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郑举人“功德碑”的发现与考证

平凉郑举人“功德碑”的发现与考证

景颢

---

       2010年4月的一天，在平凉城宝塔梁东湖附近，平凉职业技术学院正在修建的一个工地上，突然挖出来一块硕大的石碑。第一时间将这块碑拿到手的不是市区的文物部门，而是消息灵通的文物贩子。私下里一条消息在坊间不胫而走，说三角城有一块碑要出售，有“好事者”将消息传给了当时在崆峒区交通局区乡公路管理站工作的郑曙青，说三角城有你们老郑家的一块碑正要出手，你要不要去看看？

老年时期的郑濬。

　　郑曙青去了，见到了这块碑，仔细一辨认，居然是民国年间平凉的绅商为他的曾祖——“郑举人”立的功德碑。

　　当时，石碑已几经转手，持碑人要价5000元。郑曙青那年整60岁，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一个普通的职工，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还真有点困难。后来，他说明了他与这块碑子的渊源，也表明了自己要收藏这块石碑的诚意，经过再三的讨价还价，最后以2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石碑。

　　当时，他曾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将这块碑树起来，却始终找不到。无奈之下，他找了一辆车，将碑子拉回到草峰原自己的老家。此后，这块石碑就静悄悄地躺在他家的老院子里，一放就是十多年。

　　2022年5月7日，我们几个朋友和平凉年轻的金石拓片专家张钦中一道，慕名前往郑举人的故乡——崆峒区草峰镇夏寨村郑家洼社。在郑曙青老家的院子里，在人们的围观中，张钦中手法熟练地刷碑、洗碑，覆盖宣纸，用蘸了白芨水的毛刷优雅地敲打，然后用手轻轻地测试宣纸的干湿。他左手托一只带墨的拓包，右手执另一只拓包，匀上墨后在纸面上轻轻地扑打，立时，碑阳几行刚劲挺拔的楷书出现在人们面前，碑首书“大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榖旦”，正中书“特授二等大绶嘉禾章故甘肃民政厅厅长清光绪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四川候补直隶州州同乡贤郑文惠公碑”（阙“恩”后22字），左下缀书“邑绅商”，附人名六列60名（有阙）。

　　这就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平凉士绅和商界，为平凉历史上最后一位举人郑濬（jùn）敬立的功德碑，距今已有整整80年。

树立功德碑的缘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记功载德或颂扬政绩的碑通称功德碑。

　　功德碑与墓碑不同，一是立碑时间不同，墓碑必须是碑主去世后才能树立，而树立功德碑，既可在碑主生前，也可在碑主逝后；二是内容有异，功德碑可以是对碑主一生事迹的记载和褒奖，也可以是针对碑主所做的某一事的记载和褒奖，而墓碑一般则是对碑主一生功绩的总体评述和最终表彰；三是规格不同，功德碑只有为当地社会和民众做出贡献并享有崇高声望的人才配享有，而墓碑则是一般的普通人都可树立；四是立碑人的身份不同，墓碑一般是墓主的儿孙或后代为先祖树立，而功德碑立碑者一般是邑人或族人；五是立碑地点不同，墓碑只能立在坟墓前，而功德碑的树立则不受地点的限制，一般是树立在大型建筑物前、城乡十字路旁等相对显眼的位置，目的是为了人人可见，起到昭示和宣扬的作用。

　　总体来说，功德碑的特点是内容具有典型性，形式具有个案性。立碑的意义，对于碑主来说是褒奖和颂扬，对于当时和后人则是楷模和榜样。在历史上，由于传统书写工具（如纸张、竹简、木椟等）不易保存，而石头则千年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因而勒石镌刻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为那些有功于当时当地的人们树立功德碑，更是功德无量，历代官民无不高度重视，乐此不疲。

　　现在存世的功德碑，最早出现于东汉年间，其中的大多数都已成为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为后世习字的书家所珍重。其中《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距今已1860多年，是现存时间最早的功德碑。碑文赞颂鲁相韩敕豁免孔子的母亲颜氏和孔子的妻子亓官（复姓）氏家族后人的差役，制造孔庙祭祀用的礼器和修饰孔庙的功绩。

