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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年前，新中国第一个省级工商联组织——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了； 七十一年来，天津市工商联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原工商业者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砥砺奋进、不断前行，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21年5月24日起，“城市记忆故事”为您讲述《商界贤达录》，共同打开这幅71年的历史画卷。回顾这段峥嵘岁月。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21） 王光英与天津工商联 昨天我们说到，天津市工商联是在1950年4月29号成立的，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省级工商联组织。首任主任委员是李烛尘先生。王光英是天津工商联首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是由李烛尘等天津工商界著名人士推荐并征得党组织同意，但不是由中共或政府任命的。那么王光英都为工商联做过些什么呢？  王光英解放前在天津充其量只是个中小资本家，年纪也轻。之所以选中他，和他是刘少奇的亲戚关系不无关系，是由于他家庭的红色基因。李烛尘用人不拘一格，也审时度势，王光英家世和共产党关系很深，他也是王家唯一的资本家，选取他任秘书长一职是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的。而且，王光英的才干为李烛尘所赏识，因为他和李烛尘的专业也是化学，所以对于王光英是比较了解的。这样，尤其是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以后，王光英具备政治条件也具备个人才干，是最合适的人选。
▲李烛尘 王光英对于他当秘书长的这段经历也说过一段话，他说：“烛老与我，以年龄计，是我的长辈。从工商界言，是忘年交。我作为工商联的秘书长，按照党与民族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的要求，必须在党与工商界之间起桥梁作用。凡属工商界的事，我必须事事向烛老请示，尊重他的意见。这是因为天津工商界的事都需要他带头，起表率作用。当时我认为党要在工商界团结李烛尘，就像京剧界要团结梅兰芳、程砚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50年4月29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市民政局礼堂举行。 王光英还说：“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是三北（即华北、东北、西北）的商业枢纽，开国之初，它的煤矿、化工、毛纺等工业，可称全国之冠。抗战胜利后，进出口业（华商私营部分）甚至超过了上海。我是个初出茅庐的中小厂商，能当上这个大城市工商联的秘书长，要不是有刘少奇的关系，是难以设想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少奇同志确实给了我一个机遇。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我与工商界的关系不会像后来那么密切。可能我不会当市工商联秘书长，而是去发展相关的企业。这样，我以后的经历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了。”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天津市工商联成立还只有一个多月。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抗美援朝是势在必行的。
当时的工商界，也存在着崇美、亲美和恐美思想，害怕抗美援朝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害怕类似日本广岛、长崎的美国原子弹会投到中国。而且也有人认为，共产党军事行，政治行，但是搞经济不行，共产党不会做生意。尽管毛泽东在开国之前，就写文章宣布，我们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外国做生意，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我国在美国的资金，禁止美国船驶入美国，封锁中国，眼看生意做不成了，而工商界还是希望能与美国做生意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进出口业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 作为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是直接了解工商界的这些是思想表现的，他必须思索，怎样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合情合理的解决这些矛盾。 王光英把当时的天津工商业者，大体上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没有忘记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历史。他们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备受帝国主义侵略资本的排挤、压迫和摧残有切肤之痛，对民族资本在抗战时期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破坏记忆犹新，他们与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制作过长期的斗争和竞争，因而比较能理解美军越过三八线悍然来犯的真实意图，对抗美援朝报有拥护的姿态。这一类人不多，然而他们是对发展民族工商业有过历史功绩，是真正的爱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 第二类是一般的工商业者。他们也是爱国的，但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没有前辈们那么清楚。在爱国反帝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体验上也不像前辈们那么丰富和深刻。但是，毕竟他们吃过帝国主义的苦头，知道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资本手段的凶恶。不过，他们本来是资本家，因而在美国登陆仁川后，那种亲美、崇美和恐美德思想就发作起来，比以前更加动摇了。这一类人是大多数，然而他们是“可塑”的一群人。只要思想教育工作跟上上做得好，他们是会站到人民一边拥护抗美援朝的。 第三类人情况比较复杂。这一类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原来的外国洋行或银行的买办。他们的亲美思想根深蒂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他们又是一群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物。二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进出口商。抗战胜利后，美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的土特产出口也有所增加。这类工商业者，虽然在外国老板那里得到过好处，发过财，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他们在外国老板的鼻息下讨生活，为了赚钱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商人是貌合神离的，因此也有可能争取他们站到反帝爱国这一边来。 当时，王光英有两个想法，一，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非常紧急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一一去做思想工作，而应该是全面发动宣传，这样才能及时，才能事半工倍。二，他把工商界的绝大多数人分成两大类：明白人和糊涂人。工商联的任务是发动明白人，让他们以切身经历，包括过去所受的民族苦难和创业的艰辛，怎样受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排挤与欺侮，怎样在侵略资本和买办资本重重压迫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实事求是地现身说法，说服糊涂人。王光英较好地贯彻党指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这是工商界在成立伊始，就已经开始了的对于爱国主义的自我教育。 面对当时的情况，王光英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咱们下次继续说。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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