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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文人、民间叙事回环转化与小说雅俗演进——以李娃故事流变为中心

 古代小说网 2022-08-12 发表于江苏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是叙事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对重要范畴。有学者指出:“民间叙事的叙述者是广大民众,基本上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文人叙事的叙述者是各类知识分子,其传播方式主要是书面的、文字的传播。”[1]

连环画《李娃传》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中的'文人’和'民间’不是指实际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而是指虚拟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作为虚拟的主体,其突出的是文化上的功能和意义。这组概念,更多地应理解为偏正短语,即为文人传统(方式)的叙事和民间传统(方式)的叙事。”[1]

笔者大致认同上述意见,但认为除了从叙事主体(何人叙事)和文本受众(为谁叙事)之外,还可从叙事内容(叙述何事)、叙事话语(用何叙事)、叙事行为(如何叙事)等维度综合考察叙事文本,判断其审美属性的主要倾向是文人意味还是民间意味,最终确定其是文人叙事还是民间叙事。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之间并非壁垒森严,两者其实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互动共生的,学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充分[2],但仍有深化拓展之余地,如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的具体路径,以及对小说雅俗格局的具体影响,皆可进一步探讨。理论探讨应有样本考察的支撑。

从市井说话《一枝花话》到文人传奇《李娃传》,再到话本《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再到拟话本《李亚仙记》,李娃故事的小说文本形态丰富,嬗变历程清晰,可以作为探讨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的典型例证。[3]


一、民间叙事化为文人叙事:从《一枝花话》到《李娃传》


白行简《李娃传》是唐传奇的名篇,汤显祖评其“描画淋漓,有史迁之遗意”[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赞其“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3]。

北新书局1926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李娃传》应该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娃传》开篇曰:“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魂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篇末曰:“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4]

学者从白行简“监察御史”的授职时间、与陇西李公佐的交游经历以及白氏的生平履历等多方面进行考证,指出该文成于“贞元乙亥”的可能性较小,并提出了“贞元乙酉说”“元和己丑说”“元和十年至长庆初五六年间说”“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说”“元和己亥说”等观点[4],其中“元和己亥说”(即撰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目前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大致认同。[5]

白行简于元和年间创作《李娃传》,与民间说话《一枝花话》有密切联系。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句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5]

因为《元氏长庆集》原帙散佚,今本乃宋人重新辑录,元稹自注当有阙文。宋人曾慥于高宗绍兴年间摘录说部群书编成《类说》,其中摘录晚唐陈翰所编《异闻集》中的25篇传奇,包括白行简《汧国夫人传》(即《李娃传》)。

《类说》

《类说》编成于绍兴六年(1136年),初刊于绍兴十年(1140年),重刊于宝庆二年(1226年),现存版本有宝庆二年重刊本的明抄本,另外还有晚明天启年间刻本等。《类说》明抄本卷二六在摘录《汧国夫人传》后有注语云:“旧名《一枝花》。”[6]《类说》晚明刻本卷二八在摘录《汧国夫人传》后有注语云:“旧名《一枝花》,本说一枝花自演。” [7]

《类说》明抄本所引元稹自注与通行本《元氏长庆集》中的元稹自注颇有差异。明代陈耀文撰《天中记》卷二〇引《异闻集》云:“元稹《酬白乐天代书一百韵》云:'翰墨题名画,光阴听话移。’注云:'乐天每与予从游,常题名于屋壁。顾复本说《一枝花》,自寅至巳。’”[8]

元稹诗中的“光阴听话移”,以及自注中提及的“说《一枝花话》”(通行本《元氏长庆集》),“复本说《一枝花》”(《类说》明抄本),“顾复本说《一枝花》”(《天中记》引《异闻集》),都明确指出元稹、白居易曾于新昌宅听艺人说《一枝花》,当然此艺人是否名“顾复本”或者“复本”,尚难遽断。那么元稹诗及注中提及的新昌宅“听话”是在何时呢?

综合学界有关白居易年谱和元稹年谱的研究资料,可以基本确定白居易居于长安新昌里应在贞元二十年至元和五年间(804—810),而元和三年(808)白行简授官秘书省校书郎,亦居于长安新昌里。质言之,当元稹、白居易在新昌里欣赏“说话”《一枝花》时,白行简也可能参与其中,耳闻目睹了说话艺人的表演。

白行简欣赏《一枝花》在元和初年,而创作《李娃传》在元和末年,简言之,“听话”在前、创作在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颇有渊源关系。

