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真的回来了？“安倍主义”和全球治理  作者：Hugo Dobson，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教授。 来源：Dobson, Hugo J. (2016). Is Japan Really Back? The “Abe Doctrine” and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7(2), 199-224. https:///10.1080/00472336.2016.1257044 导读 近期发生的遇刺事件让业已卸任日本首相一职的安倍晋三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事实上，安倍再次担任首相期间，日本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利用全球治理来实现安倍政府的政见，此即“安倍主义”。 本文研究了2012年安倍再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奉行的全球治理政策，包括政策目的和推进手段，并分析了这一系列命名为“安倍主义”的政策如何影响日本参与全球治理。作者以安倍回归时日本持续衰退为背景，总结梳理了安倍主义的四个原则（恢复日本大国地位、结束战后政体、历史修正主义、强劲经济），并透过这四个原则来分析2013年至2015年日本政府在全球治理上是以何种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安倍主义的。 作者认为安倍主义结束了战后日本具有国际主义特征的外交路径，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但由于安倍主义内在的民族主义和全球治理强调的国际主义精神不相容，使其破坏全球治理架构的同时也引发日本与他国的冲突，这种矛盾性导致了安倍主义极有可能失败。本文兼顾学术与现实价值。一方面作者解释了安倍主义并全面地展示了受安倍主义指导的日本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另一方面也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讨论安倍主义在道德层面上的争议。 引言 2012年安倍晋三成为美军占领期结束后日本第一位二次担任首相的政客后，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杂志对安倍可能为日本带来的荣景以及安倍的强势领导力充满信心。安倍的强势领导力除了体现在复兴日本经济的“安倍经济学”、拥护历史修正主义、解除日本对集体自卫 （collective self-defense）的自我限制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政府在全球治理机制和制度上的举措。 这些举措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三：其一，由于日本过去的安全政策只重视日本与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现存文献往往忽视了安倍政府在全球治理上对全球均势（global balance of power）转型的回应以及日本对全球治理架构（architec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的影响；其二，近来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和全球治理架构的发展和变化既是日本衰退的原因也是日本衰退的症状，安倍政府是否尝试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复兴日本国内经济？其三，包括G7、G20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高度强调领导者个人以及领导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换言之，全球治理为领导人坚持自己的主张提供机会，也让我们有机会观察他们的贡献。 作者首先讨论了安倍回归前日本的衰退，探索了安倍的领导力以及带给日本的复兴，并罗列安倍主义的原则。接着，本文将重心转移到安倍二次回归前后的全球权力再分配及其对全球治理架构带来的影响，并指出日本遇到的挑战和回应。最后，本文透过安倍主义分析回顾了从2013年到2015年年底安倍政府所参加的一系列国际会议。 本文认为在安倍治下，确实出现了可以被称为“安倍主义”的连贯且带有战略性的应对全球治理的方式。尽管“安倍主义”带来了日本多边外交政策上的战略复兴，但是由于其偏离了日本过去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国际主义特征的领导人角色，“安倍主义”有失败的可能。 安倍主义的演进 冷战后日本由于经济停滞经历“失去的十年”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国际地位，然而日本的衰退却在持续。在作者看来，该观点掩盖了日本可能复兴的潜力。安倍第二次就任首相以来日本出现了经济复苏，安倍领导的日本自民党支持率也在攀升，相继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和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并确立了安倍在自民党内的地位。但是与这个故事相反的论述是，安倍回归后仍采取民族主义政策，包括奉行价值观导向外交（values-oriented diplomacy），甚至拒绝承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与此同时，安倍也提出了一系列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议程，包括质疑将日本塑造成侵略者的战后论述、东京审判对日本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战犯的审判以及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 安倍主义有四个原则。第一，阻止日本的衰退并维护日本的大国地位，具体的手段是采取价值观导向的外交政策。第二，认为消除那些阻止日本在国际社会扮演积极角色的障碍便能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代表性的做法包括修改被称为是“和平条款”的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三，致力于修正关于日本在二战中作为侵略者身份的叙事方式。第四，日本若想在国际社会积极有为，需要以强劲的经济作为基础。 国际秩序转型以及日本面临的挑战 日本过去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由国际主义的规范塑造，学者们认为这包括支持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的理念[1]、强化国际规范和制度以及支持在深度全球化下促进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2]。 然而，国际秩序的转型影响了过往全球治理的机制，例如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G20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挑战发达国家组成的G7/8。例如，中国在2013年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在2014年达成协议成立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起初，日本仍以国际主义来回应这些挑战，比如提供大量经济支援给这些新兴的国际组织。但是随着韩国和中国分别在2010年和2016年当选G20主席国，日本在全球治理中作为亚洲代表的身份定位受到威胁。日本开始质疑中国和韩国对两国在G20峰会上所作承诺的履行，强调G8仍旧在全球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 国际秩序转变的同时，日本国内首相交替频繁。从2006年小泉纯一郎到2012年安倍二次回归，日本经历了六位首相。由于领导人的私交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非正式的功能，日本国内领导层交替频繁影响了日本在全球治理上的角色。 在全球治理中追求安倍主义 本部分透过安倍主义分析回顾了从2013年到2015年年底安倍政府所参加的一系列国际会议。需要思考的是，安倍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以及是通过什么方式被推进的？这如何影响了日本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1.