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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江南 | 韦力:藏书家精神的当代复兴

 江河行地劲草庐 2022-08-13 发布于浙江

2022年8月13日《苏州日报》B01版

刻书,藏书,是名山事业。数千年来,刻书家、藏书家一脉如缕,生生不息。近日,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再次来到苏州,见证《苏州全书》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作为当代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他藏有大量古籍善本,同时,他以藏书为基础,潜心钻研。他认为,苏州是江南文脉的富集地,也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中心地区。现在苏州启动千年刻书和藏书历史研究,适逢其时。当一座城市将文化生发的着眼点回归于书籍时,将迸发出巨大的文化聚焦能量,“因为书香中有不息的中华文脉,苏州正是抓住了根”。

韦力近照 □记者 王泽雨 摄

苏州日报:藏书家、行走者、传统文化弘扬者,您是怎么定位自己的?

韦力:我觉得中国人善于归类,喜欢贴标签。比如说我的所谓标签就是藏书家,尽管我对这个标签并没那么满意。我并不是说藏书家不崇高,只是觉得自己藏书这么多年,并且也读了这么多书,慢慢地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因为知道什么叫高山仰止,也领略到了那么多前人的藏书水准,尤其到了苏州,千万别说自己是藏书家,这太惭愧了,因为全国藏书家最多的地方就是这儿了。站在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活着的快乐,就是最恰当的事。我的系列主题的写作,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儿。首先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我的寻访,我对前人足迹的追溯,说到底就是我致敬前人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一是寻访,二是写作,我大概就干了这么点事。

苏州日报:我也时常关注您的新书书目与您的行踪。前面您是走访藏书家、寻找藏书楼,近两年来您主要的精力在什么地方?

韦力:这几年除了疫情之外,重点是完成了几个大的计划。确实如您所说,我的寻访从藏书家开始,我认为藏书家对中国文脉的传承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如果不是他们,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多典籍都失传了。特殊的机缘使得我跟公共图书馆的关系比较密切,和它打交道打了二三十年,所谓的大馆大部分都去看过,所以我就对它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我们现在的馆藏的图书,99%都来源于私人藏书家。从公馆到公馆的收藏,比如说,从宋代内府藏书到元明清内府藏书,现在这种书仍然藏在公共图书馆里。这种书百不得一,但是历代都有大量藏书,每一代破坏之后又重新地去藏,最后形成的结果就是每到易代就是毁坏得最厉害的时候,通常被一把火烧掉了,彻底地荡然无存。这种情况就让我意识到,我们每一代藏书的时候都是重新从私人藏书那里去征书,历代都这样。比如说,永乐登基的时候发布命令全国征书,并且要求征书不论价值,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只要这本书征回来就可以。也就是说历代都是这么重视,但重视的结果都是荡然无存,其结果就变成了私人藏书家对历史典籍的贡献极大,他们把历代典籍经过仔细的保护,当公藏又重新需要的时候,他们又纳入公藏,我们一直在走这样一个循环。 我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多藏必厚亡,太过集中容易损毁。当然,现代公馆已经跟古代的官府藏书属于不同的性质,无论保护条件,还是开放程度,都是古代不能比拟的。故我的所言只是指古代公、私收藏机构的关系问题。第二个就是私人藏书分散了风险,它貌似保护条件不如公藏,但是它还有特殊的保护方式。因为当人还没有达到绝对大公无私的时候,也是有私欲的,在私欲的情况下,人就会珍藏某些东西,这一种是出于情怀,另一种是出于对财产的保护。出于这样的原因,私人藏书家络绎不绝,才使很多典籍没有失传,或者说文脉不坠。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让我开始全国寻访他们。我认为各地对他们重视不够,除了苏州。这里有叶昌炽写了《藏书纪事》,第一次有人专门给藏书家树碑立传,这正体现了苏州人的眼光和胸怀。但是到今天我们都很少有人去寻访他们的遗迹,不管是他们的藏书处还是他们的魂归之处,都没有得到好的安置。我总觉得这近似于得鱼忘筌,至少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此我想做的是通过这种寻访来写书,通过写书来让人们明白他们的重要性。寻访的起源就是这么来的。

苏州日报:您后来慢慢地又从藏书家扩大到了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人物,是觉得很多精神都是相通的?

