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自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天津人统称之为正月节，而正月十五这一天是最热闹的日子。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走出家门赏灯、逛灯，故有灯节之说。清乾隆年间《天津县志》载：“上元日，号为灯节，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遍地歌舞。”关于旧时沽上灯节的风俗，有许多内容值得记述。 早年花灯种类多 灯是灯节的点缀品。这天晚上，津城的小孩子们打着各式各样的花灯，三五成群地串街走巷。旧时流传一首歌谣：“手打着灯笼都出来呦！不打着灯笼抱小孩呦！金鱼拐子大花篮呦！”最后这句便是说灯笼的形状。 买灯笼要去灯市，春节一到，街上就出现了灯市。较有规模的灯市在北门外大街及天后宫前，其他商业街和百货店也有出售。灯笼由正月初一一直卖到十五，万紫千红，形态各异。天津人过灯节，差不多每家都要买一只送人，还有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那时讲究送“鸭子”形灯，以取“押子”之意。故有“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的歇后语流传。 早年，灯的种类较多，最普通的是用油纸糊的鱼形、鸟形、兽形、小车形、船形、箱子形，还有石榴、桃、佛手、寿星、蝙蝠等形状。后来还出现方形的玻璃灯，玻璃用洋铁框子固定着，上面用油漆绘着彩画。在众多花灯中，走马灯最招人喜爱，因为灯上绘有山水、花鸟、喜庆图案、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一盏灯可以有多幅画面，记录连续性的故事，甚至可以一天换一个灯芯子。大的商铺多挂这种灯，以此吸引游人围观，进而照顾店铺的生意。 据记载，天津匠人手艺十分精巧，可以用竹枝扎成会叫的鹩哥，“绿葱葱的，口中衔着一个红葡萄，颜色配合得十分好看”，而且还可以在灯里面燃放蜡烛，挂在室内，十分生色。“还有的糊成鹦鹉形，金环玉啄，乍一看活像个真的”。大龙睛鱼的灯笼看似制作简单，但色彩搭配，极见匠心。 灯笼中最讲究的是纱灯，据说当年在北京最火，店铺集中在南城廊房二三条，整年开放，大半销给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将这些宫灯彩穗，视为东方美术的代表作。而天津纱灯铺仅有宫南宫北大街的华锦城一家，那里的纱灯十分昂贵，“一对方灯，卖家要六七元，因为全是人工画的。一只小红'气煞风’，也需三块钱了。木框垂缨络的大型宫灯，贵得成为古董”。还有一种戏出走马灯，用铁丝和绢糊成戏台，戏中角色都是用纸剪成，“借灯头热气吹拂，可以周转”，极为美观，不过售价较贵。 在旧社会，有一年天津市政当局令市民家家挂灯，以粉饰太平。一位文人在报纸发表文章，讲了一段故事，称宋代蔡襄做福州太守时，令每家燃灯七盏，一个叫陈烈的平民，制作一丈余的大灯，上书“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以此嘲讽当局不知贫民的疾苦。 文人雅士猜灯谜 与春灯相配的，还有猜灯谜活动。猜灯谜，也称“打灯虎”，是文人雅士喜欢参与的活动。灯谜一般写在灯上，有的写在纸条上，悬挂于灯彩之下，谜面既有书法之美，又具文采，往往为人们所传抄。早年街头茶肆中，就设有灯谜，其中有浅陋不堪的，也有令人拍案叫绝的。 1933年正月十四至十六，位于杨村的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举办灯谜会。据说灯谜会是杨村固有的民众娱乐，时逢“九一八”过后，民教馆打算借此机会作爱国宣传，唤醒民众。灯谜除本馆同仁编拟外，还向民众征集，其中陈翼五、孟稚甫、杜蓉甫、崔辅丞等乡贤所拟占半数以上。这次灯谜会内容丰富，除猜谜活动外，还有爱国演讲。 灯节这天，估衣街、锅店街的商号悬挂灯谜，还专门安排人在旁边接待游人，提示猜谜线索。一些文人住宅门前悬挂灯谜，以示风雅。尤其是塾馆的塾师，也点燃灯烛，高挑灯谜，除谜面文字外，还标出谜格，以显示自己的才学。 天津有一群嗜谜者，一度谜风甚盛，正月十五“尤多设灯候教者”。 清代末年，著名盐商杨春农很喜欢灯谜，见佳谜，必记录下来。而且时常撰写灯谜，数十年来从不厌倦。曾著谜语数十册，后人选杨家私塾先生侯晓吟所书一册，刊行为《绝妙集》，风行一时。 