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称得上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了，这个享年101岁的世纪老人一生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便是他年少风流时的最好诠释。
从含着金钥匙出生，到大帅府中备受父亲重视、被寄予厚望的长子，再到父亲遇刺身亡后临危受命执掌东北大权成为真正的三省统帅，张学良的前半生可谓是风光无限，完全是达到了人生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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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经历了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政治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他也从此身陷囹圄，被蒋家父子软禁了半个多世纪。
1990年，已经九十高龄的张学良才被台当局释放，获得了难得的自由之身。
作为一个曾经搅动民国风云的人物，张学良身上有太多的历史谜团，一时间竟吸引了无数媒体与学者的注意，而他也坦然接受了采访人员的上门慰问。
后来在采访中，张学良还被人问起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是谁，而他却说出了三个人，除了非常佩服父亲张作霖外，剩下的两个都是我党核心人物，他们又分别是谁呢？
一、张学良眼中的父亲张作霖
在张学良心里，父亲是值得尊敬和佩服的人。
1901年6月，张学良出生在辽宁台安，由于他出生时父亲张作霖第一次打了个胜仗，所以给他取 乳名“双喜”，由此也可见张学良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张学良当年有“民国四大公子”的称号，与之同名的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关于张作霖的发迹史，有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世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张作霖是乱世枭雄，能够打下偌大一片江山，是曹操式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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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却认为张作霖出身绿林，本身就有黑历史，只不过发迹后洗白了，但本质上还是土匪，匪气很重，不值得尊敬。
当然还有人觉得张作霖能够与日本人周旋，没有出卖国家了利益，最终逼得日本人对其下死手，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孙科曾认为张作霖应该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悍匪一般的人物，但后来却转变了看法，这在《八十略述》中有提及。
即：“以前只听说张作霖是出身土匪，就以为他非常的粗鲁剽悍，是一个大马金刀汉子，但是真正和他见面后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张作霖他虽然个子不怎么高，却长得很是清秀，完全看不出来是土匪之类的人物。”
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张作霖，对于张学良来说，张作霖是他的父亲，也是他所有地位、荣耀、金钱，甚至是命运的根源。
因此在张学良心中，张作霖的地位极高，他非常佩服自己的父亲。
在谈及自己的父亲之时，张学良就曾说过：“父亲比我要厉害，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搞外交的人，也很会利用局势进行操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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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眼中，父亲骑马、打枪无所不能，也非常精通麻将，是一个殿堂级的玩家。
张作霖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为了生存，他很早就出门谋生了，为此还做过兽医，给马看病，可以说，张作霖的一生都与马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年少时，给人医治马匹养活了他，加入清军后，他又成为了马队的冠带，也就是相当于骑兵营营长，后来更是招兵买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经过一番艰苦创业，才有了后来张大帅的辉煌与荣耀。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也提起过自己父亲不仅十分懂马，而且骑术也非常高超。
从骑术上来讲，判断一个人骑马骑得好不好，就看他会不会骑走马，能够达到“骑走马”的境界，就非常厉害了。
那什么是“骑走马”呢？说起来也不难理解，大概就有些类似我们后世的竞走，并不是让马跑起来，而是走小步，用腿的力量让马小步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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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坦言他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但毫无疑问，张作霖却是这方面的好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从底层发迹的人，一定是有过人本事的。张作霖的成功也并不是偶然的，除了骑术高超，他的枪法也非常精准。
张学良说父亲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靠的就是好身手和接地气。对于属下，张作霖没有颐指气使，反而与他们一起同进退，甚至还常常身先士卒，赢得了众人的爱戴和追随。
正是从实战中血与火的锤炼，使得张作霖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枪法。
在张学良的记忆中，张作霖打枪从来不瞄准，抬起枪就射击，还专门在士兵面前露过一手。在一次打靶时，张作霖心血来潮，来了兴致，就决定亲自来操作一番，给大家开开眼。
于是，按照张作霖的吩咐，在一百米远的距离上布置好铁或者铜做的牌子来当做靶子，只要子弹击中目标，就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张作霖接过属下递过来已经装好子弹的枪，抬手就射击，每一声枪响之后都会听见“当”的击中牌子的声音，可见其枪法之精湛。
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还非常佩服父亲发达之后不忘本的可贵品质。
即使张作霖日后已经成为了东三省实际上的统治者，还曾是中华民国大元帅，行使总统职能，大权在握又富可敌国，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当年的苦难经历，身怀“达则兼济天下”的热心肠，同情贫弱。
“我佩服我父亲这个人，他有个穷苦出身，那么他是一心一直就是个穷苦人不忘掉，怎样使穷苦人不要那么穷苦”。
