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观点 改革触及利益重新分配，免不了流血和反复。 1 公元465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崩逝，拓跋弘继位，是为北魏献文帝。 公元476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暴毙，拓跋宏继位，是为北魏孝文帝。 北魏送走两位“武帝”，道武帝拓跋珪和太武帝拓跋焘，迎来三位“文帝”。 从皇帝谥号变化也可以看出，马上打天下的阶段已经过去，迎来马下治天下的时代。 但治天下同样不易，尤其对于异族入主中原的拓跋氏，如何处理民族融合、经济复苏这两大难题，摆在北魏的面前。 这两件事做好了，国祚方可长久，做不好，只不过是后赵、前秦的翻版而已。 （后赵与前秦曾短暂统一北方） 汉化其实是北魏核心层的共识。 但在具体操作上，形势则更为复杂，毕竟还有大量的拓跋氏酋帅，他们是既得利益群体。 既得利益群体需要慎重权衡，否则会引起流血杀戮。 太武帝任用汉臣，初见成效，但仍被拓跋贵族反噬，酿成“国史之狱”。 以屠戮改革派汉臣终结。
（商鞅变法中甘龙、杜挚等清算商鞅） 这次反动，对于北魏的汉化进程，造成严重的倒退。 幸亏继太武帝之后的，文成、献文、孝文三朝，都力推汉化。 在曲折坎坷之后，北魏帝国的汉化得以修成正果。 2 我们从中学课本上知晓，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迁都洛阳为标志，北魏帝国在汉化之路上终成正果。 但为何北魏能汉化成功，开启了第二帝国，而之前的胡族政权，也都有汉化尝试，却都失败了。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汉化。 事实上，汉化并非某一族群或某些领袖的主动选择，而是一种“适者生存”式的被动选择。 北方胡族，与中原汉族，根本分野不是血统，血统早已融合很多遍了，从现代基因分析结果看，血统并没有很大区别。 根本分野是文化，文化是基于生存方式的。 北方胡族大多是游牧生活方式，中原汉族是农耕生活方式。 这也非祖先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地理气候条件决定的。 北方胡族，以武力夺取中原地区，国民必然要转型为农民。 盖因农耕之产能，同样土地面积，数十倍于游牧，因此人口密度也数十倍于游牧文明。 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主动选择低效的生产方式，就好比我们现在，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工业科技，退回到农业社会去。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产能的数十倍提升，人口的数十倍稠密，可收的税赋，可用的兵源，同样是数十倍量级提升，如何选择，毫无疑问。 文化是适应生产的，这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命题所表述的内涵。 文化之中核心的道德伦理系统，是为了更适应族群生产方式而演化出来的。 儒家伦理盛行，恰恰是儒家伦理最为适合农耕文明生存、组织、繁衍的需要。
既然胡族进入中原，必须要适应农耕文明的生产、生存方式，那么认可儒家伦理，就是唯一选择。 只要用儒家这套改造了国民思想，就叫汉化，辫子什么的只是很次要的。 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汉化，客观上也必须汉化。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汉人族群，迁徙到草原上生活，这个族群也只能选择游牧生存方式，从文化上也必须“胡化”。 如果还抱着儒家那套在草原上游牧，这个族群很快就消亡了。 只不过，这个逆过程，很少见到实际样本而已。 并非没有，可能也不少，比如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迁徙出塞生存，只不过没有留下记录，盖因史学体系只在农耕文明系统中存在。 3 道理虽如此，汉化改革也势在必行，但过程仍是曲折的，核心障碍还是利益分配。 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当初满腔热情投入到汉化改革浪潮的崔浩，终于被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拓跋贵族反噬。 目睹了同族被残杀的高允，一方面还要服务于胡族皇帝，推动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明哲保身，谨言慎行。 高允历仕五朝，从明元帝朝一直干到孝文帝朝，倍受尊礼，最后以九十八岁高龄善终，极尽哀荣。 高允见证了北魏从蛮荒到文明的全过程，功绩、德行均称典范，为北魏名臣之首。 但就是这样一位名臣，在国史之狱后，也沉沦了很长一段，沉默寡言，不越雷池半步，战战兢兢的过完一生。 崔浩、高允之艰辛，侧写了文明进化之艰辛，胡族汉化之艰辛。 北魏汉化历尽坎坷，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一锤定音，才能终成正果。 对北魏帝国，这个一锤定音的政治家，是个女人。 我们下篇再见。 - end - 最好的支持是在看和转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