　　此后，功德碑的刻立比较普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截止民国以前，各朝各代都有，比如地方主官或地方名流士绅出资为地方修路架桥，或者是做了一件好事，人们为了感念，都可为之树立功德碑。

“郑举人”的坎坷人生

　　清同治十年（1871年）腊月十二日，郑濬生于平凉北部原区草峰原郑家洼潘杨涧南岸，一条南北走向坐西向东的沟壑边的土窑洞里。这一年，陕甘地区持续十年之久的动乱刚刚平息，陇东地区的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十室九空，一片萧条。

草峰原上郑家窑洞老宅。

　　地处庆阳与平凉交界处的郑家洼，背靠平凉境内的草峰原，与庆阳镇原的新城原隔潘杨涧河相望，为了汲水方便，他的父辈就和当地百姓一样，在临近潘杨涧沟谷的半山上，挖掘出了几孔窑洞。为了躲避匪患，还在靠南窑洞上方的半崖上，挖出了一孔悬在半空的窑洞，当地人称高窑。郑家是当地的大户，虽然生活困苦，但他的祖辈父辈们忠厚善良，用勤劳的双手在瘠薄的土地上终年劳作，养活了一大家人。他的父亲兄弟三人，父亲排行第二，所生郑濬兄弟五人，郑濬为家中长子。虽然家中贫困，但父亲仍然把全部的家庭生活重担独力承担，供郑濬去私塾读书。

郑濬青少年时期读书的高窑。

　　为了替父母分担生活压力，郑濬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母耕种放牧。那孔高出地面五六米的高窑，就是他的专用书房，里面有炕，有独立的门窗，采光条件好。每天他都在里面背诵四书五经。母亲心疼他，每次做好了饭都亲自给他送上去，而他专心读书，心无二用，竟然将墨汁当作蜂蜜蘸着吃。

　　14岁时，郑濬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平凉柳湖书院。他体谅父母的难处，无钱上灶，就自己搭灶做饭。他天资聪慧，诗词文章常常得到师长和同学的好评。4年后，他参加了第一次乡试，未能得中，于是他回到家乡，在私塾里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读书。又经过几年时间的精心准备，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庚子—辛丑”科并科开考，郑濬远赴兰州参加乡试，以一篇《政在养民义（议）》的美文，考取第10名举人。这一年，郑濬30岁，他不知道，其时的社会大变局即将到来，他参加的是清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而他也成为平凉历史上最后一位举人。

　　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给普通人的命运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生于清末的郑濬刚好就赶上了这样的变局。他中举后，按照惯例一直处于候补状态。期间，他一面在柳湖书院教书，一面于1908年编撰成《平凉县志》2册。直到1910年，他才被任命为四川直隶州州同。州同是清代知州的佐官，为六品官。就在他千里迢迢远赴四川上任不久，即逢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瞬间土崩瓦解，于是他返回故乡。

　　很快，革命的潮流席卷全国，郑濬随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11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郑濬出任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平凉分部部长。同年年底，平凉县议会成立，郑濬被推选为议长。第二年夏，郑濬出任甘肃省议会秘书长，兼任国民党甘肃省支部创办的《大河日报》总编。其时的甘肃形势十分复杂，清廷遗老在甘肃的势力还很顽固，辛亥革命爆发时，主持甘肃军政的是长庚、升允。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清廷退位诏书到达兰州，长庚、升允不仅拒不承认共和，秘密扣留清廷的退位诏书，不向社会公布，还命令固原提督张行志率部向陕西咸阳进攻，导致甘肃成为民国成立时，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共和建立的省份。3月15日，赵惟熙署理甘肃总督。1913年2月，改甘肃布政使司为甘肃行政公署，赵惟熙兼甘肃省民政长；督甘期间，以赵惟熙为首的旧官吏和立宪派，为了阻止军界学界“自举都督”，最终酿成暴动，他又以武力进行镇压，在全省上下一致的反对声中，他于5月离职而去，改由张炳华护理甘肃都督兼民政长。