《张政烺文史论集》

上引《类说》明抄本卷二六在摘录《汧国夫人传》后有注语“旧名《一枝花》”云云,根据张政烺先生的考证,这些注语“当是陈翰《异闻集》原有之按语,曾慥为《类说》既删节《汧国夫人传》正文,亦删节陈翰附注之按语,故文字艰涩不甚明瞭”。[9]

李剑国先生则认为“旧名《一枝花》”的注语并非陈翰所为,而是曾慥所为,又指出“一枝花”并非李娃。[6]

李先生的质疑有一定道理,但即使按其“旧名《一枝花》”之注语乃宋代曾慥所为的说法,曾慥也应该是意识到《李娃传》与《一枝花话》有传承关系,然后才会有此注语。而如果按照张政烺先生“旧名《一枝花》”之注语乃晚唐陈翰所为的说法,则早在晚唐即有人意识到《李娃传》与《一枝花话》的渊源关系。

当然,李先生关于“一枝花”非李娃的考辨也提醒我们,《一枝花》话的主角(一枝花)与《李娃传》的主角(李娃)并非一人,但这并不妨碍白行简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将一枝花的奇特经历嫁接到李娃身上,将民间说话的故事框架移植到传奇中去。

清刻本《李娃传》

另外颇可注意的是,《李娃传》长达三千五百余字,属于唐传奇中的长篇巨制,可能也与《一枝花话》本来就内容丰富、耗时较长颇有关系。通行本《白氏长庆集》中元稹自注云“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从寅时到巳时,有四个时辰,居然还未“毕词”,可见该“话”之长。正因为依托的民间文本(口头文本)本来就时间长、容量大、内容丰,白行简改编而成的传奇文本(书面文本)才会那么曼长丰盈。

实际上,学界现在一般都认为《李娃传》系据民间所传《一枝花话》写成,[7]更有学者进一步对白行简的创作动机进行了探究。卞孝萱先生《〈李娃传〉新探》指出《李娃传》乃是对《一枝花》话的加工改写,又指出改写目的在于讽刺名教之虚伪。[10]

卞先生的分析,洞若观火,可以采信。据此,则白行简将民间文本《一枝花话》改写成传奇《李娃传》时,已经改变了文本的主旨,将民间叙事的“美”变成了文人叙事的“刺”。


二、文人叙事复化为民间叙事:从《李娃传》到《郑元和记》


(一)李郑名氏的出现与情节的微调

《李娃传》在宋代被多种类书、选集节录,郑生与李娃的故事也被多种典籍提及。宋初陶穀《清异录·人事门》“郑世尊条”提及郑生“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几为馁鬼”之事,尚未提及郑生之名、字。[11]

北宋前期张君房编《丽情集》,采入《李娃传》,改名为《遗策郎》,惜乎该书已佚,今仅存片段。

朱胜非《绀珠集》卷一一节存《丽情集》之《遗策郎》云:“郑生过李妓宅,见娃徘徊不能去。诈遗策以驻马,后访之,婢呼曰:'前遗策郎来也。’”[12]也未出现郑生之名、字。

《绀珠集》

成书于绍兴初年的庄绰《鸡肋编》卷下云:“乔大观,维扬人,绍兴中仕宦于朝。尝有人戏之曰:'公可与郑元和对。’乔云:'某岂有遗行若彼邪?’曰:'非为此也,特以名同年号,世未见其比耳。’”[13]

其中出现的“郑元和”应该指《李娃传》中的郑生,因为从乔大观的反驳“某岂有遗行若彼邪”可知,此“郑元和”之“遗行”(可遗弃之行、失检之行为)为宋代士人所不齿,而这“遗行”可能正是指《李娃传》中郑生“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几为馁鬼”之行。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至迟到南宋初年《李娃传》中的郑生已被冠名“郑元和”。故事中主角名字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宋人对《李娃传》的初步加工。

同样成书于绍兴初年的曾慥《类说》节录《异闻集》中的《汧国夫人传》,文中没有出现郑生的名字。节录基本忠实于原文,但对故事的个别细节进行了修改和加工,最显者有两处。

一是鸨母与李娃合谋设计弃逐资财荡尽的郑生,《李娃传》云:“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14]《汧国夫人传》云:“姥曰:'女与郎相知一年矣,而无孕嗣,竹林神报应如响,荐酹求子,可乎?’”[15]

《类说校注》

《汧国夫人传》将《李娃传》中的“娃谓生曰”改为“姥曰”,实际上是将毒计的主要实施者由李娃变成了鸨母,李娃由主谋者退居合谋者,减轻了李娃的“狠毒性”。这个细节的改变很重要,涉及人物形象的整体评价。

另一处是郑生沦为凶肆挽歌郎,《李娃传》云:“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16]《汧国夫人传》云:“哀挽曲尽其妙,歌薤露之章,闻者掩耳。”[17]

