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武：一口水窖的容量

源源不断 2022-08-12 发布于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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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文艺副刊第57期

本期嘉宾：杨占武

创作手记

我书写最初的动力是青少年时期储存的情感。我的老师，我上学时走过的路，寻草、捞浪茅的经历，住窑洞、喝窖水的生活，那一方地域风土，清水河、折死沟、豫旺川……，在某些时刻，在内心的某个角落里萦绕，挥之不去，而且愈到后来愈发酵涌动，不写不安，不吐不快。我就这样被记忆追逐着，不停地完成它们的催促，让它们成为故事的主人。

有朋友问我，是否读了些史料，尤其是方志之类，籍此对故乡有更深入的挖掘。我只能说，史料也反映了故乡的存在方式，而解读史料就是描述和表达故乡的方式之一。还比如，我认为故乡是存在于她的语言中的，——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因此，关于故乡的情感也需要用故乡的语言来呈现。

语言是有灵魂的，我总是不能放弃对语言的敏感。我在写作过程中，不嫌僻词，不讳俚语，因为我认为故乡就是这样子的，这是它的厚度。同时，记忆似水流年，有时候突然苏醒，这往往都是因为语言。有时候，我重拾记忆完全是因为方言的邂逅，将我拉回过去的时光。

书写故乡的关键之处在于：你需要“懂”和“悟”，变成一个故乡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袭用人文地理的一个说法，即你需要变成一个“文明内部的发言人”。我的书写是对故乡的一份记录，但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祈盼和怜悯。也许，悲天悯人才是我安放灵魂的唯一方式。

一口水窖的容量

作者 杨占武

久未谋面的校友异地交流，来到本地担任领导职务。他是练达之人，大约是为了打破大家的拘谨，就先开口聊起了对本地的第一观感。

他说，他早年到过西海固。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在某省任县委书记，因为某项合作项目，与宁夏南部山区某县对接。

他说，县上的同志真是太热情了。当时住的宾馆，是叫“招待所”的，没有自来水。一大早，县委主要领导就过来了，亲自端了一瓢水伺候他洗漱，他感到很难为情，消受不起。当地的领导一边细水长流地倒，他一边洗，奇特的是下面放了一个脸盆，把洗漱过的水接着。说是这水还可以留着扫地的时候洒一洒的。“不要糟掉了！”——他学着当地的方言说，并感叹这是他对西海固第一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这真是一个话题。大家谨慎地措辞，各自讲讲缺水的见闻：

山里的一个人，从远处挑了一担水。走得累了，停下来歇息。一群麻雀扑上来喝水，怎么也赶不走。这人只好怔怔地坐着，等着麻雀喝饱了飞走。以后逢人便说：麻雀，那也是一条命么，以后不要打了。更夸张的事还有：一只麻雀扑进来喝窑洞炕头上的一碗水，人逮住麻雀扔出去，那麻雀竟然还飞回来继续抢水喝。这真是一只搏命的麻雀！

知道牛会“嚎”吗？好几天没有饮水的牛，发出的那种“嚎”，听起来的那种瘆人真不知怎么形容。

分家而过的婆媳，也许原来就关系一般化。有一天，儿媳偷了婆婆家的一桶水，婆媳为此打了一架，邻人并不认为这打架的事由过于琐碎。好事者进一步分析：分家单过的时候，可能忘记将窖锁的钥匙切割清楚，因而留下肇启是非的隐患。

水窖都已干涸，生产队组织拉水，毛驴套上架子车，盛水的水桶是废弃的柴油桶。水拉到村里开始分配，大人站在架子车上倒水，村民提着水罐排着队，鱼贯接水。油桶是没有水嘴的，难免洋洋洒洒。有个六、七岁的小孩，眼疾手快，从队伍中飞奔过来，把水罐放在水桶下面，接着那点洒出来的水。

这样的故事太多，足可讲够“一千零一夜”。耄耋之年的王庆同先生在《青山无言》中回忆过上世纪70年代在宁夏盐池县农村时的一个故事：有一年春节快到了，我家西北方一户人家一个小男孩来我家院子里玩。我老伴见他手背布满黑垢痂，就问他：“咋不洗手？”他说：“我妈说了，过年给我洗。”并感叹“在这样的地方，给孩子洗手是过年的礼物。”

