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义孚告别演讲：空间、地方与自然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Yi-Fu Tuan. 2014. Space, Place, and Nature: The Farewell Lecture 来源： http://www./dear_colleague.htm 2022年8月10日，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在美国去世，享年91岁。斯人已逝，文字永存。下文为段义孚为2014年4月4日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师生所做告别演讲而写，回顾一生的研究主题。段义孚在演讲开始之前，说明告别演讲的初衷：“鉴于我对戏剧的喜爱，我更乐意在同事和学生们面前为职业生涯拉下帷幕，而不是独自走入阴影。因此，我很感谢讲座委员会两位主席霍利和斯蒂芬给我这个机会做告别演讲，让我有一种谢幕感。”
“空间、地方与自然”是我探索了近半个世纪的主题。下面我将再度回顾这一主题。正如你将看到的，尽管为了清晰起见，我主要使用陈述句，所以听起来很自信，但其实我并不感觉如此，尤其对于“自然”，我现在对自然的理解依旧像我第一次遇到它时那样令我感到难以捉摸。 十年前，我在春港中学给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做了一个题为《空间与地方》的讲座。我对他们说：“看向窗外，你会看到开放空间。开放空间预示着探险，但它也意味着风险：例如，同学在门多塔湖上搭乘的船可能会沉没。”同学们点头表示同意。我继续说：“相比之下，类似教室这样的地方既安全，又熟悉。然而，教室因此可能很无聊。”这一次，同学们不仅齐齐点头，而且喊道：“是的，这堂课很无聊！”我目瞪口呆，没好意思说：“也许的确如此。但恰恰是在这个熟悉的、平平无奇的地方，你可以进行心灵的冒险，学到关于'空间与地方’的东西。而在门多塔湖上的同学，被风、水和阳光分散了注意力，却无法如此。” 我在这一点上停了下来，认为十多岁的学生们还没准备好。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我可能会继续说下去，由于人类个体既是身体的又是心灵的，他也可以说是“地方”和“空间”。他的身体，被他的感官与环境联系在一起，成为地方；他的思想，从这种感官联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空间。鉴于这种漫游心态，因此一个人很少能完全处在他所在的地方。例如，现在，你在这间教室里，这是你的地方，你在这里听我讲课。但是诚实一点。真的是这样吗？你的身体的确在这里。然而，你的思想却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敢打赌，这间教室里的不少学生已经离开这里，去了城里的另一个地方吃披萨或做爱。 给定这种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本领，其后果是什么？其一，是与其他人的某种疏离，其二，是与人所在的地方的某种疏离。在这一点上，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的思想不那么容易游离，而是专注于他们碰巧所在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被约束在他们直接的环境当中。而人类，由于其漫游的思想，则不那么受约束。事实上，这种独特的、想象身处其他地方的能力应该作为必要的背景，在此背景下对人类经验中地方的意义进行思考。 撇开漫游的思想不谈，距离当然是一种障碍——无论是作为地理事实还是作为一种心态都会影响到人类的联系和亲密关系。就这一点而言，首先需要说明“遥远”和“远方”这两个词对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快速交通和通讯还没发展起来的两百多年前。在写于1805年的一首题为《孤独的割麦女》的诗中，华兹华斯描写了两个被认为相隔甚远的地方，不禁让人生起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诗人描绘了一个高地女孩独自收割和唱歌的情景。 从没有夜莺能够唱出 更美的音调来欢迎结队商， 疲倦了，到一个荫凉的去处 就在阿拉伯沙漠的中央： 杜鹃鸟在春天叫得多动人， 也没有这样子荡人心魂， 尽管它惊破了远海的静悄， 响彻了赫伯里底群岛 （卞之琳 译）。 一极是阿拉伯沙地，另一极是最远的赫布里底群岛，乘坐马车或通过邮件往来需要好几个星期。想象一下，在19世纪初，两个朋友朝这两个相反的极点出发。当他们握手告别时，他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不可能再次相见。现在，再想象一下今天的情景。朋友向我道别。我们将相隔千里，但如果在装有谷歌的房间里，多亏了iPad，在阿拉伯的我和在赫布里底的朋友可以继续聊天，甚至看到对方，我穿着T恤，他穿着厚厚的毛衣，那又怎么样呢？由于距离不再重要，由于恢复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友谊被剥夺了由于长期分离而加强的可能。过去的分别为一种终结感所困扰，而现在我们只有在朋友最后离开时——死亡，才体会到这种终结感。 除了友谊之外，一般的社会关系呢？它们是如何被距离的衰亡所影响的？它们是否也会像友谊一样变冷？