《李娃传》中并未提及郑生所唱挽曲的具体名称,而《汧国夫人传》则特地点出“歌薤露之章”。《薤露》与《蒿里》,乃是著名的挽歌辞,《汧国夫人传》将《李娃传》中郑生所唱挽曲具体化,也是一种加工完善。较之《李娃传》,《汧国夫人传》中这两处细节调整,前者是改变,后者是完善。笔者推测,这些细节调整,不排除是曾慥受到了说话人的影响。

初编于南宋高宗朝的《绿窗新话》卷下有《李娃使郑子登科》,节录《李娃传》,存其梗概。节录也基本忠实于原著,但在叙鸨母与李娃合谋设计弃逐资财荡尽之郑生的情节上,与《类说》本《汧国夫人传》如出一辙,都是将《李娃传》中的“娃谓生曰”改为“姥曰”。[18]

《绿窗新话》可能是书会才人节录众书为说话艺人提供参考的简本式底本,《绿窗新话》的这个改动,更可看出相应细节的调整乃是说话的影响。

南宋后期,《李娃传》中的郑生名元和,已经成为小说、笔记、诗话中的既定事实。刘克庄《后村诗话》驳斥某“小说”认为《李娃传》中郑生(郑元和)乃影射唐代名卿郑亚的谬妄,[19]可见其时笔记小说中已名《李娃传》中郑生为郑元和。

《醉翁谈录》

南宋晚期,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有《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节录《李娃传》并有一些改编增饰,最显者有两处。

一处是承袭南宋相应典籍呼郑生为郑元和的传统,指出郑生字元和,同时首次出现了李娃的名字。该文开篇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有荣阳郑生,字元和者,应举之长安。”[20]至此,《李娃传》中仅有姓氏而无名字的男女主角都有名字了。同时,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李亚仙“旧名一枝花”,也应该是注意到了《一枝花话》与《李娃传》的密切联系。

另一处改编是承袭《类说》本《汧国夫人传》、《绿窗新话》之《李娃使郑子登科》的作法,将《李娃传》中的“娃谓生曰”改为“姥曰”。

综上所述,南宋以后典籍中始有郑生、李娃名字为元和、亚仙的记载,同时,《类说》《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等类书和小说选集节录《李娃传》时虽基本忠实于原著,但在鸨母与李娃合谋设计弃逐郑生的情节上都将“娃谓生曰”改为“姥曰”,将李娃由主谋者退居合谋者。考虑到《绿窗新话》《醉翁谈录》都是为说话伎艺准备的参考资料,可以初步判定这些增饰和改动应与说话有关,显示出民间叙事对文人叙事文本的发展。

《绿窗新话》

(二)《郑元和记》的改编与转雅成俗

《类说》《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等对《李娃传》的节录和改编,还只是微创手术,真正对《李娃传》动大手术、大改编的民间文本应属话本。《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将“小说”基本上按题材分为八类,其中传奇类著录了《莺莺传》等18种讲说人间男女情爱故事的名目,其中包括《李亚仙》。

对照《醉翁谈录》后文中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可知此处的小说名目《李亚仙》就是敷演《李娃传》故事。由此可见,由《李娃传》故事发展而来的《李亚仙》已经成为宋人说话中的重要名目。

那么宋人敷演《李亚仙》,是否有书面文本传世呢?明代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著录有《李亚仙记》一种,应该就是敷演小说名目《李亚仙》的书面文本。

目前学界找到敷演李亚仙、郑元和故事的两种话本,一种是明余公仁刊《燕居笔记》卷七《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下简称《郑元和记》或者《郑记》),另一种是明万历间《小说传奇》合刊本所收敷演李亚仙、郑元和故事的话本,标题和前面部分情节都残缺,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将其钩稽出来,题名《李亚仙记》[8]。

那么这两种叙述相同故事的话本各自成文于何时,两者之间又有何关系呢?我们先来考察《郑记》。

张政烺《一枝花话》认为该文“纯属'说话’口吻,惟鄙俚不堪,本事既多违误,趣味亦极低劣,似流行于说话人之口者时间甚久,故渐失真”[21],未明确论及该文时代。

《话本小说概论》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认为该文“亦话本体,惟情节较简略,当别是一本”[22],也未论及其成文时代。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一“宋元部”著录《李亚仙》,叙录云:“明余公仁刊《燕居笔记》七有《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文甚短拙,必非宋话本。或据旧本删节为小文也。”[23]

