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查找一个资料，翻出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手稿。我注意到，这部手稿没有标注页码，是很容易散乱丢失的，可见，当时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手稿。稿纸已经发黄，水洇过的地方，字迹全然消褪了，显示出年轮流逝的痕迹。我想到应该妥善保存它，因为这是我创作和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我写作生活的“零公里”。 翻阅手稿，分明看得见自己迈着幼稚艰难的步子从字里行间走过来，又唤起了与旧稿一同保存下来的清晰的记忆。手稿末尾注明作于1954年1月至3月，实际上酝酿这篇作品要早得多。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我每年都有几个月到修筑康藏公路部队和康藏地区民间去。我曾在筑路部队一个连队代职当指导员，我们连驻在昌都附近的达马拉雪山上，空气稀薄。起初我很不适应，起床穿上一只衣袖，要休息一会儿，才穿起另一只衣袖。那时候年轻，很要强，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出工修路，抡几下十字镐，浑身出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队行军，我走在最后担任收容，快到驻地的时候力不能支，倒在树林里无人知道，勉强爬到炊事班，喝了一缸子热水，才慢慢缓过气来。 结束代职回到重庆，迫不及待地写了《地上的长虹》。抄清了稿子，寄往北京绒线胡同４５号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接着，我又下“生活”去了，先后在康西国营农场和甘孜八一农场住了一段时间，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由于写作的关注点转移了，所以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惦记《地上的长虹》能不能发表。随后看到《解放军文艺》１９５４年８月号和９月号连载出来了……那时候对部队作者来讲，一个《人民文学》，一个《解放军文艺》，这是两个高地，能“攻”上去一个中篇不容易…… １９５５年二三月间，我从拉萨返回，路经昌都，忽然在路边地摊上看见摆着有《地上的长虹》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出版。想来是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出于对部队作者的热心向出版社推荐了。9月号刊物上连载完毕，12月就出书了，在当时条件下真够快了。6万来字，薄薄的一本书，摆在那里很不引人注目，风刮过来，封面上细细的一层沙土。我拿起一本，拍打掉沙土，一页一页翻了一遍。那个地摊上总共摆了１０多本，我买了５本。 回到重庆，看到１９５５年１月号《解放军文艺》辟出“读者散论”专栏，对这篇作品展开了讨论。编者按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和意见是很不一致的。现在选出几篇在这里发表，希望能引起更深入的探讨”。这个编者按很平和，也很客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什么，这正是一个作者应该希望的。一篇作品发表了，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不好，我会觉得无趣，就算不是一个失败，也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是，对于其中的两篇批评文章，我不免感到有些委屈。说我不了解我们的英雄部队，说我歪曲现实宣扬了消极现象，说我的写作态度极不诚恳。现在想来，就我这篇习作的实际状况而言，倒不妨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那些批评。假如当时不是受到自己生活观察力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不是受到艺术观念和文学表现力的局限，而能够更有意识地去抵御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这篇作品本来可以更加接近复杂纷纭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本来可以写得更加诚挚坦然，行笔自如。 随即，在这一年４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编辑部又以“读者散论”专栏发表了三篇关于《地上的长虹》的讨论文章。三篇文章都从整体上肯定了这篇作品，针对1月号的批评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篇文章题为《读〈地上的长虹〉——兼谈我们的批评》，署名“东木”。我一下猜出了，这是陈沂和马楠同志合用的笔名。“东”是“陈”字的右半边，“木”是“楠”字的左半边。陈沂同志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马楠同志是《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想来他们站在部队文艺领导和刊物编辑部的角度，觉得有必要出来说说话。东木的文章和另外两篇文章，对刚刚跨进部队文学创作队伍的一名士兵，采取了欢迎和谅解的热情态度，对于这篇小说中的一点新鲜气息给予了充分注意，同时也指出了某些缺陷。讨论至此结束，没有让我感到多么紧张，反而感受到的是舆论的公正和善意，是领导和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伸过来的关切和友谊之手。那几篇批评文章，从写作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很中肯，我从内心乐于接受这些批评。 我领略到“五子登科”的滋味，是以后的事情了。而以后与《解放军文艺》的故事，其令人回味的滋味我不敢忘却。 徐怀中，原名怀忠，著名作家，河北邯郸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著有《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底色》2014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