民国时，天津擅长撰制灯谜者“当推华卫瞻、孟定生、小琅環馆、蕉雪斋、知非阁等”。此外，还有一些喜欢猜谜的书生，如韩质夫、赵中妙、宋竹韵、李星垣及戴愚庵，人称“五虎将”。其中戴愚庵主编张园游艺场小报《风雅》，曾与蕉雪斋主人、知非阁主人在张园的牡丹池开设诗谜会，名噪一时。后来他掌理《新天津画报》笔政，逢灯节著文《春灯谜》，称“昔日沽上，余亦偶尔设灯，肤浅之诮，在所难免。兹值上元佳节，不禁技痒，信手拈来，都无似处，兴致所至，弗计工拙”。他设了许多谜语，有的出自经史子集，也有的较为通俗，如猜物件，谜面“然后君子”，谜底“爆竹”。 灯节除了设灯谜，还有文人设“画谜”。有一次，位于南马路第二民教馆的陈乃勇先生画了一幅画，称“今日为旧历上元佳节，旧时斗方名士多在门前悬灯，上贴灯谜，为一般酸溜溜之雅人消遣。兹仿其例，以画代谜”。他歪歪斜斜地题了两行字，以帮助猜谜者思考，并言“首中则以拙作一幅为酬”。 到估衣街去逛灯 民间有“闹元宵”之说。按惯例闹元宵有四点：一要点花灯，二要放盒子灯，三要出花会，四要吃元宵。那一天，“龙灯”“狮子”“中幡”“高跷”“法鼓”等各种花会纷纷上街。最热闹的是晚上，人们纷纷出来逛灯。 每逢灯节，津城富商巨贾家的大门两侧、门楼内、影壁、二道门、廊下都要悬挂各种寓意吉祥的灯，夜晚点燃蜡烛，满院生辉。天津的浙江、江苏、广东、山西等各地会馆也按时点起灯笼。各商户和住家也都挂起彩灯，照红了津城夜空。杨柳青有一位齐姓老先生说：“辛亥革命前，每逢灯节，杨柳青人有的坐大车下卫到估衣街逛灯，有的则上自家房顶或站在运河大堤上朝东南方向看，有一片似红雾一般，而且光亮闪动，那闪闪一亮不是放盒子灯就是放大雷子了。” 津城素有“逛灯”的风俗。尤其是老商业区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宫南宫北一带，每届灯节期间，天津人逛灯之地，以估衣街最为著名。“到估衣街逛灯去”，成为灯节人气颇高的娱乐项目。那一天，估衣街各大小商店全预备各种各样的花灯，悬挂在门前或窗口，五颜六色，灯火辉煌。各家商铺为与邻铺斗胜，还专门聘请灯笼铺的名师，别出心裁，制作符合本店特色的各式花灯。那时走马灯最受欢迎，灯上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文学故事，引起行人驻足观览。估衣街的大商号都在店门搭设挂灯彩和花盒子的架子，有的还陈设锣鼓、丝弦等乐器，让年轻学徒吹奏助兴。 后来，天津商业的重心转移到劝业场一带，估衣街失去了昔日的繁华。诗人冯文洵曾作竹枝词一首：“年年灯闹上元春，曼衍鱼龙百戏陈。昨向估衣街上过，一轮皓月照行人。”此诗作于1926年，说明当时估衣街似乎已无彩灯可逛。 刺猬老鼠上供桌 上元节还称天官节。天官是道教的神，传说正月十五是他的生日，这一天要赐福人间。老天津人在正月十五敬神时，在神龛前供奉面做的刺猬和老鼠。刺猬周身用剪子剪出三角尖，前面用两粒高粱米当作眼睛；老鼠则剪出四条腿和尾巴，用两粒黑豆做眼睛，还有老鼠拉木锨，形状十分有趣。面做的刺猬、老鼠里还放豆馅，脊背上和木锨头上都有元宝。这种刺猬、老鼠一般由家庭妇女在正月十三、十四开始做，家里没人做的可到蒸食铺购买。 通常正月十四这天，要把刺猬和老鼠供奉在祖先木主和神龛面前。而且还有一个讲究，早晨的时候，要把刺猬和老鼠的前脸朝外，等到夜间烧香参拜以后，把刺猬和老鼠的前脸掉转朝里，表示刺猬、老鼠把金银元宝驮回家来了。 天津人供奉刺猬、老鼠还有一个传说：早年间，海光寺的香火很旺，每年必用一桌素菜上供。有一年，一位居士在灯节时到海光寺烧香求顺，在佛像前毕恭毕敬地上了一些供果。不料一夜的时间，这些供果不翼而飞，让居士闷闷不乐，遂向该寺住持提出疑问。住持也搞不清楚，引起对方猜疑。住持感觉此事有些离奇，为表明清白，于夜间在佛像前诉说自己的冤枉。等到翌日天亮，在佛像前的蜡台上，他忽然发现了一只刺猬和一只老鼠，好像是负荆请罪似的死在上面。于是大家断定，那供果一定是被刺猬、老鼠偷吃了，由于正逢灯节，大家认为神佛有灵，于是家家户户每届正月十五，都要用面蒸制刺猬、老鼠作为供品了。面蒸的刺猬、老鼠上供，要两种一对，除了供奉神像，还分别放在屋子的窗台角、门墩以及厨房的灶台角。据记载，还有做成面龙的，口含古钱，放在门轴上，以示“引进钱龙”之意。 正月十五天黑后，撤下神龛前的供品及刺猬、老鼠。由家中男性长辈主持上香，再供煮熟的元宵，全家男女老少叩拜行礼。这一套敬神礼仪和除夕的基本一致，燃烛，焚香，焚黄钱，放鞭炮。不同的只是供品，仅有元宵而已。 月圆时刻吃元宵 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的日子，要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当然元宵必不可少，是应景食品。