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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通过10篇长文，详细介绍了1949年到1957年，国际形势、发展的选择、一五计划的开展、民生情况 。本期进行总结篇，建国初的难忘岁月，新中国经济的第一次波动（共5512字，阅读需要16分钟） 对外方面。由于选择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西方列强在旧中国的特权全部被取消，美、英等国希望攫取利益幻想破灭，反过来达成一致意见，构筑反华包围圈，扶持台湾制衡新中国。而对内方面。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各地军阀、土匪势力成为统一全国的最后障碍，军事行动成为最大财政支出。解放区还要进行内部整合，统一行政管理、清理陈规陋习，这也需要经费支持。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内战期间，肆意破坏经济，榨取民脂民膏，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发展秩序破坏，城市无法正常运转，轻、重工业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恢复经济秩序，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面对多方困局，国内、外对新政府能力的“怀疑”甚嚣尘上，上海作为全国资本主义代表大本营，通过多次物价风波挑战新政府权威，希望以“打”促“谈”，逼迫新政府保证他们的利益诉求。新政府四面出击、刚柔并济，一方面解放军横扫八荒、一方面党的支部延伸到祖国每个角落，短时间内完成了整个国家的整合，四分五裂的国家终于变成为具有现代动员能力的新中国。“皇权不下乡”成为了历史，“支部设在连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新中国的行政系统、财务管理系统、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古老的华夏大地换上全新的运转系统，必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虽然换了新天地，但回到1949年，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吃饱饭是大多中国人的期盼。连年战火带给大家的只有沉痛的记忆，和艰苦的生活。这次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人民解放军刚下战场，又走上建设之路，和广大农人民群众一起修路架桥、修田造湖，恢复发展。军队参与建设，这是独一份的，人民子弟兵可不是一句口号，人民需要什么，解放军战士就会做什么。当时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大量没有田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积极性，增强了生产效率，缓和了社会矛盾。而在人口新增、国家土地没有增加情况下，养活更多的人口，要么需要更多农田，要么农业技术能够有较大提升。当时新政府一面引导农民开垦荒地，扩展土地种植面积。一面设立农技站，提升农业种植科学水平。农业发展很快步入正轨。当新中国建立时，无数仁人志士认为，只要有完整的主权、强有力的政府，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国家就一定能迅速强大起来。就在大家准备大干一场时，朝鲜战争却不期而至。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经过讨论、踟躇，为了给新中国营造更好的外围环境，保护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预备收复台湾的第九兵团，成为首批入朝作战的主力。战争前期，志愿军充分展示了步兵军团协同作战、穿插包围的机动灵活，后期在炮火、飞机逐渐列装后，又体现空地一体化配合的专业、坚韧。经过多次战役，终留下志愿军“穷则穿插包围、富则大炮伺候”的战术美谈。主动出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一开始，就把握住了战争的主动，为后面以打促谈奠定了基础，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朝鲜一战，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重新认识了中国。战胜强敌美国，也让国内拧成了一股绳。随后，苏联看到中国对抗美国的全球战略意义后，在重工业方面援建力度不断加大。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国内的经济恢复建设并没有停止，剿灭土匪、消灭剥削、打击地方山头势力、土地改革仍在继续，新政府选择了多线程齐头并进。新中国做的事，历史上做一件事就足以感天动地，现在几乎每个领域都展开了新建设。以中国戒烟历史来讲，从清政府、国民政府，延绵200多年的烟土生意，屡禁不绝。新政府三管齐下，对生产者进行批评教育、引导大家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对贩卖烟土自禁令开始后坚决打击消灭，对吸食者通过教育、强制戒毒、劳动改教相结合，让其远离烟土。同时，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揭发检举，经过几年改造，中国彻底和烟土说了再见。针对当时经济恢复期间，手工业发展缓慢的问题，政府开始有条件、分批次推动合作社。重点对同民生关系比较大的棉纺、针织、铁木等行业，试办合作社，加快经济恢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1951年6月，全国1326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共26万人，股金151万元，县以上合作加工工厂651个，基层加工厂4000个。1952年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为736.4万人，兼职手工业生产的农民约2000万人，产值73.1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1.36%，占农业总产值的8.84%。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合作社2600个，社员25.7万人，年产值3976万元。同时，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资本。1952年公私合营企业997户，占全国工业产值5%，但其资本额已经占公司合营、私营工业全部资本的24.5%。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仍有很多企业、个人、官员，延续旧中国的习惯，中饱私囊，薅社会主义羊毛。在各行业出现大量贪污、腐败、行贿案件。国家顺势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再教育，整顿市场秩序。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出现了有利于建设局面。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征收和接收外国在华资本、土地改革、统一财经等措施，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牢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农村土改以后农民分散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农产品原料的不断增长需要，土改几年后贫富差距也逐渐出现。私营经济商人追逐利益，不利于国家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工业化，进一步加剧了各方矛盾。此时，想要加快发展，不得不考虑加紧、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随着公有经济比例不断提升，私营经济发展开始面临原料缺乏、资金不够、原有供销渠道被打破等诸多困难。看着私营企业已经无法正常运转，把企业交给国家，转身成为职业经理人，领取分红，成为私营业主最合理选择。私营银行、钱庄普遍经营困难，资本家也纷纷要求由国家进行全行业联合管理。在城市，新政府基本完成对金融、市场的控制，通过强有力的计划，使各项政策得以顺利推进。并对私营经济进行了限制、利用、改造，使其更加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要求。新民主主义经济恢复时期取得的成就让所有人期待未来。大家都认为有了稳定的国内环境，有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经济一定能发展起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恢复期间，取得的成绩已经值得国人骄傲。但国之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新中国快速强大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赶超式发展战略，配合这一战略的实施，计划经济成了唯一选择，整个国家财政、农业、工业、商业，开始围着计划展开。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的资本多、解决的就业少，当时新中国最缺的就是资本。需要通过扭曲市场运行的方式，将大量资金、资源不计成本支持工业建设。允许自由市场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显然不能适应这一战略。中国模仿苏联，建立了单一的公有体制，通过扭曲市场价格，建立相应的集中配置资源的制度。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很高，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