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州街的星巴克，我看到三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她们边走边聊，走到柜台前，买了拿铁，然后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我喜欢侧耳倾听年轻人的谈话，期待听到她们的对话。但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iPhone，低头给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朋友发信息。她们的膝盖在小桌子下碰到了一起，但除了这种意外的亲密接触外，她们似乎毫无留意到有血有肉的彼此。我不清楚她们为什么要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当她们离开这个地方时，她们会谈些什么，因为她们刚刚忙着给城里其他地方的朋友发信息，她们之间缺乏一个共同点来重新开始谈话。 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即便不深，也可以是愉快的。我们与地方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富足的人愿意在咖啡馆、餐馆、古董店、艺术馆和博物馆闲逛。然而，这些地方对我们的控制很轻。转换效忠对象很常见。即使是我们的家，也没有忠诚度。我刚才描述的现象很常见，我们知道它是流动性的结果，而流动性本身是经济福祉的结果，由交通和通讯的快速性支持，减少了历史上距离的影响。然而，现在我们对地方的依恋之轻使我们怀疑这是否是一种严重的损失，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甚至我们的道德感。因此，我们会不无怀旧地想象在过去，人对地方的依恋难以打破。然而，无论对人还是对地方而言，依恋都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其黑暗的一面在于，它是一种束缚，我们很高兴能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其光明的一面在于，它是一种相互性，人们对一个地方倾注了感情，而这个地方反过来又赋予人们某种品质，使人们成为他们所是的那种人。 地方能够赋予人们某种品质可能听起来有点玄乎，所以让我先说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即好的土壤产生好的作物，坏的土壤产生坏的作物，或者一个制造地的优点反映在其产品之上。考虑一下最后一个论断。是什么让威斯康星州的奶酪产品与众不同？如果奶酪确实很特别，答案很可能是该州的土壤、饲料、奶牛和制造工艺的优秀。威斯康星人可能会进一步吹嘘，如果他们的奶酪被运到加利福尼亚，那么在杂货店的柜台上，就会有一大块中西部的健康产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可能认为，如果一个在威斯康星州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搬到纽约居住，他会成为在一片浮华世故的海洋之中男人美德的绿洲。我相信，地方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这一点在世界不同地区被广泛认同，尽管只是默认。时不时地，这个看法会被明确提出来。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诗歌《士兵》。虽然它可能不是一首伟大的诗歌，但它引起了共鸣，是英语中被选入诗集最多的诗歌之一。 若我死去，就这样将我记起： 那异国沙场的葬身一隅 便是我永恒的英伦大地。那里 丰腴的土地将接纳我这不朽的尘粒； 英伦赋我生命，养我身躯，教我事理， 也曾，赐予爱的花朵，指明人生的轨迹， 我的英伦之躯啊，呼吸着英伦空气， 接受着故园日光的沐浴，大河的洗礼（孙帮根 译）。 这名士兵，如果要成为英格兰人，就必须由英格兰的大自然来塑造。这样的诗现在可能吗？如果一位英国士兵在雷丁出生，在格拉斯哥长大，在法国度过夏天，在美国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那会怎么样？如果他在阿富汗战斗中死去，诗人能说他是隐藏在异国沙场中不朽的英格兰的尘粒吗？当然不能。英国士兵具有世界主义者的特质，是一个松散地依附于几个地方的人。与此相反，英格兰士兵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他被绑定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仿佛脐带一般。 我在前面说过，地方是有权力的，当权力被用于关怀时是好的，当关怀过度、变成一种禁锢时是坏的。然而，在21世纪，我们几乎不需要担心过度的问题，因为眼前的威胁是依恋的减弱。地方，甚至是家，都不像以前那样束缚我们。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连家都失去了大部分情感的控制力，那么更大的家——民族国家呢？对它的热情是否也减弱了？我很怀疑这一点，因为对家的爱和对民族国家的爱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一个是在家庭和亲密朋友的隐私中的钟爱与庆祝。另一个则几乎相反，因为它涉及公共场合、仪式和历史，个人可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但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对家的爱依靠的是美好的记忆，而对民族国家的爱不仅依靠美好的记忆，还依靠对于失败和屈辱的记忆，这些未愈合的伤口很容易转化为对国内未被同化的人以及外国人的仇恨。
