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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当奥尔佳·卡丽斯勒问他受到何种文学影响时，昆德拉列举了三大类作家。首先是“第一时”的作家（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等），然后是20世纪中欧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这些小说家对安德烈·马尔罗所称的'抒情幻想’非常怀疑。他们怀疑关于进步的幻想，怀疑对希望的媚俗。我体会到他们对于西方的衰落的悲伤。这不是情感的悲伤，而是一种反讽的悲伤。”
最后一类参照是捷克现代诗歌，对他而言，那是一所想象力的学校：“那里有一群令人瞩目的杰出作者。最著名的是霍朗。我们可以把他与里尔克或瓦莱里相提并论，但他的想象更加疯狂，更加魔幻，也更接近生活：他的诗极为平民化，是一种郊区、工人、女佣和酒鬼的诗，被看作一种形而上的神秘的整个世界。他去世时，塞弗尔特写道：'带着蔑视，他在自己身边扔下他的诗句，仿佛把一块块生肉扔进波希米亚这个令人悲伤的大鸟笼里。’”很奇怪，在20世纪的捷克诗人中，有一位昆德拉没有提到，而昆德拉与他非常亲近：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昆德拉十岁时发现的摩拉维亚超现实主义诗人。
正是从他那里，昆德拉产生了对捷克文学中不多见的滑稽剧的好感，在《告别圆舞曲》里尤其能看到这一点。同样，昆德拉在小说中融入多种文学体裁这一想法，也使人联想到奈兹瓦尔基于同一种原则创作的某些诗歌，例如混合了“滑稽剧、哑剧、摄影诗、押韵诗、联想诗、绘画诗、随笔”的《摩托车上的鹦鹉》（Perroquet sur le motocycle）。
然而，在这些他愿意或不愿意接受的影响之外，昆德拉最珍爱的现代作家是弗朗茨·卡夫卡，在他眼中，卡夫卡胜过所有曾为20世纪文学带来变革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是他不断思考的一个主题。卡夫卡出生于犹太家庭，是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他与犹太教之间具有复杂关系。
他起初对宗教无动于衷，后来通过一个来自伦贝格（今乌克兰的利沃夫）的意第绪语剧团，发现了哈西德犹太教的故事，那些短小的象征性寓言在他的写作中还明显留有痕迹。在写给他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一封信里，他就这些寓言故事说道：“这是唯一让我立刻感到毫不拘束的犹太事物。”
虽然和家人用德语交流，但卡夫卡会讲两种语言，与家里的用人讲捷克语。结束法学学业后，他在波希米亚一家处理工伤的保险公司任法务部主管。他的工作使他有自由的时间专心写作。或许对他而言，写作活动是一种摆脱烦恼的方法，他的信件和日记都表明他是个焦虑不安的年轻人——与父亲发生冲突，和女人们关系复杂。但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自传性的细节，没有任何心理分析。
此外，他的作品的主题也难以确定，因为他的人物处于一切历史、地理或社会背景之外，令人捉摸不透。他们往往没有姓名（或者名字仅限于首字母K，就像Kafka的首字母），没有过去，没有职业，没有感情，也不会情绪激动。他们仿佛与现实断绝了联系，又似乎面临着使他们不堪重负的具体处境。
然而，人们发现在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里，某些主题反复出现，尤其是身份主题，就像他在写给第一个未婚妻菲丽丝·鲍尔的信中所证实的那样：“有些人让我成为德国作家，另一些人却把我变为犹太作家。我究竟是谁？”卡夫卡的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生物，一半是动物一半是人（或者人变成寄生虫，就像在《变形记》里那样），它们正体现出这种与身份之间的痛苦关系。
在他的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一只博学的、会说话的猴子注意到：“如果我要坚持思考自己的起源，那么我的功绩本无法实现……相反，我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许这是一种乔装的影射，暗示卡夫卡指责他的父亲，作为被同化的犹太人，想忘记自己的根。因循同样的思路，另一个短篇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一只研究自身历史的狗。
他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的怪诞与神秘，使他的作品成为理想的阐释对象。为指称这些阐释学高手，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创造了一个新词“卡夫卡学家”，在他看来，他们各种各样的评论——政治的、社会学的、精神分析的—歪曲了卡夫卡。他自问：“如何定义卡夫卡学？以一种逻辑上的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专门用于将卡夫卡作卡夫卡学化的学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明确指出：“正是在竭力了解卡夫卡的过程中，卡夫卡学家们杀了卡夫卡。”昆德拉认为，第一位卡夫卡学家是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后者使卡夫卡被误认为是个神秘主义者，甚至是个圣人，即便他承认：卡夫卡“从未对他的哲学与他的宗教世界观进行系统解释。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他的作品里推断出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格言，但也包括他的诗歌、信件、日记，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尤其从这方面）”。