范宁《〈话本选〉序言》云:“明代晁瑮(嘉靖间人)《宝文堂分类书目》子部杂类有《李亚仙记》,当即余公仁(崇祯间人)刊本《燕居笔记》第七卷《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的简称。这本《李亚仙记》有许多地方和《李娃传》不同,显明地掺入了一些说话人的语气。但是这不可能是宋人话本,因为它不仅只是语句有增加,而且情节上也有改动,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显系时代更迟的东西。”[24]

孙楷第判定《郑记》“必非宋话本”,依据是“文甚短拙”,范宁判定该记“不可能是宋人话本”,依据是“它不仅只是语句有增加,而且情节上也有改动,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显系时代更迟的东西”。实际上,上述判断可能有些偏颇。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检视现存的宋话本,特别是保存于《清平山堂话本》中而被文人改动相对较少的宋话本,有《西湖三塔记》等十余种。这些宋话本中,《蓝桥记》就很短拙,不过是节略裴铏《传奇·裴航》,再加上入话和散场诗而已。《合同文字记》所叙包公断案故事简略粗疏,文字风格朴陋幼稚,与后世成熟的话本相较也是短拙粗朴。另外,《董永遇仙传》叙事东拉西扯,颠倒谬误之处俯拾即是,可以说该文虽不“短”但很“拙”。由此可见,“短拙”可能恰恰是说话艺术文本化初期阶段(宋元时期)的重要特征。

另外,“语句有增加”“情节上也有改动”“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也是说话艺人和书会才人改编文言小说的惯用伎俩。因此孙先生和范先生所云《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的缺陷,可能恰恰是该文作为早期话本的胎记。

细读《郑记》,可以发现其作为早期话本的诸多印迹,也可以发现其对《李娃传》较大幅度的改编。

第一,题目中的“嫖遇”二字非常粗俗,非常不合文人情趣,具有强烈的市井色彩。

试将“郑元和嫖遇李亚仙”与《醉翁谈录》中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相较,两个题目结构相似,都是将男女主角名字点出,并用动词将男女主角关系和故事要旨点出,但前者用“嫖遇”,透露出十足的市井俗气,而后者用“不负”,则有几分文人雅气。

第二,关于故事发生时间和人物姓名,话本云:“话说唐明皇天宝五年间,有个官人姓郑名畋,字举才,官拜常州府刺史,祖贯河东太原人也。夫人贾氏生得一子,名平字元和……郑生问妓姓氏,答曰:'妾乃长安名妓李娃,小字亚仙。’”[25]

越剧《李娃传》剧照

就故事发生时间而言,《李娃传》等都只云天宝年间,《郑记》具体化为天宝五年间。

就故事中的人物姓名而言,《李娃传》等都不书郑生父亲的名氏,都未提及郑生母亲的姓氏,《郑记》云郑生之父“姓郑名畋,字举才”[9],又云郑生之母为贾氏;《李娃传》、《类说》本《汧国夫人传》、《绿窗新话·李娃使郑子登科》都不书郑生的名氏,《醉翁谈录·李亚仙不负郑元和》云郑生字元和,《郑记》进一步云郑生名平字元和;《李娃传》、《类说》本《汧国夫人传》、《绿窗新话·李娃使郑子登科》都不书李娃的名氏,《醉翁谈录·李亚仙不负郑元和》始云李娃字亚仙,《郑记》亦云李娃小字亚仙。

由此可知,《郑记》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又对故事时间和人物姓名等信息进行了增加。

第三,情节改动之处俯拾即是,最显者如下:

一是关于弃逐郑生之毒计,李娃是否合谋?

《李娃传》中李娃是主谋,到了《类说》本《汧国夫人传》、《绿窗新话·李娃使郑子登科》、《醉翁谈录·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李娃已由主谋者退居合谋者,到了《郑记》,李娃已由合谋者退居为事先并不知情者 [26],弃逐郑生之毒计乃鸨母所为,亚仙并未参与,事先也不知情,事后非常怨恨。

《唐五代传奇集》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即亚仙在冬夜救助郑生时所云“母设毒计令子失志”,这句话在《李娃传》、《类说》本《汧国夫人传》、《绿窗新话·李娃使郑子登科》、《醉翁谈录·李亚仙不负郑元和》均为“母子互设诡计逐之,令其失志”,可见《郑记》已经彻底改变了先前文本中李娃参与弃逐郑生的情节,清除了李娃形象的这一污渍,将李娃塑造成了一个对郑生始终情深义重的义妓形象。

《郑记》对《李娃传》的这一根本改动,在金元杂剧中也同样存在。金元杂剧作家石君宝创作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源于《李娃传》,改编时也将原文中李娃与鸨母合谋弃逐郑生一节,调整为鸨母在李娃不知情的情况下设计弃逐郑生,将李娃塑造成单纯善良、忠贞不渝的义妓。[27]