韦力:对,也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觉得历史典籍的流传不只是藏书家的功劳,而更是那些写书人、那些大家的成就,他们的含辛茹苦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典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出于这样的原因,我重新开始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原因是在以往,我们都讲究专家之学。专家之学固然是对的,但前提是古人是在厚积薄发的情况下先博而后专,而我们今天基本抛掉了这个前提,我们直接奔专,使得我们学科互相之间并不融通。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就想反过来走,即横着走。就像一个西瓜一样,我们研究一个西瓜才是完整的,但是我们把西瓜切成很多瓣,我们用这一瓣来管窥整瓜,虽然这样也有道理在,但前提是你须胸有全瓜,然后你才能管中窥豹。然而我们今天的学科基本上没有走这条路,怎么办?我就不自量力地走了这样一条路,通过寻访来横着寻觅体验中国的文化,而不是搞窄而深的纵深研究。所以这些年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来走这么一条路。

于祥 摄

苏州日报:您来过苏州已经有100多次了,为什么苏州这样一个城市会对您产生莫大的吸引力,来往江南而乐此不倦?

韦力:从大的角度来说,江南文脉其实就集中在这地方,我们的藏书家和文化人基本上集中在江南,它集中了中国五分之四的文人和藏书。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传承中国传统文脉,就不能绕开苏州,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角度讲,大部分的藏书中心都集中在这儿,我们如果以苏州为原点方圆百里画一个圈,它涵盖了中国一大半的藏书家。传统江南区域就在这儿,而江南区域的中心又在这儿。出于这样的原因,就使得我偏爱这地方。当然我还有一帮子爱书的朋友在这里,我的朋友圈按照地域来说的话,苏州地区是最多的,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只能说这就是人的视野所及或者叫文脉所系。

苏州日报:苏州的这些过往的藏书家里,您对哪一位特别有情感?

韦力:如果只论明清的话,那么我对黄丕烈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并不是因为他藏书多,其实他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们以书的收入比来说,古代的书比今天贵。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本新书,百十块钱我们就觉得很贵了,其实古代就收入比来说的话比这贵得多,所以以前的大藏书家的确需要雄厚的资金,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黄丕烈不同,他祖上是留下一点产业来,他本人并没有那么雄厚的实力,但是他对书的挚爱是超过所有人的。他建立了一套藏书的标准,就是哪些书是好书,怎样才能称之为好书,比如说无锡明代铜活字本为什么那么受重视?他有专门的阐述。

在此之前,我们把各种抒情的东西都叫“闲笔”。但是自从有了黄丕烈之后,他大量地把自己的感受情绪、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书跋中,使得我们建立了一套体系。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书话的时候,我都会谈唐弢的4个标准,你把这4个标准往里一套,你发现黄丕烈都说过。那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给藏书界制定规则的人,他能够打破常规,这才是最难的。因为以前的书跋都是校勘记,只有他变成了一篇有血有肉的文章,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所以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他的这种崇拜不是一种盲目,是因为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就是我对黄丕烈看重的原因。

苏州日报:苏州正在打理自己的千年刻书史,寻找文脉精神,苏州如何更好地凸显自己的城市价值?

韦力:我认为这个角度的定位特别好。首先从大的环境来说,当年我们曾经因为国家经济的不发达,大拆大建,但苏州还保留了古城,这足够证明苏州人有这种意识,要保留文脉所在,尽管当年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当我们到北欧去看看那些小城小镇,它给我们的感受,远远比我们所看到的高楼大厦带来的舒适感要强得多。所以一个人最终的目的是心中的愉悦,回到诗意的栖居,这才是人性。再回到您的话题,我们的这种千年文脉是不是应当传承?答案不言自明。文化的积淀,文化的凝聚力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我们今天提倡回归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回到文化基点。它的梳理点有很多,但其中之一,一定要研究苏州的书籍史。书籍史我们不要去小看,认为它就是一本书,其实在古代没有媒介的情况下,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一生的思想精华,就存在那些古书上,后代子孙对历史的了解也靠那些古书。当然了,爱好器物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其实每个人对美的解读都来源于你的知识,否则你无法欣赏美,你能够欣赏美是因为你有了文化“软件”,而这个“软件”的建设恰恰来自书本。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谈,苏州把苏州文化史缩小为“书籍文化史”时,名义上缩小了,实际上抓住了根,既可以区别于其他城市所谓的优势,同时也抓住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东西。