从上面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张学良承认自己富贵出身，但父亲出身贫苦，却在发达之后从来没有忘掉过社会的底层人民，常常愿意慷慨解囊，赈济救灾，履行社会责任，对穷人充满怜悯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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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认为张作霖此举只不过是一些收买人心的惺惺作态罢了，但在那个人如草芥，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去关心底层民众的死活呢？
北洋军阀们不在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不在乎，甚至为了所谓的“剿红匪”还会喊出“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等等丧心病狂口号，对于普通百姓根本没有统治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宁杀错不放过，哪里在乎民众的死活和所谓的人心呢？
比起这些人，张作霖当然值得儿子的钦佩。
张学良从小也受到父亲的教育和影响，这或许也是他虽然犯下过大错，但依旧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改变局势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在原因之一！
曾经跟随父亲打仗，张学良清楚地记得：当年打仗为了取得胜利，曾下令拆除老百姓房子，但就这种民国时期司空见惯的事，父亲张作霖曾大发雷霆，严厉的责骂了他一番。
而要知道，以往张作霖很少斥责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长子，一直是宠爱有加，极力呵护。
儿子佩服父亲是人之常情，尤其是能够从底层崛起，从一个身无长物的穷苦之人成长为东三省的实际统治者，张作霖当然值得儿子钦佩。
不过，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还说了他佩服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就是毛主席与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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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学良佩服毛主席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刚刚爆发后不久。
当时国民党大佬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比较引人注目和敏感的是“张学良会见毛泽东”，这是冯玉祥日记中关于西安事变部分的记载。
但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虽然敬重毛主席，却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他。
1991年，张学良获得自由身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记者的访谈，在谈起毛主席之际，张学良毫不掩饰对他的钦佩之情。
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两人是否见过面时，张学良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不过张学良虽然没有与毛主席直接会面过，但作为当时令蒋介石极为头疼的红军领袖，毛主席大名如雷贯耳，尤其是在他领导红军成功走过万里长征到达延安后，他本人则更让张学良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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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造访过陕北，并写过《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这样对张学良说过：“你最好也去一去那边，毛主席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见的人，他能够帮助你为父亲报仇，告诉你如何打回东北老家去。”
斯诺的这番话也令张学良大为惊讶，实际上张学良原本虽然开始关注共产党，但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他的内心还是比较孤傲的。
1934年，张学良甚至还这样说过：“必须明确的是，日本人是强大的，我们只有先剿灭了共产党，清除内乱，再寻求国际力量的团结与帮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日，不然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一开始还不了解共产党的时候，是比较倾向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1939年9月，张学良听从南京政府的命令，派出十万重兵围剿只有区区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
按理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东北军再“无能”，比起那个时候的红军至少装备要精良很多。
但令张学良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区区几千人，灭掉了东北军接近三个师的主力。如此惨败让张学良十分错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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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烈的战果反差让张学良开始反思，而在阅读和了解了一些共产党的思想和著作后，张学良的心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转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立场，萌生了联合抗日的思想。
1936年1月25日，毛主席起草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公开信。
在信中，毛主席针对东北军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就当前形势来说，东北军将枪口对准红军、攻打苏区是不明智的举动。
蒋介石是驱虎吞狼之计，想借东北军之手打击红军，实际上却是想同时消灭红军和东北军，以解决心腹大患。
最后，毛主席指出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也是最正确和光荣的道路。
毛主席的这番分析有理有据，令张学良极为感慨，他也发自肺腑地说道：“寻求救国之路，只有共产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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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是愚笨之人，他十分了解蒋某的为人，在蒋介石眼中，只有黄埔和嫡系才是最值得信任的，其他人即使是拜把子兄弟又如何？该舍弃的时候会毫不犹豫。