二是叙及郑生沦为凶肆挽歌郎之情节,云:“生不得已,而投于悲田院甲头家过活。生少年时自傍歌二曲,名《薤露》《蒿里歌》……甲头命郑生作莲花落词……其词起自郑元和所作,流传于世。”[28]

较之《李娃传》等相关文本,这段文字完全是《郑记》增加的。《郑记》指出,流传于世的《薤露》《蒿里歌》之词乃郑元和所作,其实稍有常识的文人都知道该歌乃汉朝时已有的挽歌,早已收入汉乐府中,怎么会到了唐朝才由郑元和作出呢?由此可见《郑记》错乱的文化认知,也透露出该文的市井属性和未经后世文人删润之早期话本的粗鄙。

三是叙及李娃督促郑生刻苦攻读之情节,云:“亚仙设意激生曰:'汝若不努登□,妾不与汝同食共枕相处耳。’”[29]而《李娃传》原文为“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30],两相对照,可见《郑记》“亚仙设意激生”的情节乃是别出心裁的改编,透露出民间鞭策夫君用功的质朴之趣。

余泗泉刊本《燕居笔记》

四是《郑记》叙及郑生登第入仕与李娃结为连理后之情节,既承袭原文“亚仙妇道甚修”称扬李娃之行,又增加“不半载娃母病亡,生乃礼葬甚备”褒赞郑生之义。

这种增加,既凸显了郑生之义,同时也顺带交待了李娃之母的结局,体现出说话人的匠心。另外,《郑记》在承袭原文叙述郑生“迁清显之任”、李娃“封汧国夫人”、其子“俱登高第”外,还特地加上一句“夫妻受享荣耀不尽,老百年而终”[31],这增加之句也是体现出民间心理和旨趣。

五是《郑记》在故事结束处云:“虽是青楼新语,编入幽谷生春。”[32]这种表述也是早期话本的套路,现存宋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结束处云“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33],《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结束处云“虽为翰府名谈,编作今时佳话”[34],都是相同的句式和意旨。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总之,从标题、文字风格、文化认知、情节改动所体现的市井趣味以及文末套语,可以初步认定《郑记》是早期的宋元话本,其成文时代可能大致同于或略晚于《醉翁谈录》成书之时,即宋末元初,当然也不排除成文之后在流传过程中有修改,[10]即孙楷第所云“或据旧本(即宋元话本,引者注)删节为小文”[35]。

张政烺先生批其“鄙俚不堪,本事既多违误,趣味亦极低劣”,孙楷第批其“文甚短拙”,范宁论其“语句有增加,而且情节上也有改动,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其实正透露出《郑记》作为未经后世文人删润过的早期话本的朴拙。

《郑记》作为宋末元初的市井话本,对《李娃传》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特别是将先前文本中李娃与鸨母合谋弃逐郑生一节,调整为鸨母一手主导、李娃并不知情、事后痛恨鸨母,清除了李娃形象的瑕疵,将李娃形塑为情深义重、忠贞不渝的义妓,表达出市井艺人和普罗大众的审美期待,显示出民间文本塑造箭垛式人物的类型化策略。

就文本的主旨而言,如果说唐代白行简将说话《一枝花话》改写成传奇《李娃传》时,将民间文本的“美”变成了文人文本的“刺”,那么话本《郑记》在改编传奇《李娃传》时,又将文人文本的“刺”变回了民间文本的“美”。


三、民间叙事再化为文人叙事:从《郑元和记》到《李亚仙记》


(一)《李亚仙记》的拟话本性质

关于明万历间《小说传奇》合刊本收录之《李亚仙记》(下简称《李记》)的成文时代,学界颇有争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李亚仙条”云:“《小说传奇》合刊本《李亚仙记》为宋话本,已有修改,亦未可知。”[36]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路工、谭天编《古本平话小说集》收入《李记》(题名《李亚仙》),并指出:“此篇疑即《宝文堂书目》所载《李亚仙记》,和《燕居笔记》中的《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不同,可能是宋元之间的话本。”[37]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云《李记》“根据《李娃传》敷衍而成。有人以为是宋元之间的话本,然与其他宋代话本比较,语言风格殊不相类,且郑元和之名系晚出,它不可能是宋代话本。当为明人作品”。[38]

 胡先生从语言风格和“郑元和之名系晚出”两个方面,判断《李记》为明人作品。其中“郑元和之名系晚出”之论不确,但从语言风格着眼进行的判断还是非常有力的。

笔者大致认同胡士莹先生关于《李记》为明人作品的结论,并进一步认为,《李记》并非宋元说话《李亚仙》的记录整理本,而可能是明人模仿话本体制改编《李娃传》而成的拟话本。理由如下:

