋。 落叶满地，萧瑟一片。 她立野眺望，倍感荒凉。心想：人生就该如此了吗？儿女已经上小学了，难道不该追寻些什么？ 内心争斗几个回合之后，她终于觉醒。 回到家，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了一封信。 然后，骑了十里地的自行车到县城将信寄出。 这封信，震撼了《半边天》的节目组。 信里，刘小样说：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 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 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这里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这里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它太平了。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些饱蘸自由意志的文字，出自一个农妇之手。 他们想深挖这个女性背后的故事。 很快，节目组扛着摄像机，找到了刘小样。 刘小样却生出了退意，一逃再逃。 她说：“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异类，在农村，心思不放在家里，整天想入非非，这可不是好女人该干的事。” 没办法。 主持人张越只好在与她同吃住，试图建立信任感。 三天后，采访正式开始。 刘小样与张越面对面交谈，将自己一层层剥离开来。 对话中，张越察觉到了刘小样内心的隐痛。 对此，刘小样却说：“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 “痛苦只是一种蜕变，生活就是要不停地蜕变，它才能前进，才能有力量。” “人向往的时候，眼睛里会有光泽。” “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坐她对面的张越震撼了。 与她同床共枕十几年的王树生，也震撼了。 他从不知道，原来妻子的灵魂是如此丰盈。 节目录完后，刘小样抱着张越哭了很久。 “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 是的。 节目组没有到来之前，她是孤独的。 如池中鱼，笼中鸟。 蜷卧在乡村一隅，日日经历思想鏖战。 好在，这样的煎熬并没有一直持续。 节目播出后，全国上下为之震惊。 她的话，像是一记猛锤，击中了电视机前的无数个“刘小样”。 她们暗自笃定，要走出大山，到更广袤的天地去。 其中，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孩，被她影响终生。 她在听了刘小样的话后，努力读书，出国留学，在欧洲做了一名纪录片导演。 而刘小样自己，也开始了她的出走与突围。 她开始帮邻居种田，体验上班的感觉。 2006年，又去县城商业街做售货员。 学做账。学搭配。 那是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走”。 可，好景不长。 两年之后，商场倒闭。 再之后，她坐上绿皮火车去了贵州。 依旧不顺利。 干了没多久，便折返当地县城，在一个小学当起了生活老师。 期间，她坚持每日读书看报，不停地汲取知识。 两年后，儿女考上了大学。 相夫教子的任务终于完成，她开启第三次“出走”。 43岁的她，前往江苏昆山。 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了份厨师的工作。 她虽然跨越山海，去向了远方。 心，却始终没有觅得归处。 工友们不懂她。 她和谁都聊不到一起。孤独感与日俱增。 2011年年底。 在家人的劝说下，她无奈返乡。 离开前，专程去了趟昆山市立图书馆。 在那里，默默完成告别。 三次突围的失败。 把她的不甘，彻底连根剪断。 她终日怨怼，自我怀疑。 为何自己始终平静不下来？ 为何自己无法拥抱这片土地？ 她怀疑自己病了。 2016年，她到西安一家心理医院看病。 治病期间，婆婆病倒。她回到家，照顾婆婆的衣食起居。 自此，不再蠢蠢欲动。 烧了以前写的文字。 收起了王小波、鲁迅、毕淑敏的书。 像是要扼杀掉那个曾“清醒着做梦”的自己。 从前，她讨厌村里那些，每天竖着耳朵等待是非的老妪们。 现在，她尝试接受。 从前，她看电影只愿去电影院，她认为那样有仪式感。 现在，她不再“苛刻”。 她开始打麻将。 开始承认自我局限，拥抱脚下那片土地。 并用莫言书里“晚熟的人”来自嘲。 她说：“接受吧。如果我还年轻，早就待不住了。可我老了，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我必须待着。” 是啊。 她踮着脚去够了，够不到。 “内心的充盈”与“生活的贫瘠”两者之间的对冲，给她带去太多痛苦。 她只能极力稀释，让一切如昨，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劳碌半生，几经辗转。 如今看来，似是大梦一场。 她终究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 安分守己，按部就班。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 那只与无性、无智、无趣为敌，跨过沉沦的一切向平庸开战的猪，在叛逃之后，长出了锋利的獠牙。 莱辛笔下的家庭主妇凯特·布朗，在出走之后，又折返了家庭。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刘小样。 格子间的女孩。厨房里的母亲….. 她们出走之后的结果，无非以上两种。 但绝大多数，属于后者。 这群人心中都住着一座巴别塔。 囿于现实，无法完全漠视生活的设置。这才是“刘小样们”的集体困境。 回到刘小样本身。 没能走出关中平原，就等于被现实放倒了吗？ 答案绝不是肯定的。 2019年。 刘小样的婆婆离世。 从那时起，她开始种花。 在前院和后院，种满了雏菊、月季、郁金香、鸡冠花...... 朵朵娇艳。雨摧不凋。 小小的庭院，是她的理想国。 在那里，她不被形塑，不怕桎梏。悄悄叛逆，自由生长。 2021年，她接受采访。 有人问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悲剧吗。 她淡然回答。 算悲壮吧。 毕竟，悲壮这词，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是的。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三次突围，三次失足。 刘小样的出走，还在继续。 庭院里的那一抹红，也不会荼靡。 它会一直对抗干瘪与枯槁，荒芜与庸常。 会一直灿烂地开，向远方开。千里奔袭，直至燎原。 参考资料： 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aGLE93s5vgyWDletOnmqRQ 半边天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582773/?dt_dapp=1 PS： 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在此公布一下我的私人微信，欢迎大家前来。👇 可能无法天天聊天 但我还是期望你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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