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教育理想 人文的教育理想，是校长教育价值的集中体现。 从现实来看，校长的工作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政策话语，如督导检查、教育问责、评估考核等，这些话语的形式与内容在朝着精细化、普遍化的方向发展，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边界日渐模糊，政府与学校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强化，还产生了显而易见的不良后果，如“唯分数论”“唯指标论”的学校管理方式，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需要关注学校教育的个性化。 个性化的教育需要弘扬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与能动性，避免学生成为“单向度的人”。 然而，我国基础教育一直以来难以摘掉应试教育的“帽子”，如何在学校中开展个性化教育实践仍然是个难题。这就需要把道德教育与劳动教育重新置于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设计更多综合性的交往活动，帮助学生在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中理解自身，认识到个人发展的前景，产生自我创造的潜力，进而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体。 此外，教师是学生个性塑造的动力之源，教师的个性引导着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而教师的个性常常被校长所忽略。 在学校里，教师职业化的过度要求，掩盖了教师的个体尊严，淹没了为“人”的多样价值。校长由管理者转变为沟通者，与教师协商对话、共谋共治，构建师生协同发展共同体，让师生达到更高的相互理解水平，从而使他们的生命价值与个人意义在学校中交融。 另一方面，需要发扬学校教育的人文性。 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与理性极度膨胀，技术理性开始无限扩张，人的情感遭到压抑，人的意义受到忽视，这就必然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持续衰落。 教育发生了异化，变得更加看重结果，盲目追求效率，教育目的窄化为职业准备；学校发生了异化，过度重视专门知识的传授，仅专注于逻辑思维的训练，学校的目的窄化为生产“人力”。 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分科化与专门化的倾向明显，进一步加深了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裂痕。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以反思性为特征的人文知识正是学校教育体系中那块“缺失的拼图”，它强调的是学生对日常实践活动的总体反思与内心体验，此类知识往往通过隐喻或洞见的方式获得，而学校传统的讲授教学法的边际效用相对递减。 因此，人文性的价值选择，应当贯穿于学校管理始终，充分挖掘学校场域中的人文价值的驱动因素，培育学生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与崇高的精神追求。 
民主的生活方式 杜威认为，民主是一种信仰或信念，是一种公共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杜威的民主思想有着平等参与、自由发展、共享利益的内涵，民主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学校治理理念非常契合。 在学校里，民主的生活方式与学校的教育信念息息相关。如果说，制度是自由的前提，公平是尊严的保障，生活是发展的基础，那么，没有学校制度、校园公平与幸福的学校生活，何谈学生的自由、尊严与充分发展？ 信息不对称是组织中权力失衡的根源，信息垄断往往意味着寻租与专制，这与民主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 将学校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面向多元参与主体共享信息，使民主的方法有用武之地，给民主态度的扩散留出空间。与此同时，民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民主实践，需要学校教育的参与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 学校组织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学校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而一切制度都有教育作用，它们深深影响着个体情感、态度、能力的形成，因此民主知识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嵌入学校的日常生活中。 聚焦学校内部，围绕学校教育参与主体之间交往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充分利用好已有议事组织（如班会、学生会、教代会、家委会等），依据“罗伯特议事规则”分门别类地制定相应的准则，或对已有的议事规则进行优化，如建立依托“校园听证会”的决策机制，明确“听证会”各环节的议事规则，真正让学生成为学校决策的主人。 面向学校外部，可设立“教育议事会”，对办学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与咨询，充分征求家长、社区等参与主体的意见与建议，围绕学校教育将多元治理主体紧密联系起来。 构建合理的学校治理结构，需在学校中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治理”这一舶来概念起初被公共管理研究者引入，由于其先天的变革意蕴与内在的教育意涵，它很快在教育管理领域迸发出活力与生机。 诚然，教育研究者对“学校治理”有着莫衷一是的理解，但学者们普遍认可治理结构的重要作用。治理结构作为学校治理的核心，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能有效调节学校内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创设平等和谐、多元共治的民主氛围。 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可通过科学分配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处理好管理者与决策者的关系、管理者与教学者的关系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关系。 在学校外部治理结构方面，通过规范和协调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区以及学校与政府的权力关系，确立办学自主权，探索“家校协同育人”机制，给予社区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力。 
公共的社会空间 公共领域，是一个以民主性和公共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空间。 学校显然是一个公共领域，学生在学校里面共同成长、共同生活。如果希望看到一个不论能力、性别、阶层，所有人都能有意义地参与的学校生态，就必须打造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打破物理和心理上的高墙。 而学校环境作为学校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布局既要反映出学生交往行为的现实需要，又要展现出交往行为的潜在可能。 在学校物理环境布局方面，可以采取开放式的学校建筑布局，尝试将空置区域设计为新的功能空间，使用灵活的景观布置，给予学生参与学校设计的机会，通过身体与空间的对话促进学生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发展。 在学校人文环境布局方面，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给师生充分授权，让师生自发地创造属于他们的“文化自留地”，如共同设计校徽、校服、校旗、征集校歌、楼名、路名、打造校园年度、季度、月度主题活动等，通过符号与空间的对话彰显学生个体存在的意义。 今天，学校正在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空间紧密衔接，需要确保多维教育空间形成教育合力。50年前的《富尔报告》就曾指出，教育必须超出传统学校的范围，“教育不是人生中某一地点、某一时间的分离行动。” 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学习形态的变迁，使多元的教育空间成为现实，我们要重新想象，重新设计教育空间的多样性，比如利用数字工具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沟通能力，让数字技术支持学校内外活动，通过统合多元教育空间促进家校社和网络教育合力，赋予学生“与时空对话的自由”。 教育治理的本质是价值治理。价值治理，就需要校长能够坚持人文的教育理想，营造民主的生活方式，创设公共的社会空间。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成为充满生命和生气的地方，才能成为孩子们寻觅伙伴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美好事物聚集和传奇发生的地方，也是生长想法、提供实践、实现梦想的地方。 来源 | 整理自“中国教育学刊”公众号 原标题《现代学校治理视域下校长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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