我现在转向“自然”，这个主题，甚至比“空间与地方”更让我困惑，也许是因为自然的概念更为复杂。为了这次演讲的目的，我把这种复杂性减少为三个子主题。第一个主题探讨知识如何影响评估自然的方式；第二个主题探讨想象力如何被限制或知识如何被压制，以便使自然看起来更加包容；第三个主题提出了何为真实的问题。 第一个主题：知识如何影响评估自然的方式，由于被写得太频繁而变得相当陈旧，所以我将尝试用个人经历来探讨这个问题，即2005年我到访北京颐和园的经历，以期给它一个更新鲜的观点。这是我第一次参观颐和园，我需要一个向导。我的导游非常健谈，不啻一场信息盛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导游，她的信息并没有围绕着花园的魅力；相反，她描绘了一个恐惧的景观，其中几乎所有的建筑设计都是为了转移或安抚大自然的恶灵。即使是最小的错误也会冒犯神灵，例如门开错了角度，铜狮子放错了位置，颜色不对，多拱桥上少了一个拱门等等。但是当我环顾四周时，我没有发现任何焦虑或恐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意识到自然可能有敌意。恰恰相反，我看到各处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微笑、聊天、欢笑。显然他们在这个每处自然和人工特征都促进快乐和幸福的地方玩得很开心。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实际上在西方世界发生得更早。简而言之，是知识消除了迷信的恐惧，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之长，以至于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自然持正面的观点。甚至出现一种可能，由于熟悉，自然正在失去部分吸引力。如若这种情况发生了，知识，更深的知识，可加以拯救。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门多塔湖为例。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被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学生们涌向纪念联盟平台，与其说是为了欣赏湖水，不如说是为了把它作为喝啤酒和聊天的悦目背景。为了重新点燃学生们对自然的欣赏，我建议他们回忆一下在自然地理学课堂上学到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门多塔湖不仅有一个闪亮的表面，而且还有一个幽暗的深度，厚达1000英尺的冰层曾经覆盖过它。当学生们能够在脑海中融合表面与深度、阳光照射的平台与冰川的不协同图像时，不仅他们的审美感觉会复苏，而且达到超越如画风景的崇高境界。 知识也会有负面影响吗？它会使我们焦虑而不是放心，恐惧而不是欣赏吗？答案是肯定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宗教的安慰性形象被科学的严厉形象所侵蚀的方式。但在科学本身，当一个对人类情感和审美情趣有吸引力的系统被一个远不如它有吸引力的系统取代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天文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古代到现代早期，外太空被认为是一个大教堂般的高耸空间，浩瀚美丽，充满了由透明球体在不同距离上旋转产生的音乐。 现代天文学打破了这一诱人的模式，尽管还必须再过几个世纪，它作为人类浪漫的背景才被完全抹去。然而，我们这些继承了新天文学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当无动于衷的，原因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胜过了我们被教导知晓的东西，星星在夜晚闪闪发光的形象如此之近，看似几乎触手可及，胜过我们对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的知识。空间如此，自然的另一个主轴——时间更是如此。 时间引入了第二个主题，它涉及到想象力被限制或知识被压制的方式，以便使自然看起来更加包容。然而，时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被压制的不是关于时间跨度的知识，在博物馆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物，以及在学术文章和书籍中包含的大量数字都展示了这种知识；真正欠缺的是在这个时间跨度中发挥的想象力。以博物馆中展出的文物为例。从古埃及木乃伊到现代丹麦家具，它们都在眼睛的扫视之下，因此给予观众一种错误的控制感。但却未能传达给观众的是一种威胁感，以及时间是一个巨大的深渊的意识。至于那些代表各个地质时期年龄的巨大数字，它们使人麻木，而不是刺激想象力。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即使是头脑迟钝的人也能活过来，就像我有一天在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埃尔莫罗国家纪念碑公园一样。 新墨西哥州西北部是一个高原，由坚硬的砂岩层覆盖，保护其下的软岩。一些溪流切入硬层和较软的岩床，产生了峡谷，其退缩的山坡形成了台地景观。在17世纪，西班牙探险家向北行进时经过了这个地方。他们在一个台地的脚下休息，并在砂岩上刻下了他们的名字。