读着、听着这样的故事，我似乎出现幻觉：那个飞奔过去接水的和这个等着过年洗手的小男孩，是同一个人：为了过年可以洗手，他才如此珍视这水桶里洒出来的那一滴水。

缺水，从骨子里培养一个人自幼及长的惜水意识。这决定了人对水的态度：“疼省”。仿佛水就是有生命的，要像对待一个“有命的物儿”那样去“疼省”：“疼爱”和“节省”。

白话诗人伊沙写了一首诗，有这么几句：“你来自六年不下一滴/雨的同心/兄弟，我记得你在会/上发言说：/当地的婆姨担水时/看见水桶里的水滴/掉落在地/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唉哟一声/心痛的叹息”。

诗中的“你”，是我的朋友和老乡，诗人马占祥。故事就是他讲的。“心痛的叹息”，就是“疼省”的心痛和叹息。读者会不会觉得“心痛”呢？我还要告诉你，这其中还缺乏细节。那个担水的婆姨，一定是在无盖的水桶上压着一把骆驼蓬草，防止在摇晃的行进中掀起“桶中风波”，水被洒出来。但即使万全的措施、万分的小心，水还是洒出了几滴。

与“疼省”相左的故事是“不疼省”：大旱之年，水窖干涸，某个人好不容易找了两桶水。挑水回家的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这个被两桶水压得肩膀生疼的人，怀着欣喜，带着不耐烦，就将两桶水倒掉了。待到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庄子上一滴雨也没下。原来，暴雨是会隔“圪棱”的。——不是说过吗？一个人在暴雨中跌了个“马趴扑”，起得身来，却发现屁股被淋湿了，头却是干的。——这故事听起来更像一个寓言，是对不疼水的讽喻。有点儿像“捷克式的幽默”，让你听得又想笑又想哭。

理解西海固的水，才能理解西海固。懂得了这里的缺水，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比如“水贵如油”。水，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获得了本初的、生命之源的深刻含义，不可以用价值、价格来衡量。

流行在口语中对本土地理和风物的描述是“苦焦地方”。我怀疑“苦焦”应该是“枯焦”，因“枯焦”而“苦”。“枯焦”这个词来源颇古，这就是记录在《尚书》以及《山海经》等典籍中，关于后羿射日时的背景描述：“十日并出，草木枯焦”。灾荒史的研究者也指出，这是“大旱灾的生动写照。”从气候史、旱灾史之类的研究中，可以确知西海固地区的干旱是常态。一项研究说明，明初至新中国成立（1368～1949年）580年间，西海固的干旱灾害平均4.41年一次，而且，以1700年为界呈现加剧态势，后期250年干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是前期330年的2.62倍。

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解决人畜饮水的唯一工程措施就是打窖。

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窖的样式依据土质条件等，有圆柱形、瓶形、烧杯形、坛形等多种。在西海固地区，常见的是坛形，但老百姓并不称“坛形”，而是“近取诸物”，用最常见的植物“蔓菁”作比，称“蔓菁窖”，这很形象。

标准的窖，数据是三个“一丈八”：开口只容一身回转，是直径约2尺的圆，一边下挖一边扩张，下挖一丈八以后到达腹部，腹部直径为一丈八，此处被称为“缸口”；“缸口”以下深度一丈八，逐渐收缩至底部，这是储水的部分。这种水窖只能半窑储水，理论上，最大储水量可以达到100方以上，但实际很难达到，这有赖于土质的条件，特别是有赖于窖工施工技术的高超。一个好的窖工，绝对是稀缺的人才资源。

窖址的选择颇为讲究。地面要“硬实”即土体要完整结实、黏结性好；最好是在打麦场，这是现成的积水场。

打窖，既是一个苦活儿，又是一个技术活儿。一个标准窖的土方量超过200方，最深处达到地下12米，全靠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掏出来。只有好的窖工，才能掌好“窖桶子”，仅靠眼力和手工，挖成一个坡度降比合理、线条流畅、壁面光滑的窖。