　　张炳华与赵惟熙一样愚顽不化，其贪腐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职期间大肆鬻官卖爵，不断排除异己，还利用甘肃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蓄意挑拨回汉关系，欺压人民。对张炳华的这些丑恶行径，郑濬在报纸上撰文，大胆予以揭露。张恼羞成怒，密令便衣乘夜间利用尾随恐吓等手段，对其进行威胁，郑濬不畏强暴，依然对其口诛笔伐，联合社会各界进行倒张活动。郑濬大义凛然的义举深得各界人士称赞，但却不为当局所容。同年年底，郑濬即被甘肃省教育司任命为省立第二中学（今平凉一中）首任校长，回到平凉。郑濬到任后，积极顺应新形势，施行新学制，将中学修业时间定为4年，聘用德高望重者任教职，多方筹集资金修补校舍。1914年，柳湖书院遭遇兵匪侵扰，郑濬多方周旋，将校址迁徙至旧考院，即今人民广场原平凉一中校址，为师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

　　民国初立，新政施行，百废待兴，政府急需人才。1915年底，郑濬被任命为环县知事。环县地处陇东的最北部，与陕北和宁夏交界，北倚沙漠，地广人稀，耕作条件差，由于地瘠导致民贫。加之地处偏远，经常有土匪出没，为害百姓。郑濬到任后，设计将匪首郑青山诱捕，为民除去祸害，县境得以安宁。其在任时，环县遭遇大旱，老百姓饥饿难当，在这生死关头，郑濬下令将官仓中所存粮食全部拿出，用于救济饥民，当时他的同僚都劝他先给上面报告后再行放粮，但他认为如果按老规矩办事，百姓就会饿死。于是先放粮，后上报，百姓因此得以活命。他的善行义举，深得环县百姓称赞。他任职三年期满离任时，环县的老百姓制作万民伞，夹道欢送。同时还为他刻立功德碑，对他为民爱民的事迹多所褒颂。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郑濬当选为甘肃省参议员，到北京参加选举，时逢曹琨贿选，郑濬不为所动，拒收贿银。此后，郑濬又先后出任甘肃烟酒总办兼甘肃银行行长、甘凉道尹、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务，这些职务全都是有职有权的实缺和肥缺，但郑濬从不以公谋私，廉洁奉公，颇有好官声。

　　作为当官者，郑濬一心为公，爱民恤民，心地善良，晚年受戒皈依佛门，虔诚修善。受他的影响，当时平凉城中佛教信徒陡增，曾一度出现了“佛化平凉”的盛况。

　　作为读书人，郑濬非常关心和关注故乡平凉。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郑濬就与王安民联手，开始编撰《平凉县志》4卷2册，书成后因故未能印刷，手稿现存甘肃省图书馆。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已至暮年的郑濬受聘为总纂，他的学生朱离明为副总?，开始续编《平凉县志》。这次编纂历时7年，至1939年郑濬去世时还未完成，直到1944年，这部4卷2册的《民国平凉县志》才最终由陇东日报社铅印出版。

　　作为平凉人，他一生不忘家乡，晚年一直居住在平凉城过店街的一个简陋小巷，一生简朴，本色为人。他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简葬于平凉城东宝塔梁之南三角城的台地上。他的处事为人深得家乡人民的好评，平凉人为了纪念他，将他居住的小巷称之为“举人巷”，延用至今。

平凉绅商为郑濬刻立“功德碑”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原大战突起，甘肃境内各色草寇、民团四起称雄，攻城掠地，战乱不休。人祸又逢天灾，这一年，关中地区遭遇大旱，旱情波及陇东，流民四处奔走，兵匪四起，饥贫交加，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为了救人性命，郑濬亲自筹集粮食，以平价向饥民出售，每人每次限一斗，因缺钱而买不起一升粮者，常常给补足一升。为了让真正的饥民得到救助，他筹资购买油渣，免费向饥民发放，自己整日端坐现场，监督执行，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1930年春，冯玉祥驻平凉部队奉命东调，临走时向平凉民众强行摊派军费20万元，引起百姓强烈不满。苛捐杂税激增，民团土匪横行，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驻守平凉城的是甘肃省第二区行政长兼平凉县长杨承基，其所属警卫队不足千人，看到城防空虚，平凉周围的三股土匪对平凉城虎视眈眈，固原的惠彦清集结于平凉北原畔，泾源的吴发荣逼近城外的北砂石滩，隆德的王德福占据颉河川，他们步步进逼，平凉城随时都有可能被攻陷。危急时刻，平凉县长杨承基亲自写信，委托当时赋闲在家的郑濬和平凉商会会长吴九如，亲自带信前往庆阳，延请当时驻军庆阳的陈珪璋，以解平凉之围。陈珪璋受邀6月6日带兵进驻平凉，平凉周围的三股土匪见状作鸟兽散，平凉免遭屠城之难。