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虽然安倍政府尝试通过国际会议提供的机会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比如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倍出席了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演讲并且与韩国外交部长交换意见。但安倍政府更常用的手段还是日本所奉行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即政策方针根植于日本追求的价值观的同时又通过外交手段进一步强化这种价值观，这帮助日本增强了与其他非G8正式会员国的国家之间的联系。例如，在2014年G20峰会上，安倍设宴款待印度总理莫迪，也在第一天峰会的余下时间里与奥巴马和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进行三方会谈。 日本大国地位的另一个关键特性在于日本自封的亚洲代表这一角色。日本战后为本国和亚洲在国际组织中出力，也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中被认为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任命国际组织首脑的过程中引进竞争机制这一点上，安倍政府的作为削弱了他们言辞的可信度。例如在黑田东彦卸任后，日本通过任命中尾武彦来强化对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的控制，这违背了日本在2009年G20峰会上作出的承诺。 有人认为安倍政府在亚开行上的举动是担心中国掌控亚开行，但这种说法缺少证据，因为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日关系在亚开行上是相对和谐的。然而在2013年当中国宣布要成立亚投行时，中日关系改变了。安倍政府对亚投行并不买账，贬低亚投行的能力并质疑亚投行的透明度，甚而把这种忧虑传达给其他参加2015年G7峰会（Schloss Elmau Summit）的成员国。但事与愿违，一些国家不仅督促日本签约加入亚投行，有些甚至在2015年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 2.结束战后政体 日本政府多次在全球治理事务中尝试消除日本宪法对日本在国际安全上扮演新角色的限制。例如在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上（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安倍借着推广安倍经济学之余也强调了日本需要结束战后政体。 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安倍通过在G7/8峰会上追求特定的政策来挑战日本的战后政体。例如，在2013年的G8峰会上，安倍通过与英国的协议来允许日本出口防卫技术，尽管这违反了日本过去禁止出口武器及相关技术的原则。这显示了安倍意图绕过日本战后政体的限制，通过全球治理来强化日本在国际安全中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日本也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来贯彻安倍主义。安倍政府的援助开始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淡化国际主义精神。非洲成为了日本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与中国角逐的舞台。 3.历史修正主义 乍一看历史修正主义与日本在全球治理中的追求无关，但历史修正主义却是安倍政府想要借助全球治理机制追求的目标。 一方面，安倍政府在联合国架构内坚持着日本对历史的理解。2015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响应中国申请将南京大屠杀列入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以回应日本企图掩盖这一议题时，安倍政府抵制中国的申请、质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过程甚至考虑停止金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算。这些与过去日本政府在联合国中扮演的国际主义角色相反。 另一方面，即使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主义看似不明显时，日本在阐述其他峰会国提出的议程时，也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例如，在2013年G8峰会讨论如何防止性骚扰时，安倍强调的是日本国内在以全国性行动来保护妇女的贡献。 4.经济强劲的日本 安倍政府积极地运用全球治理机制来解释、推进和取得日本国内对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批准。例如，在2013年G8峰会上与会国表达了对日元金融宽松政策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走低的担忧，安倍先发制人地抛出安倍经济学来挡住对日本的公开批评，并索求G8成员国对安倍经济学的赞同以便安倍回国后能够以安倍经济学是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为由来维持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 影响及意义 安倍政府通过全球治理的机制来追求国家利益与日本过去在国际组织中展现出的国际主义大相径庭。安倍治下日本的国际地位变得清晰，日本政府的战略也连贯一致。然而，安倍主义却有如下三个风险： 安倍没有考虑到利用全球治理机制来执行安倍主义是否恰当。日本的盟友开始逐渐质疑安倍政府只顾及狭窄的国内利益却不考虑区域与全球议题。这种淡化国际主义，追求国内利益的作法让国际共同体质疑安倍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并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孤立日本。 安倍利用全球治理机制来结束战后政体的作法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冲突。例如中、美、韩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安倍历史修正主义的担忧。日本的邻国也仿照日本利用全球治理体系来推广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安倍追求的价值导向外交与普世价值观几乎无关联，却意在排除日本的竞争者，这阻碍了全球治理架构需要的改革。例如，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强化了对其有利却过时的G7组织。 总结 前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曾说道，“当大国坍缩的时候，世界也跟着一起坍缩，但大国却不去思考其后果”。爱德华的名言可谓是一语中的表达了安倍政府执政下的日本在全球治理上的行为。 安倍固执地改变日本过去具有国际主义特征的外交政策，采用狭隘的只维护日本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以历史修正主义回应中国的崛起，诸此种种作法严重阻碍了亚洲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 Hook, G., J. Gilson, C. Hughes, and H. Dobson (2012).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pp.66). London: Routledge. [2] Inoguchi, T. (2014). “The Call for a New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he Dilemmas of a Stakeholder St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 (4): 944. 词汇积累 安倍主义 Abe doctrine 新开发银行 New Development Bank 价值观导向外交 values-oriented diplomacy 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世界记忆名录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译者：阮淦昌，国政学人编译员，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东亚区域安全、身份认同政治。 审核 | 黄紫蓝 周贤政 排版 | 苏伊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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