于祥 摄

苏州日报:您的“书式生活”,很多专家都夸赞有加,据报道您的藏书楼规模很大。

韦力:其实我收藏的所谓古籍善本就几万册而已,并没有十分庞大,为什么今天被人家夸来夸去,是因为我们历史的原因。从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受西方的影响,有了公共图书馆的意识,开始大量地收购,化私为公,这个过程充实了我们现在的公共图书馆馆藏,但是它也隔断了书跟人之间的情感,使得我们今天的人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善本。比如说你到苏图去,他把他的镇库之宝拿来,基本上隔着玻璃看看,我觉得跟看马王堆女尸似的,永远跟它相隔。但是我觉得书跟人不是这个关系,书跟人是有亲切感的。书不是在那摆列着、陈列着。我不反对公共图书馆的这种陈列,但是书籍不同,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一幅字画,这幅画展开以后是一览无余的,但是书不同,它永远展示的是那一页,只有能翻阅才是有温度的,就是这个原因使得我更愿意去藏书。我的藏书楼规模不小,别人说这跟公共图书馆不一样吗?是这样的,但我仍然提倡私人藏书,原因就是我觉得书跟人是应当互动的,所以我自己在不断地搜集。因为跟公共图书馆接触多,也参加了各种标准的制定,使得自己明白哪些书是更值得收藏的。刚开始会有一种贪欲,当然所有搞收藏的人都有贪欲,到最后又慢慢变得懂得了专题,懂得了优中取优,懂得哪些是自己的偏爱所在,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所谓的特色。这个特色收藏跟自己有感觉,就好像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苏州日报:您觉得私人藏书楼这样一种传统,与藏书家这样一种精神,在当代或者在未来的日子里还能复兴起来吗?

韦力:我个人的感觉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年认识了不少朋友,通过这些朋友慢慢看到了,有的人建了藏书楼,有了各种规模,尽管我们跟古人比达不到那种成就,但是也已经达到了一个不错的程度。比如说苏州马骥先生的收藏,在吴中的这个专题上,他慢慢地形成了体系,这个体系就跟他的血肉融在一起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电子读物的冲击,很多人认为纸本阅读慢慢会衰落,这种预言会不会成为现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小的比喻,比如说在上世纪60年代,当美国普及电视机的时候,大家以为电影的末日到了,但电影发展几十年我们看到了它没有消亡。这证明了不是一个东西的产生,就意味着另一个东西的灭亡。有些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不必要非此即彼地来看待。更何况电子读物的这种危险性,我们今天慢慢也意识到了,因为它可以瞬间归零。但是当一个人的思想凝练成一本本书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损毁。

苏州日报:您如何从与群书相伴的生涯中得到幸福和快乐?

韦力:我觉得读书本身就能给自己找着乐子,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人生其实有好多的天花板,有的可见,有的不可见,但是如果你去叹息这一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少之又少,只几个关键点而已。感慨是没有用的,凡是过往都是不可能回头的,但是书籍恰恰能给人智慧,从中知道前人当年干了什么、结果是什么,从中能够体味到很多东西,然后得到阅读的乐趣。我觉得如果体会不到读书的乐趣,那就是功利性读书。我们不反对功利,因为我们首先是物质的人,但我们还是有灵魂的人,书给人的是灵魂,食物给人的是肉体,这是相行不悖的,不必要非把两者对立起来看待。所以又回到那句话,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读书便佳。我觉得读就可以了,不必要那么多的意义。古人的这种智慧是我们所不及的,我读书30年终于明白了,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感受。我们自认为的智慧所得,古人早就在书中说过了,只是我们读书不广,没有读到那么多,人生有限,真的有好多智慧读不到,其实古人早把经验都总结在那里呢。

苏州日报:一个当代中国的读书人、文化人,应该如何做出他应有的贡献呢?