“功德碑”碑阳。

“功德碑”碑阴。

　　正是为了感念郑濬救民于水火的功德，褒奖他为官期间爱民护民的善行义举，1942年，在他去世三年后，平凉的士绅和商家自愿出资，为他刻立了一块体积硕大的功德碑，碑身高约2.2米，宽74厘米，厚20厘米，加上碑头、碑座，全碑高约4米以上，树立在平凉城东宝塔梁东侧的暖泉旁。由曾任镇原县长的朱离明（平凉索罗人）亲自执笔，撰写碑文。碑文全文1995字，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详尽的描述，对他的人品官声有崇高的评价。遗憾的是，2010年这块碑子被发现时，只残存上半部146厘米，仅存1300字，约为整个碑文的三分之二左右。但即使如此，所剩残碑的碑阳称谓清楚，碑阴正文字迹清晰，书写规范，镌刻俊秀，堪称碑中精品。

“郑举人”的身后事

　　郑濬弟兄共5人，他中举后，在平凉城过店街购得一处院落，将小自己21岁的五弟郑济带在身边，供其读书，郑济也是学有所成，后曾任景泰县长。

　　郑濬身后无子，后来由家门户族商量，将他二弟郑源的儿子郑鼎枢过继给他，以承继门户。1926年，郑鼎枢在黄浦军校上学的兄长郑伯庸回故乡探亲，郑鼎枢再三央求兄长带他一同走。其时，他结婚刚一年，妻子有孕在身，因而兄长和家人都不答应。但郑伯庸前脚刚走，郑鼎枢随后即瞒着家人去了广州，此后便不知所踪，有说去了南京的，有说出家于峨嵋山的，还有说去了印度的，但从此即杳无音信，再未回原籍。鼎枢走后40天，1926年10月29日，他的儿子出生，一听到接生婆说生的是男孩时，郑濬连说“妙哉！妙哉！”遂为之取乳名妙娃。郑濬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孙，按五行测算，妙娃命中缺水缺木，便亲自为之取名淼森，字林泉。林泉小时，郑濬亲自为其点拨学业，同时还延请了一位老儒为之授课。林泉天资聪慧，一点即通，写字、作文样样优秀。8岁时，郑濬带他去南海朝拜，受印光法师摩顶皈依佛门，法名福周。

　　林泉曾先后就读于平凉中山街小学和平凉中学，1952年经郑濬的学生杨子恒（时任甘肃省交通厅长）推荐，曾先后到兰州银行、省石油公司工作；1958年回平凉后，又先后在平凉县火硝厂、县工艺美术厂、崆峒螺钉厂工作；1966年被下放回原籍劳动改造，举家遂迁徙回草峰原郑家洼老宅，平凉城中举人巷院落被收归公有。1978年落实政策后予以平反。居家劳动期间，他自学中医，1983年考取赤脚医生证，悬壶济世，为乡邻看病。受祖父影响，他一心向佛，乐善好施，深得乡民好评。

　　郑淼森育有四子二女，长子郑曙青生于1951年，早年居住于举人巷的祖屋，曾在平凉市交通局工作，2011年退休。次子郑晓青，生于1957年，曾先后任教于华亭矿务局杨家沟煤矿子弟学校、华亭二中等。三子郑晖青，生于1960年，曾在崆峒区粮食系统工作。四子郑暄青，生于1973年，1991年参军，退伍后现在新疆工作。长女郑娴青、次女郑媛青均生于60年代，曾在原平凉市属企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