“缸口”以下储水的部分作防渗处理。在窖壁挖出密密麻麻的锥形小孔，称为“麻眼”。然后用胶泥填充，称为“糊窖”。麻眼类如蜂巢，填充胶泥棒以后，能发挥出优秀的几何学性能。

最艰难的就是“糊窖”。选择红胶泥土，制作胶泥。红胶泥土颗粒干涸而坚硬，没有粉碎机之类的机械设备，只能手工反复捶打、石磙碾压、过筛，直到成为粉末。然后和水成泥，发酵和反复踹踏、摔打，充分发挥出粘性。伺弄泥团的虔诚和用心，对光滑、粘性的追求，都远远超过面团的制作。这个过程所付出的劳动用时绝不亚于打一口“窖桶子”，劳动强度会更大。将红胶泥做成锥形的泥棒，一一填充到“麻眼”中。最后的工序是“紧窖”，用木榔头反复敲打，务必夯实、光滑。为防止窖壁皲裂，后期的保养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数十天。洒水、检验、抹光，枯燥的重复性劳动，考验着人的细致和耐心。为了保养，人们单凭一根绳索，在十多米的窖中上上下下，这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术，特别是在上攀过程中一种被称为“绞绳”的技术：灵活使用脚腕，脚背绕绳索一圈，变成引体向上的登踏助力。

——以上的叙述真像是打窖的说明书。之所以不惮枯燥，就是怕读者不能体会打一口窖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实在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水利工程。大集体时代，一个人缘广泛的农民，不计帮工的工钱，光是供给饮食，至少要付出自己一年的劳动所得。对一个家庭来说，置办一口水窖，往往要花掉数年的积蓄。本世纪初，北方地区曾有过一项扶危济困的“母亲水窖”工程，一封“劝募书”曾动情地呼吁社会各界捐款，帮助西部的母亲“留住雨水，帮助她们播下丰收的种子，播下美好的希望。”捐助金额为1000元，按照工程1:1资金配比，水窖投入达到2000元，高于当期（2000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724元。

因此之故，“水窖”被写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2005）以及《2010-2013年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全国集蓄利用规划》中。

“掘地为窖，冬储层冰，夏收暴涨。”清末平远县令陈日新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水窖的集水方式。

凛冽的冬日，人们期盼着一场大雪。雪后，又期盼着一场大风。大风将雪刮到背阳处，形成雪棱，经过几昼夜的消融和冰冻，成为含水量丰富的冰雪块。一背篼一背篼背回来，投入窖中，这是应付春旱乃至春夏连旱的底气。谁能保证这一年中，一定会下一场暴雨呢？极少有人会吹嘴说：“我的那口窖大，能吃个年对年哩！”这样的人，多半是未等到降雨季，就早早地到处借水吃。招人嫌、讨人厌，因为只有水才是有借无还的东西，“借”就是“讨”，不过是换了个便于开口求人的说法而已。

等待夏日的暴雨。仰望天色，在预计的降雨可能里，将作为积水场的打麦场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真正的“未雨绸缪”。如果暴雨如期而至，形成径流，人就定定地守在窖边，等待第一波浑浊的水流出场外，然后放水入窖，并尽可能地在窖口作简单的柴草畜粪过滤和及时堵塞入水口。这是一个成年男子或一家之主的责任，水不可以漫过“缸口”，否则这口水窖大概率会报废。

泥土必然和水一同流入水窖，柴草、羊粪也不可避免。刚刚蓄的水，水是浑浊的、带着土腥气的，等水澄清，经常会有柴草羊粪飘起来了。有一年，一个名满天下的老者，访问到了西海固，期间热情的主人捧上一碗水请他喝，他真诚地说：“你们的水太金贵啊，我不敢喝。”但我估计一定是这样的水，颜色、味道让他觉得不对。