在其他受到责备的卡夫卡学家中，昆德拉提到了卡夫卡的第一位法语译者亚历山大·维亚拉特，指责他对《审判》的传记性解读。昆德拉认为，维亚拉特错误地将K的假犯罪归结于作者身上，比如卡夫卡因为取消与菲丽丝的订婚而犯下过错。这是另一种背叛与不实的陈述，一个幻想者与预言家卡夫卡，这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而且在20 世纪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盛行。
1968年8月，仅在他的国家被苏联入侵三周前，马克思主义卡夫卡学家爱德华·戈德斯图克向法国人克洛德·鲁瓦解释捷克年轻人对《城堡》作者的迷恋时说：“作家变为冷战的一种武器。如此利用他的那些人只看到其作品的一方面，他们把他的作品解释为一种对处于极权社会中的人的描写，那种人是在社会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无情官僚主义的肇始者。因此，卡夫卡——这本该令他非常吃惊——变形为战场的一个场景，一场精神上的凡尔登战役。这就是令成千上万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关注他的原因，如果他没有被宣布为禁书作者并成为一种象征，那么读者本不会留意他的作品。预言家卡夫卡？诚然，他从来没这么想过。但他对当今世界中生活状况进行受虐狂式的追寻，营造出一种氛围，捷克读者可能会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氛围，因为面对统治自己命运的莫名力量，他们感到自身的无力。”
卡夫卡被普遍视为一个“痛苦”的作家，而马克斯·布罗德却讲述道，当他把刚刚写完的那部分念给朋友们听时，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为什么是这种反应？它破坏了那个忧郁而伤感的卡夫卡的形象。或许，因为小说家和他的朋友们来自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城市。尽管卡夫卡用德语写作，但他首先是一个布拉格的作者。这一事实对理解他的世界非常重要。
历史学家贝尔纳·米歇尔写道：他“就是一个作家与他在其中生活并进行创作的城市之间紧密结合的典范”。他的同代人维利·哈斯在《回忆录》中指出：“我无法想象，如果某个人不是1880至1890年间出生在布拉格的话，他如何能理解卡夫卡……说实话，弗朗茨·卡夫卡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也经常在持续整夜的争辩中讨论过。他的伟大功绩在于通过绝妙的图景表达它们。”
“他的朋友约翰内斯·乌尔迪齐尔在他葬礼日发表的演讲中说道：'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而我们，他的朋友……我们知道这个布拉格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他最令人瞩目的作品中。’”
昆德拉本人也看到，卡夫卡的作品深受布拉格的影响，尤其在对幻想与魔法的喜好方面，这是布拉格古老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末期，鲁道夫二世国王的宫廷是欧洲秘密科学与幻想艺术的中心。正是那一时期，在布拉格工作的有占星家、天文家开普勒及阿尔钦博托，这位16世纪的萨尔瓦多·达利，或许还有伟大的犹太人道主义者拉比勒夫，根据传说，他创造了第一个人造机器人Golem。”
1922年11月，卡夫卡料想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让马克斯·布罗德做他的遗嘱执行人。为此，他写信要求布罗德烧毁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只有少数几部例外：《判决》《司炉》《变形记》《教养院》《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布罗德相信卡夫卡的才华，后来违背了他最后的意愿。在卡夫卡去世后的三年中，布罗德出版了使卡夫卡去世后成名的三部小说：《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
在那个特别喜欢冒险小说的年代，少年昆德拉偶然打开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作家的一本书：“那是战争快结束时。在我父亲的书橱里，有一本捷克语版的《城堡》……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我刚刚看完《三个火枪手》：这两本书我同样喜欢。”也许，他起初只是把这些小说看成没头没尾的幻想故事，后来才意识到那部作品的意义，它的写作方式与无比的独特性一下子就吸引了他。