如上所说，元宵也是一种供品，敬神之后，全家分食，取团圆之意。而吃元宵也有说法，“每碗盛五枚，应五福也”。 早年天津的元宵，外皮分两种：一种是江米面，另一种是黏高粱面。茶食店（糕点店）卖的都是江米面做的，家里自己做的一般都是用黏高粱面。做江米面元宵称为打元宵，用现成的馅在半湿的江米面上滚成圆球。而高粱面做法是和面后在手中捏成一个小薄饼，放上馅后包成球形，所以不称打元宵，而叫包元宵。元宵馅以豆沙、白糖、红果为主，后来出现五仁、奶油、巧克力、菠萝等馅，颇受人们欢迎。 旧时从正月初一开始，街上就有小贩担挑叫卖煮元宵。一般用半人高的竹木混制扁担挑着两个架子，前面架子上放炭火炉，上面固定一深底砂锅；后面架子有多层木抽屉，分别装两种米面打制的元宵、木炭、碗筷等。砂锅中经常煮着十几个元宵，一般是两种混合煮，买主要哪种盛哪种，汤只是一种。卖煮元宵的小贩串街走巷，敲击一种大木头，专做儿童生意。茶食店的元宵从年初起只卖二十多天，而小贩的生意一般要做到正月底。 天津有亲朋好友之间互送元宵的习俗，元宵成为正月茶食店里的畅销食品。早年的礼品元宵有的用纸盒装，有的用捧盒装，上面放一张店铺纸签。天津一些老字号的元宵味道出众，“百果蜜馅，极耐嘴嚼”。 十五十六走百病 旧时天津有正月十五、十六“走百病”之说。该说源于明代，相传朱元璋造好南京城后，城墙为士兵守备之地，不让百姓上城墙，遂引起民怨——“辛辛苦苦出钱、出力造了这雄伟的城墙，连看都不能看，太不公平。”朱元璋得知后，考虑明朝初建，要获得人心，便下令，正月十六这天，让百姓游一次城墙，于是流传出“正月十六准百姓玩城头”的话，后来逐渐演化，由“准百姓”演变成“走百姓”，最后成了“走百病”。 天津人早期称“走百病”为“踏百病”。“上元日，闺人夜游，名'踏百病’”，后来“踏百病”变成“走百病”，时间由正月十五演变成正月十六。清乾隆年间，诗人汪沆《津门杂事诗》云：“彩缯叶叶接檐牙，子夜风吹蜡芯斜。百病踏残歌吹冷，长街拾得七星花。” 津俗在十六这天，应寻觅一个有桥的地方，三五成群地过去，谓之“度厄”。为此“走百病”又叫“走桥”。老天津卫大宅门的妇女们，一向是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矩深藏闺阁之中，就是到亲友家串门，也是车来轿去，轻易不肯出现在大街之上。当年一般妇女，尤其是青年女性，受了多年沿传下来的旧礼教束缚，不能像男子那样自由行动。在农历正月十六，约定俗成作为妇女公开出门的日子，即“走百病”。诗人非油贩在《上元杂咏》中言：“姑娘着了一身红，今日烧香天后宫。转罢四城归去了，一年不复出樊笼。”这是写女性于正月十六这天身穿大红袍，到天后宫焚香的诗句。据说进庙里还要触摸庙门的门钉，这“摸钉”是求子嗣、人丁兴旺的寓意。妇女“走百病”后归家，一年内不常出门，故有妇女“终身不识火车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解放，也不深居闺阁了。此后，“走百病”的也不仅仅是妇女了，正月十五、十六出来逛街的人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旧风俗交融，成为街头一景。由于天津传统风俗，妇女喜欢红装，也有一些时髦的女性加入逛街的队伍。一位记者看见一少女头戴着尖头帽，身披方肩大衣，脚蹬高跟鞋，与一身大红的闺秀同立街头，遂作诗一首：“小姐时髦帽子尖，皮鞋高底判官肩，街头混入红娘阵，时代相差一百年。”随着妇女解放、时代进步，“十五十六走百病”，渐渐演变成人们踏春的活动。 沽上灯节风俗，反映着天津的传统文化。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移风易俗，传统民俗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传统灯节敬神等风俗已经消逝，而蒸面刺猬、蒸面老鼠、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等年俗依然保留着。 图①爆竹、鱼灯、空竹，让画面充满“年味儿” 图②《醒俗画报》刊发的“估衣街逛花灯”题材漫画 图③周慕桥笔下的猜灯谜 图④天官赐福图 图⑤刺猬造型的面点 图⑥老鼠造型的面点 图⑦早年间卖元宵的小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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