《古本平话小说集》

第一,主要情节上《李记》完全依傍《李娃传》,只在个别细节上进行了微调、补充和发挥。

我们先来考察弃逐郑生这一核心情节。这一情节可以分为提议求神、请入姨宅、李娃返归、母女徙居、姨氏徙居、郑生失据等环节,纵观这些环节,《李记》基本上就是将《李娃传》的文言转换成白话,并适当做一些发挥。

稍异之处即在于“提议求神”环节,《李记》将《李娃传》中毒计的提出者由李娃改为鸨母,即将《李娃传》中“他日,娃谓生曰”改为“一日,鸨儿向生道”。这样的改动承袭了《类说》、《绿窗新话》、《醉翁谈录》节录《李娃传》时的作法,只能算是微调。这种微调与话本《郑记》、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的大改相比,微不足道。

实际上,宋代说话艺人即使依傍某种文言小说,也只是借鉴其故事框架和大致情节,不会在众多细节上刻板地恪守原文、亦步亦趋,反而可能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而反观《李记》,谨遵原文,这不是说话艺人的做派,倒像是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在改写《李娃传》。

第二,《李记》的多数叙述都是直接将《李娃传》相应处的文言转换成白话,而且对应非常准确,可谓若合符契。

如叙郑生与李娃欢会的场景,《李娃传》云:“俄徙坐西堂,帏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39]《李记》云:“少间,延至西堂,帷幕帘榻,光彩夺目,妆奁衾枕,件件精佳……当时就唤公子为郑郎,尽欢而散。”[40]

叙西堂摆设,《李记》将《李娃传》“帏幕帘榻,焕然夺目”改为“帷幕帘榻,光彩夺目”,仅改一字;又将“妆奁衾枕,亦皆侈丽”改为“妆奁衾枕,件件精佳”,意思完全一样。

越剧《李娃传》戏单

叙鸨母劝导之言,《李记》仅比《李娃传》少“之命”二字。叙郑生拜谢鸨母之言,《郑记》将《李娃传》“愿以己为厮养”改为“愿以身为厮养”,仅一字之差。两种文本如此频繁地出现高度相似之处,不能不让人怀疑《李记》不过是在翻译《李娃传》。

第三,《李记》的散场诗“故人一别负佳期,饥火烧肠冻不知。须念往年行乐处,宝鞍三坠曲江池”,[41]来源于明初文士瞿佑的《李娃念旧》,两者仅一字之差,即“宝鞍三坠曲江池”中的“坠”在《李娃念旧》中作“堕”。

综合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李记》不像是说书的场上之文,倒像是文人的案头之作,不像是宋元的老话本,倒像是明人的拟话本。

(二)《李亚仙记》的化俗为雅

公允地说,就艺术造诣而论,与原作《李娃传》相较,话本《郑记》显得非常朴拙,而拟话本《李记》则显得相当圆熟,甚至可以说《李记》是可与《李娃传》并峙的改编文本。我们可以从借鉴形制、完善情节、补充描写、凸显形象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戴望舒《读李娃传》

首先,我们注意到《李记》在改编《李娃传》时,充分借鉴了话本形制和民间叙事手法。

一是借鉴话本常用的“话休絮烦”“话分两头”“却说”等叙事套语,进行叙事的转折。

二是学习话本运用诗词韵语描绘人物和场景之法。如叙郑生与李娃共度良宵之场景,《李记》云:“是夜,元和与女枕席之上,绸缪缱绻,自不必言。一个是惯经风雨之夭桃,一个是未谙霜露之嫩柳。恩恩爱爱,似水如鱼。”[42]

又如描绘郑生雪夜重逢李娃之场景,《李记》云:“元和听得问他,况声音有些熟悉,方才抬头定睛一看,你道那女子是谁?却是:五百年前冤孽,生前七世仇家。资妆仆马为消花,脱壳金蝉计怕。撇得一身无奈,莲花乞丐生涯,今朝相遇莫嗟讶,公子风流豪霸。”[43]

三是借鉴包括话本在内的民间叙事文本直接描写人物心理之法,如叙鸨母得知李娃决意赎身后的内心独白。四是借鉴话本的“叙事者干预”之法,在故事发展的重要关口,对人物和事件做出色彩鲜明的评论,表明作者的态度和看法。如叙郑生见李娃,鸨母和李娃一唱一和的情节,《李记》评论道:“谁知这是娼家笼络子弟的套头,可怜郑生是初出来嫖的,那晓得他们做作。”[44]