这些名字现在被一块玻璃板保护着。在国家纪念碑公园，我看到游客们野餐、扔飞盘，玩得很开心。毫无疑问，他们看见刻在台地上的名字，但这些名字丝毫没有让他们难过。我不仅难过，而且还为看到了时间的无底洞而感到震惊。 我心想：“三百年对于美国历史而言，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然而在此期间，倾盆大雨和片状侵蚀并未使山坡风化哪怕四分之一英寸，足矣让签名消失。”当我意识到山坡确实后退了，从50万年前它最初占据的位置至少后退了几百英尺时，我感到晕眩。地质学时间的抽象知识不会让我反胃。让我翻江倒海的是，我感受到了时间可怕的浩瀚。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台地可以用于衡量天文钟时间，使我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了通常的水平。 这种想象力的提升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吗？很难说，因为从那时起，地质景观已经失去其简单的视觉吸引力。我的眼睛仍然可以从山脉和山谷中感到愉悦，但我头脑的眼睛在扭曲和折叠的岩床上看到了时间，“既没有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迹象”，这是詹姆斯·哈顿1795年首次承认并宣布地球的伟大时代时所言。 如果物理学轻易让我们感到渺小和不自在，那么生物学则可以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生物学教会我们是猿人的后代。许多人都试图压制这一知识。但不需要一个生物进化理论就能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只要我们建立起联系，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事实也能做到这一点。思考一下性器官。与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相比，人类的性器官并不显眼。兴奋时，雄性黑猩猩的阴茎和阴囊会令人印象深刻地下垂，而雌性黑猩猩的器官会膨胀成一个巨大的粉红色丘陵。这些都不是我们想悬挂在家里的图片。但是，如果换成鲜红、粉红或黄色花朵呢？它们不是植物的性器官吗？知晓这一事实，不是应该会让我们在把鼻子伸进花朵之前暂停一下吗？然而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闻花时毫不犹豫，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闭着眼睛陶醉地闻花是我们高雅品味的象征。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假思索地将一种生命形式的性与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性分开。 再看来自生物领域的另一个例子。我们人类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被驯化的动物，特别是与最古老的驯化动物——狗。科学已经教导我们要警惕将人类的特征和能力归于其他生物，但这种习惯仍然存在，并可能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之中。诚然，我们承认柳树不会因为我们的哭泣而哭泣，鸟儿不会为了取悦我们而歌唱，但我们却忍不住把宠物狗作为一个例外，尽管我们意识到狗的感官与我们的感官明显不同。奇怪的是，与睡在我们身边打鼾的人类伙伴相比，我们却感到与睡在我们脚边的犬类伙伴有着更好的联结。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其他动物身上不只看到智力，而且是高等智力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人类害怕在宇宙中完全孤独、没有其他生物能与我们在智力上平等甚至超越我们的想法？当不带感情色彩的科学教导我们摒弃拟人主义的时候，我们转向其他星球寻找复杂生命的迹象。但是，在1950年代，改进后的观察结果表明，火星没有河流，其他星球上也不存在先进的文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我们的幻想能力转回地球，一些科学家开始在海豚和黑猩猩等动物身上发现高等智力。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异，无论多么明显，都被淡化或压制了，但是动物无论在解决人类给它们的问题时多么聪明，都不会像我们人类同胞那样让我们感到不安，动物不会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同意”或“相反……” 最后一个关于压制的例子是社会把它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而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往往会得出其他的价值观。这不是简单的社会权力的游戏；而是我们准备好去顺应任何流行的、得到社会默许的东西。更抽象地说，间接经验，亦即我们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容易压倒直接经验，亦即我们在实地通过感官和头脑学到的东西。 我一直怀疑这是否是真的，但只有在我教《环境和生活质量》这门课的时候才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门课开课的第一天，我给学生发了卡片，让他们在卡片上写下自己最喜欢的居住地。