一项水质的分析报告说，窖水的总氮、总磷、挥发性酚、氯化物、金属离子、化学需氧量、大肠杆菌及水温、PH浊度、残渣等，基本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而紧靠公路边修建的水窖，化学需氧量、总磷、硒、汞、大肠杆菌的含量均超出饮用水标准,其中大肠杆菌群的量超出指标数10倍，必须进行水质净化处理。

但“科学”是无力的。使用水窖的人，关于窖水净化的认知和操作都是哲学的。这种境遇中的“科学”一定指向着“无”，而哲学才是“有”。

——短暂的暴雨总使集雨的场不敷收满一窖水，这时，须得当机立断，引路边、山间浸染过柴草、畜粪的径流入窖，“水流百步是洁净的。”

——窖水浑浊，可倒入一桶苦咸水，这能够使之尽快澄清。

——偶或有鸡、鸭等小型动物跌入窖中，把跌入物打捞出来，然后扔进去一锹干净的黄土，将窖口封闭，捂上七天。经过这样处理的窖水，也是洁净的。

这种独特的洁净观不只表达着节水、惜水的内涵，而是提升着水的“贵重”。

窖，是最值钱的不动产，也反映出这家人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好门风。婚姻的民俗中，养女儿的一方在决定是否应允一门亲事时，往往要实地考察一下男方的情况，称之为“验家道”。“家道”的主要参数，就是看对方家里是否有两孔窖。两孔窖，不仅是饮水的保障，也是轮换清淤的必须。如果这家有三孔窖，那绝对是家道殷实，几乎类似于“钟鸣鼎食之家”了。

在山里行走，你能看到，家家户户院落敞开，扉门不闭，但水窖总是锁起来的。赤地烈日，口渴难耐，如果讨一碗水喝而遭到婉拒，一定先不要对他们的淳朴厚道大打折扣，而是想象一下主人的无奈；如果得偿所愿，一定记得奉上真诚的谢意。这是我作为窖的主人，也作为行旅者，曾经的体验。

一口水窖，装得下一个贫困之家的全部世界。

窖与人的生活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一口洁净的水窖，不独起着水的作用。窖是天然的冷库，常见的景象是，窖的半空中悬挂着肉类、面点、水果等各类食物，以达到保鲜的效果。再次食用的这些食物，会沾染着“窖气”。

离别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久，但我还会时不时地思索一口窖的贵重。在无井无泉的干旱带，窖的历史肯定与人的生存一样悠久，一样漫长，如影随形数千年或是更长时间。它究竟将什么样的内涵植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我将窖比之于土地。一个早就转移到城里、生活稳定的农民，却不愿意放弃家里的那几亩薄田，那是他心理上最后的生活保障线。而一口窖，却是一家人最低的生命保障线。这些都不是经济主义的视角。

垂危的老人，在即将离世时，突然提出来要喝一口窖水。“甜的吆!”喝下窖水后的那声喟叹，百感交集，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喃喃的自语，快慰的神情，瞬间击碎了我一切所谓的“科学知识”。在干旱的世界里，窖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生命密码？老人最后的神情，代表着只要窖水尚存、家人将生存无虞的安全感，还是隐含着人与自然的某种玄奥？

还记得老人讲的那个故事吗？祖父推着一辆独轮车，做贩盐的小生意。推着几百斤盐，在硝河（今名硝口，在西吉县）和固原、同心诸地往返，中途往往住不了店。店家说，吆脚的（赶脚的，脚户）能要，推“推车子”的不要。店家能供应脚户和牲畜的饮水，而嫌弃一个推“推车子”的，因为他喝得太多了。“唉，血都挣干了么，太能喝了么，哪来的水呢么！”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旧事，代代口耳相传……

如今时过境迁。伴随着人畜饮水工程的实施，水窖差不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代的结束。但遍访干旱带，人们还是愿意将水窖作为人畜饮水的补充或“灾备系统”，经济的考量和情感的依恋相互交织。不知你是否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曾经掏过土、踹过胶泥、蓄过水、背过冰雪，长期使用过水窖的人，在都市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从他们用水的习惯里，大体能判断出他或她是否有过“疼水”的经历，并进而对他或她生存的环境是否“枯焦”作出想象。

（原刊《朔方》文学杂志2022年7期）

杨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