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中央将经济增长的指标订的过高，上半年出现了“小冒进”，基本建设方面投资过大，金融方面过度压缩流动资金，导致了市场供求紧张。一些地方和部门急于求成，又缺乏经验，动用了上年财政结余进行基本建设，而这一结余已经作为信贷资金给了工商部门，“过热”更加严重。同时1953年农业大面积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大幅歉收，减少了财政来源，使工业建设中原料、资金问题都比较紧张。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过快，引起了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小农经济需要中间商从中进行收购、出售，大量的个体农户经济不适合进行大规模交易，不利于集中资金扶持重工业发展。毛泽东召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相适应。要求各级一把手亲自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件大事，区县干部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农业合作化方面。1953年后，手工业合作化进入普遍发展阶段，由于前期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整体基调，加上刚开始初级社的合作，让一部分没有工具的农户生产力得到了提升。但是由于手工业和大工业、手工业和农副业等，在供产销方面存在矛盾。国家为了加强计划管理，对农产品、原材料进行统购统销，一些竞争力不强的手工业社遇到了更多的困难。1954年90%的合作社得到不同程度的增产。导致很多人盲目认为是合作化提升了产量，盲目推动更大、更多、更快的合作社建设。同时，大量合作社的建立，而能够管理合作社的干部严重短缺，称职的财会人员严重不足，合作社经营水平不够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合作社商业前进过快，局部又出现从业人员滞留和城乡交流不畅的新问题。1955年，基本建设规模计划偏小，同时全国开展“厉行节约”运动，基础设施建设要求严格管控，最后导致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出现了暂时的过剩。但是整体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好成绩，1955年下半年我国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为1956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年底，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实现，规定1956年工业总产值要比上一年增长21.7%。1956年，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针对计划经济体制过于集中的弊端，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因为“反右”运动干扰中断了。国家计委制定的经济计划草案中，对财力、物力可能条件研究不够，对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职工工资、信贷计划摊子铺的过大，结果全年出现18亿的财政赤字。进而引发银行增加投放，货币流通增加17亿元，为避免通货膨胀，同时国家又加大了物资供应，使商业库存减少。当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达到了97%，大大超过原先预期。全国共有手工业合作社7万多个，社员200万人。在整体领导下，一部分进行了技术改造，有了一定动力和机器设备，实现了半机械化，并纳入地方工业计划。通过合作社集体劳动模式，能更加顺畅地将农业、手工业产品用更低成本集中、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随后，在盲目乐观情绪推动下，开启了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时刻。初级社是以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人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参股分红，社员退社自由，实行按劳分配和积累归公，平均每社20余户农民，这也是之前初级社能一直增长并巩固的原因。高级社不仅公有化程度提升了，产权也模糊了，每社200户农民，经营管理方面的困难、问题也逐渐多了起来。针对前期问题，1957年国家进行“既反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固定投资下降为151亿元，财政增长7.9%，全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保证了物价稳定，并对之前消耗的国家物资储备进行了补充。从1949年到1957年，国家迅速完成经济恢复发展，并推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搭建了工业建设发展的框架。但计划经济扭曲市场，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模式，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每次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总是最先受到冲击。随后在发展过程中，一旦发展形势好，就拼命搞建设，大量资本投入工业发展。一旦发现农民生活困难，就放松管制，给基层更多的自制权力，恢复经济弹性。计划经济无法平衡工业、农业的发展，总是在收权、放权之间摇摆。当时整体的管理缺乏灵活性，加上政策很大的延迟性，导致计划对经济的管理十分僵化，“一松就乱，一紧就死”。而这个问题，只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才慢慢得到解决。虽然一五计划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无疑是成功的，构建了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框架，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提供了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业化发展，全国围绕工业化服务，形成了财政、外贸、教育、干部选拔等一系列相适应的国家软实力，从后续发展来看，即便五年计划没有编制出来，国家仍然会沿着工业化前进。中国从一个历史上的农业大国，开始了工业化建设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有得必有失，新中国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然要相对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正是靠着5亿多劳动人民，从自己的每一口粮食中节省下来的劳动剩余，转化成外汇，购买国外的机械设备，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添砖加瓦。从价值观的选择看，当时更注重集体发展，忽略个人的利益，在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多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也导致出现一些民生困苦。为了应对工业化占据大量剩余，导致缺衣少食的现状，开始推行限额供应、凭票供给。而很多行业由于从头起步，好多需要机器辅助的项目，都需要工人发挥主观能动性，靠徒手、人力完成。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很多人回看历史，总愿意进行简单归因，个人的英明领导，或者某个政策的远见之明。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很多的政策都是不得不。后世看来并不明智的决策，只是当时为了解决眼前困境不得不那样做，却最终留下后遗症。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需要随着实践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展要复杂的多，有太多的因素影响国运进程，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大有大的难处，大有大的不得已。现在回看1949到1957这8年时间，老一辈们，怀着无限的理想热情，带着与人奋斗、与天奋斗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代人吃了三代的苦，为中国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奠定了大国工业发展框架基础。预告：至此1949-1957年，中国经济的第一个波动周期就结束了。下一章，1958-1962，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波动，我们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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