当我阅读学生写下的东西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选择了农场、乡村或荒野，总之，选择了自然，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麦迪逊这些非常宜居的城市里长大的。那么是什么原因？我推测，学生们被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这些老师教授的文学作品以及更普遍的时代精神所诱惑，以至于他们感官的直接证据——他们在城市中过着美好生活的事实——被压制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提出了何以为真的问题。我不是一位哲学家，通常不会质疑什么是真实。当有疑问时，我会像约翰逊博士那样踢一块石头。不，我的问题是关于人类思维组织的现实，例如景观。即使如此，当我从山顶上凝视我面前的景象时，我也不会感到困惑。当我被要求观察人类出现之前的景观时，我的困难就出现了。这个困难第一次出现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走在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走廊上，在一个展示恐龙在海边晒太阳的透视图前停了下来。其中一只恐龙抬起腿，准备踏入水中。我想，博物馆的科学家们确保了所有细节都是正确的，而且为了增强真实感，他们加上了颜色——白色的沙子、蓝色的大海和灿烂的夕阳。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问：“为谁的景观？”为我，当我站在透视图之前的时候？为其他游客？但是我们人类在白垩纪并不存在。那么，对于恐龙来说，这些景观是真实的吗？那是它们所看到的吗？不，那是不对的，因为恐龙缺乏色觉，它们的眼睛也无法进行透视构图。对上帝来说是真实的吗？也许上帝站在那里，在暗淡的黄昏中思考恐龙，喜欢他所看到的。但是，一亿年前的上帝为什么要通过人类的眼睛看风景？到了大学，我继续感到困惑，就像博物馆里的展览，地质学的过去在课本里也被显示为景观，而景观只有在人类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但是，为什么明知如此，我仍然不把《侏罗纪公园》和《与恐龙同行》等电影视为卡通幻想，而是汲取了科学所能提供的最佳成果的真实世界？ 在这次演讲中，我试图讲述有关空间、地方与自然的小故事。虽然主题内容不同，但它们包含一个共同的社会信息，我想通过总结来提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在关于“空间与地方”部分，我指出了人类关系的强度和与地方依恋的下降，这种趋势并不一定令人遗憾。毕竟，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写的那种激情澎湃的戏剧，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地方和牢不可破的人际关系之上，在戏院里观看可能扣人心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地狱。在对地方的热烈依恋中，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但也许它也会衰退。若然如此，类似“祖国”、“母国”这样振奋人心的词将不再使用，因为如果鲁珀特·布鲁克的英格兰士兵——“英伦赋我生命，养我身躯，教我事理”——变成了一种稀罕物，只剩下对任何地方没有深刻忠诚的英国士兵，那么它们还能有什么意义？如果“母亲”或“母性”作为一个真正育人的地方的情感词汇继续存在，我们可以希望它位于天平的两端：个人的大学（母校）和地球之上。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人与自然也出现了一种松散的联系。这种松散是可取的，因为自然不再因其灾害而令人恐惧，但不可取的是，它不再因其像过去那样抚慰和激励人而受到爱戴。如果说人类激情的衰退意味着无法再写出更血腥的莎士比亚戏剧，那么对自然敬畏之心的衰退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自然诗歌也不再可能。我们很难像威廉·布莱克那样谈论老虎，因为老虎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种具有可怕力量的生物，而是一种需要我们保护的可怜动物。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流行着一种不同的态度。年轻时的伯特兰·罗素为他在大学宿舍的狭窄楼梯上听到一个大学同学朗诵的诗歌所震撼。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能擘画你的骇人的雄厚？（徐志摩译） 无论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如何，我们都知道自然正在退缩，为混凝土带划界的巨型城市所取代。此外，在这些巨型城市中，很快出现一些很显眼的东西——机器人，它们在公共和私人场所做各种工作，提供各种服务。机器人无处不在的存在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情感和爱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情感和爱仍然主要是针对那些可以回报情感和爱的人类？