又如叙郑生病重被旧邸主人徙于凶肆之中,《李娃传》中“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这样一句话,被《李记》敷衍成一大段带有评论性质的文字。[45]五是借鉴话本以散场诗收束全文之法,文末赘以散场诗。[11]

另外,《李记》不仅借鉴了话本形制和民间叙事手法,也吸收了话本、戏曲等民间叙事的部分内容,较显者如李娃“小氏亚仙”、郑生“名平,字元和”的说法就来自话本和戏曲。

连环画《李娃传》

其次,《李记》对《李娃传》中某些细节进行了增补完善,使得整个情节前后贯通。比如《李娃传》叙郑父观看二肆竞技时被告知其中的乌巾少年酷似其子,郑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46]

由于前文从未提及郑生入京后有消息反馈给郑父,此处忽然冒出郑父言其子“为盗所害”,就显得非常突兀。《李记》于此作了完善,在郑父遇子前特地补叙了郑生僮仆返家告诉郑生消息的细节,[47]使得整个情节榫卯相接、前后呼应、完整自然。

再次,《李记》对《李娃传》中某些细节进行了补充描写,使得整个叙事更加丰盈。比如叙李娃告知鸨母决意赎身后鸨母的反应,《李娃传》仅云“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48],非常简单,而《李记》则大幅增加了对鸨母的相关描写。[49]《李记》对鸨母的心理描写,合情合理,叙述鸨母的相关话语,声口毕肖,显示出拟话本叙事的高超水准。

最后,《李记》调整并增补了部分细节,一定程度上洗刷了原文中李娃形象的污渍,形塑出一位善良多情的义妓。上文已经提及,弃逐郑生一节中,《郑记》已将《李娃传》中毒计的提出者由李娃改为了鸨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娃的“狠毒性”。同时,《李记》在李娃雪夜救助郑生一节,通过鸨母的叙述,增补了李娃在弃逐郑生后对郑生的思念。[50]

越剧《李娃传》海报

此外,《李记》在叙鸨母得知李娃决意赎身后的反应时,增补了鸨母的心理活动,其中鸨母“果是我当初用计也太狠,撇他太毒,况他又一向不接客,逼他也没用”的心理独白既说明了弃逐郑生的主谋是鸨母,又呼应了上文提及的李娃因思念郑生而“一向不接客”,烘托出李娃的心本善良和对郑生的一往情深。

总之,笔者认为《李记》应该是明人改编《李娃传》而成的拟话本,其对话本体制的模仿和对民间叙事(包括话本和戏曲)成果的吸纳,使其既有话本的形制和意味,又摆脱了早期话本的俗气而充溢着文人的雅气。可以说,《李记》是吮吸着民间叙事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化俗为雅的文人叙事文本。


结  语


上面我们通过考察唐代说话《一枝花话》(民间叙事)——唐传奇《李娃传》(文人叙事)——宋元话本《郑元和记》(民间叙事)——明代拟话本《李亚仙记》(文人叙事)的文本演进历程,探讨了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回环转化,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一般而言,文人叙事的人物塑形,较之民间叙事的平面化和类型化,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

李娃故事流变中,弃逐郑生中李娃扮演的角色直接关系到李娃形象,文人文本与民间文本对此的处理颇具典型性。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是弃逐郑生的主谋者和实施者;拟话本《李亚仙记》中,李娃是弃逐郑生的合谋者和参与者。两个文本的人物塑形,都未回避李娃弃逐郑生这一人生污点,从而写出了李娃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发展性。

徐操绘李娃传

反观民间文本《郑元和记》,弃逐郑生之毒计乃鸨母所为,李娃并未参与,事先也不知情,事后非常怨恨,将李娃塑造成对郑生始终情深义重的单纯、忠贞、善良的义妓形象,虽然形象鲜明,却失去了文人文本中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发展性,折射出民间叙事中人物塑形的平面化和类型化。

二、当文人叙事借鉴和改造民间叙事时,他们往往会学习民间叙事的独特手法(如独白式心理描写),模仿民间叙事的文体形制(如模仿话本体制而创作拟话本),也可能会改变民间叙事的文本主旨(如《李娃传》改编《一枝花话》,变“美”为“刺”),同时一般都能增加叙事的审美浓度,提升叙事的艺术品位,最终实现化俗为雅。

三、当民间叙事借鉴和改造文人叙事时,他们往往也会习得文人叙事的雅好(如诗词韵语的大量运用),仿效文人叙事文体的套路(如传奇的文备众体、叙事委曲、篇幅曼长),但改编者的民间眼光、文化认知、审美品位和鉴赏情趣,往往使得改编会转雅成俗(如《郑元和记》对《李娃传》的改编),人物塑形上也会变丰富性、复杂性为平面化、类型化。