思想转变之后，张学良整个境界都提升了不少， 他甚至起了想拉一支队伍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的念头。
不过毛主席审时度势后，并不赞同张学良这个想法，认为这样会分散抗日力量，不利于抗日大局。得知毛主席的看法，张学良再次感叹道：“总有人说共产党心怀叵测，是想趁机吃掉对方，实在是小人之心了。”
作为带兵之人，张学良当然懂得在战乱年代兵马越多越重要的道理，可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人能够对送上门来的队伍保持理性态度，这实在是让人意外又钦佩。
自此之后，张学良也明白了共产党人是真心想帮助东北军的，也是真正以抗日为己任的，是值得信任的力量。
多年以后，有人告诉张学良，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面，但两人实际上也真正交往过，当年他在上海资助去苏联求学的两个男孩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听闻这个消息后，张学良欣慰地笑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激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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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敬佩的人是周总理
在采访中，张学良一度提到了佩服父亲和毛主席，但他一生中最敬佩的却还是周恩来。
1991年，在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张学良说：“我与周恩来的感情是极好的。”
对于周恩来，张学良评价很高，用张学良原话来说就是：“中国现代政治人物中，我最佩服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就把我刺透了，当然，他也相当佩服我！”
在张学良的印象中，周总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人，反应非常快，对事物的理解也很深刻，对于许多事情都能一语中的，看出事情的本质。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十分博学，是一个极具胸怀和智慧的人。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两人一见如故，彼此也很对脾气，就像老朋友一样。
张学良虽然因为种种原因遗憾的没有见到毛主席，但却有缘与周总理会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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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乘坐自己的飞机从洛川前往延安，随行的还有王以哲和黄显声两位东北军将领。当天傍晚，在延安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张学良与周总理进行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会面。
一见面，张学良就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说道：“你一定是周先生吧，久仰、久仰啊！”
这等会面自然不会只有两个人，周总理虽然不是讲究排场的人，但也必然有陪同人员，在此之前，二人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张学良却一眼就认为当面之人就是周恩来。
“张将军真是好眼力啊”周总理也连忙回道。
“哈哈，谁人不知道您是共产党著名的美髯公啊”，张学良也十分风趣，打笑着周总理，现场的气氛一度十分欢快......
周总理在革命年代曾经因为安全等特殊原因留过胡须，在与张学良会面时，也还留着长长的胡须，非常有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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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次的会面，于公于私周总理都非常激动，他说道：“虽然是和汉卿第一次见面，但我总有一种见到故人的亲切感。”
张学良有些不太理解，稍稍一愣，周总理又解释说：“我早年在东北生活过，做过你富父帅三年的臣民啊，对东北人的性格也还算了解，是非常喜欢的。”
听到周恩来这样说，张学良也非常高兴：“那咱们还算得上是半个老乡啊，也难怪周公如此的爽快。”
实际上，张学良与周恩来也算是有一些渊源的，他们都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弟子。
周总理毕业于南开，这是人所众知的事情，但是张学良又是如何与张伯苓有师徒之谊的呢？原来张学良以前喜欢抽大烟、打吗啡，是张伯苓规劝他戒掉了这些坏毛病，他也就拜张伯苓为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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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张学良一生真正见面相交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天九夜，但两人也的确是一见如故的，互相引为知己。即使在张学良失去人生自由，被软禁了几十年，周总理对他的思念与关心却依旧从没断过。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总理就坚决反对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因为他太了解蒋介石了，此人从来只允许文人反对，坚决不许武人反对他，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就是羊入虎口，根本脱不了身。
为了劝阻张学良，周恩来还举了邓演达被杀的例子，只可惜最终并没有改变张学良的决定。
在周总理的一生中，曾三次为张学良的不幸遭遇而落泪。
第一次1936年12月25日的下午，周恩来听闻张学良已经准备离开西安了，连忙带人赶去机场阻止时，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周总理顿时仰天长叹，泪流满面。
第二次是1946年在重庆，周总理哀叹已经被软禁十年的张学良，抑制不住悲哀之情，眼角满是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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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1961年在北京饭店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众人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良四弟张学思在向周总理敬酒时由于过于思念，竟泣不成声，而周总理也受此感染，禁不住潸然泪下。
要知道，那时候的张学思已经是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参谋长，是共和国的将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