乐观的看法是，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原因是人类是天然的诗人，能够看到他们周围几乎所有事物的情绪、情感和意图。科学知识可能削弱了诗意的视野，但绝不会摧毁它。社会的实际需要可能使自然沦为资源，但对生物的纯粹感情的残余依然存在。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机器人在我们看来是“人类”，能够给予和接受爱，尽管我们知道它们是程序化和机械的。为什么不呢？毕竟，我们将动物宠物视为人类，尽管它们的生物程序明显不同。在情感和纽带的世界里，重要的是行为。我们通过动物的行为方式来认可和爱护它们，就像我们通过人类的行为方式来认可和爱护他们一样。我们将以同样的标准来认可和爱护机器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情感的世界里，行为才是真正重要的，无论感知和精神的现实是否匹配，甚至它们存在与否。 我谈的是情感世界，在最好的情况下，情感是连接社会的粘合剂。因此，我也可以说是触及了社会世界。那么，知识世界——我们在大学里致力于培养的思想和想象力的生活，又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的工作来看，大学的思想和想象力的生活是次要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精力和才能导向改善技术、社会和自然环境。当然，要在这些领域取得成效，头脑必须敏锐，但不一定要有想象力，想象力有可能给美好生活蒙上阴影。作为一名地理学教授，我教学生理解和欣赏自然。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门多塔湖的品味因熟悉而变得迟钝，他们可以用他们在冰川学中所学到的东西来恢复。但是，我是否应该到此为止，还是应该继续下去，毁掉他们对自然的欣赏，例如对于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充分运用想象力，他们可能会感到恶心的眩晕，因为他们在扭曲的岩层形成中，看到时间“既没有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迹象”，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将吞噬一切，包括所有他们试图保护的可爱的生物，甚至最终吞噬山本身。 由于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讲，我想面向学生，以教导的语气结束。我们系有一个传统，新学年伊始用披萨和百事可乐欢迎新成员。但是，欢迎仪式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自我介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是谁，学习什么专业。在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一个学生会说，“我是一年级的人—环境学生”，另一个会说，“我是二年级的地理信息系统学生”等等。等轮到我的时候，我会说我是五十七年级的人文地理学生之类的话。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看到观众们都在笑，尽管我很感谢这种赞许，但它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我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八十多岁的人，现在并不觉得自己比读研究生的时候更聪明。这种意识曾经让我感到沮丧，但现在我不再沮丧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不成熟是人类物种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我可以接受一个聪明的老狗或一个聪明的老黑猩猩，但是，没有一个聪明的老人或聪明的老女人。对我来说，盘腿坐在山壁上的大师或穿着厚厚的晦涩知识外衣的教授形象，不仅令人厌恶，而且很滑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自我满足的人物似乎早在身体死亡之前就为绳索套住了漫游的心灵，却为此感到自豪。 那么，我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很自然，这是一个美化了的形象，但也不完全是妄想，因为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小事所证明。某天，当我走在州街上时，我听到身后一个孩子的声音反复问道：“你是学生吗？你是学生吗？”我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因为不可能是问我的。但我感到好奇，于是转过身来，问那个孩子：“现在，看吧，我看起来像个学生吗？”他回答：“是的，你有一个双肩包”。好吧，这让我很高兴！我有一个双肩包，这意味着我依然是一个向生活开放的学生。 对于在座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有相同的命运——在遥远的未来，当你的眼镜滑落到鼻子上，你的声音像我一样变成幼稚的高音，你将背着一个双肩包（比喻的说法），让孩子们看到你依然是一个对生活开放的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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