四、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文人与民间艺人互相借鉴,雅者亦学俗者之文体形制、叙事技巧,俗者亦学雅者之文体套路、叙事手法,如此相互促进,推动中国叙事文学在化俗为雅而又转雅成俗的雅俗互动中,既能汲取民间的智慧而葆有活力,又能经由文人的熔冶而推陈出新,最终铸就雅俗共赏的经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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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卞孝萱:《〈李娃传〉新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11](五代)陶穀:《清异录》卷一,台湾《丛书集成新编》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6册,第326页。
[12](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2册,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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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见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3—276页。
[33][34](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石昌渝点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第161页。
[36]朱一玄等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
[37]路工、谭天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40][41][42][43][44][45][47][49][50](明)《李亚仙记》,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明人话本钩沈”,第516页、第522页、第516—517页、第521页、第516页、第518页、第521页、第521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共生关系研究”(17BZW098)阶段性成果,刊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17辑(学苑出版社2022年7月版),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释
[1]王丽娟《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以“连环计”故事为例》,《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笔者认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中的'文人’和'民间’不是指实际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而是指虚拟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其中“实际的”“虚拟的”两个用词,如分别替换为“身份归属意义上的”“文化功能意义上的”,则表述更为精确。
[2]详参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2、5期),王丽娟《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齐鲁书社,2007年版),柯玲《民间叙事界定》(《上海文化》2007年2期),程蔷《民间叙事模式与古代戏剧》(《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杨利慧《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陈平原《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6期)。
[3]程国赋《〈李娃传〉嬗变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刘小莉《〈李娃传〉重写研究》(西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陶慕宁《从〈李娃传〉到〈绣襦记〉——看小说戏曲的改编传播轨辙》(《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等专著和论文都论及李娃故事改编的文本流变,但几乎都未注意到话本《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同时现有研究也未从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的视角探讨李娃故事文本流变,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正是本文写作的动因。
[4]“贞元乙酉说”见戴望舒《读〈李娃传〉》(《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戴望舒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元和己丑说”见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二集》之《〈李娃传〉之来历及其作者写作年代》(台湾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第 94页);“元和十年至长庆初五六年间说”见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09页);“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说”见黄大宏《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元和己亥说”见卞孝萱《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5]李剑国《〈李娃传〉疑文考辨及其他——兼议〈太平广记〉的引文体例》(《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认为:“卞孝萱的说法是对的,就是'乙亥’必是'己亥’之讹,'乙’、'己’形似,极易相混;而'贞元’原作必为'元和’——这有可能是《广记》编者之妄改。”
[6]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节行娼李娃传》云:“称娃旧名一枝花,原注无之,乃曾慥所注,然则宋人称娃名一枝花始于曾慥。其所据则元诗自注,盖以为行简乃居易弟,遂将李娃、一枝花断为一人。此说一出,千古莫替,实大谬不然。白传未言娃名一枝花,亦未言白家能说《一枝花话》,强将元注、白传捏合,岂不谬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又李先生有论文《“一枝花”非李娃辨》(《文学探索》1986年第2期),驳斥后人认为一枝花乃李娃别名之误。
[7]当然也有提出异议者,如李宗为《唐人传奇》认为:“唐代的民间说话还处于与六朝志怪差别还不太大的比较幼稚的阶段,绝对不可能产生出诸如李娃故事那样结构复杂、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故事。”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7页。
[8]另外,路工、谭天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将万历间《小说传奇》合刊本中的四种话本全文录出,总题名《明刻话本四种》,并将敷演李亚仙、郑元和故事的话本题名《李亚仙》。
[9]《郑记》云郑生之父为郑畋,可能是受到《后村诗话》等典籍的影响。《后村诗话》称,其时有“小说”云《李娃传》中郑生和其父分别影射郑畋和郑亚。《郑记》张冠李戴,乱其世系,将“小说”中郑生之影射人名“郑畋”移为郑生父亲之名。
[10]该文有两首散场诗,其一曰:“故人一别负佳期,受尽饥寒总不知。须记当年行乐处,梦魂三坠曲江湄。”明代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六二收入明初文士瞿佑的《李娃念旧》,云:“故人一别负佳期,饥火烧肠冻不知。须念往年行乐处,宝鞍三堕曲江池。”两诗有较高的相似度。不排除有明代文人将瞿佑之诗稍加改动、编入《郑记》之中的可能性。
[11]因为文本前面部分残缺,无法得知其入话情况。不过按照文本现存形制推断,原文可能会有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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