他认为，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首先应被理解为艺术家：“只要阅读卡夫卡，人们就必然对他的艺术着迷。在我看来，他的艺术在于他的想象。卡夫卡带来的崭新的东西，在他之前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不同的想象。这想象仿佛是梦的想象，将您引向一个世界，那里所发生的事都不像真实的。直到卡夫卡……人们无法想象一部小说可以不像真的。卡夫卡一下子释放了幻想，而他的想象有某种特别美的东西。”
然而，昆德拉认为，卡夫卡的贡献并非仅仅在形式上。他之所以完全属于现代特色，是因为他说明了个人在荒诞的现代世界中的存在，一个刚刚从一场世界性战争中摆脱出来的世界，一个变为陷阱的世界，无处可逃。在昆德拉看来，这种新的存在境况暗含于卡夫卡的所有书里，从《审判》开始。
“K全部的内心生活都被处境所吞没，在这一处境下，他落入陷阱，任何可能超越这种处境的东西（K的回忆、他的形而上的思考、他与其他人的接近）都没有向我们揭示……卡夫卡没有自问决定一个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有哪些。他提出一个彻底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外部决定力量变得如此强大，而内心冲动已无足轻重的世界，留给人的可能性是什么？”
卡夫卡这位布拉格作家处于三种文化的交汇处：德国文化（通过语言）、捷克文化（通过文学传统）和犹太文化（通过感觉）。在奥匈帝国时期——多种国籍的拼盘——犹太人甚至不具有任何一种国籍。1848 年获得解放后，他们放弃了人们称为犹太德语的意第绪语的地方形式，开始讲被视为权威语言的德语。
然而，在卡夫卡的时代，布拉格只有少数人讲德语。在他们之中，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德国文化中的“极少数部分”。作为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意识到这一悖论，试图估计它会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研究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写道：“就这个主题进行了大量阅读后，卡夫卡对捷克文学和意第绪语文学进行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弱小民族’的理论……用一个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空间的作家充满悖论的措辞……卡夫卡思考从另一种见解出发，从另一种文学艺术观念出发写作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思考用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语言写作的作家真正、现实的状况。作为德语作家，卡夫卡力图理解在某种相反观点中写作的那些人的处境与工作，力图衡量他们与自己之间的区别，并设身处地地领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优势的东西……卡夫卡本该是位出于本能的理论家，他寻找各种方法，在自己的写作中将小文学的'优势’特征付诸实践。”
昆德拉再次为小国及其“优势特征”辩护：“一个犹太人或捷克人不倾向于与历史同化，也不倾向于在历史场景中发现严肃性与意义。他们的古老经验让他们忘记敬仰这位女神，忘记歌颂她的智慧。因此，小国之欧洲受到更好的保护，免于历史的蛊惑，更清醒地看到大国之欧洲的未来，那些大国总是准备在光荣的历史使命中自我陶醉。”
昆德拉意识到犹太根基在卡夫卡作品中的重要性，正如阿兰·芬基尔克劳所叙述的那样，他甚至投身于犹太教法典的学习：“那时，昆德拉打算在他的一部小说里加入关于犹太教的内容。因而，他对犹太教法典的兴趣是专业的。于是，犹太教长吉勒·贝尔南给我们上了几次课，大概三四次。犹太教长来昆德拉的住处。昆德拉戴着妻子买的一顶小的无边圆帽。一切都以一种非常欢快、非常有趣的语调进行。我们听贝尔南讲解犹太教法典，略带列维纳斯的方式。我们就像好学生那样，认真地记笔记。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提了问题。授课没有持续下去，或许因为昆德拉放弃了他的计划。”
昆德拉从不隐瞒犹太世界对自己的吸引力，他对犹太世界怀有感激，尤其因为，在他看来，它对欧洲文化，特别是中欧文化的构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如此深刻地被犹太精神所影响。生长于民族争端之上的犹太人，是20世纪中欧主要的世界性与包容性元素，是它的知识纽带、思想的凝结者、精神统一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我爱他们，带着激情与怀念珍惜他们的遗产，仿佛那是属于我个人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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