韦力:从古人留下的训导来讲,就是借助读书。读书其实就是一种借助,当年荀子讲得很明确:“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后面两句话是最重要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他说君子没有别的,就是会借助各种各样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研究是什么意思?就是古人已经总结那么多了,我们不用去望洋兴叹,很多事情没有必要非要重来一遍。比如说古人认为这种药物是有毒的,吃了是会死人的,你说我要实践出真知,我也吃一勺,看能不能死。我想说的是,借助是必须的,读书就是借助了前贤的经验,借助了先人的知识,借助了它方方面面的积累。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亦步亦趋,不是循规蹈矩,还是这句话:“冰,水为之,寒于水。”换句话讲,我们借助前人不只是为了借助而已,而是踏着他们的肩膀,飞到更高的高度,这才是人生的追求,也叫社会的追求。所以总结经验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在前人的经验之上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让整个社会往前推动,这才是读书最终所给人的价值。

苏州日报:不断地回溯传统文脉的精华,让我们回到生生不息的源头,您是在呼唤着一种传统文脉精神的当代复兴?

韦力:我没有那么伟大啊,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爱书人,因为爱书学到了那么多的知识,所以貌似比别人知道的多一点,但是我仍然要回到孔子那句话“述而不作”,我只是来复述前人的智慧而已。它不等于我的智慧,但是我从先贤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愿意把自己学到的智慧来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少走弯路,我想我能做到的就这么一点东西。

(苏报记者 广豪 实习生 薛皓文)

人物介绍

韦力,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他浸淫古书30年,致力于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的考察与研究,著有《批校本》《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及《古书之美》(合著)等。

记者手记

韦“苏州”

与“对话江南”访谈稿件同步策划的有视频采访,在采访韦力后,后期的视频记者多次托我向韦力老师问询有没有可提供的个人寻访留影,设想插入视频剪辑中。韦力回复:“在寻访过程中,我拍的都是现场古迹,从来没有拍自己,抱歉。”

我知道,韦力访书、访墓,追寻文脉遗迹,都是“孤勇者”,几年前,为了寻访一块古碑,他还在寻访之路上受过伤,因为孤身一人,故有一段惊险故事。其实和韦力见面了,知道他是特别儒雅的一个人,长身玉立,心气平和,温文尔雅,有名士之相。如果说藏书是静、慢、淡的过程,韦力的人生应得其中三昧。然而,为了实现续接文脉的一个念想,让他常年奔波在文化苦旅之中,以苦为乐。这样的人,在当世是珍稀“品种”。

多年来,韦力的微信头像一直是一头猛犸象。据说,猛犸象体重可达12吨,曾经是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这被视作冰川时代结束的标志。用它做自己头像的韦力说:“在生活观念上,我是灭绝动物。”

然而,这位“灭绝动物”每次来苏州,总是异常欣悦,这里有着他众多藏家书友,还有见而忘忧的书踪书脉。来到苏州的韦力不再是“猛犸”,而是“韦苏州”,他的第一本藏书楼结集《书楼寻踪》,收录了他找到的100多家藏书楼,其中就有40多家是在苏州寻访到的。“始见吴郡大,十里郁苍苍。”这么多年,韦力100多次来苏,他特别看重苏州的藏书氛围,在当代藏书家里,也有他非常认可的数位苏州藏家,时常往来。

寻书,访书,藏书,到底有什么魅力?记者在“韦苏州”上月到访之际,参加了爱书人的雅集,席中有苏、锡的作家、装帧家、书评家、藏书家、书法家……堪称名流云集。席中,有苏州名家施展笔墨,无锡朋友献呈新书,文坛新秀讨教寻访之道……韦力落座其间,频频作答,但大多时间依然只是微笑。韦力曾寻访的藏书楼大多早已没有藏书,很多移作他用,但他和他的朋友们还在持续关注有关藏书楼的荣与枯、人与事。在韦力的这些苏州朋友看来,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坠。“我只是朋友们的一个符号,大家借我来苏州之机,一起聚聚,说说书话,讲讲体悟而已。”韦力笑言。确实,借着“韦苏州”来苏的一次次聚会,是表示对韦力的欢迎,也正是对藏书之脉的礼敬。

清代苏州藏书家黄丕烈,在韦力心里是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开创了一代书话风气。在书跋里,黄丕烈将自己的性情一起融入,成为鲜活的“学术”。中国人的学术和西方不一样,是打通文史哲,实证过后的体悟。韦力将生活、寻访、阅读、考证、收藏圆满地结合,将千山万水和百楼万册在自己心中走了一圈,再呈现出来,这是韦力自己的学术。这样的学术,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也是韦力自己说的,“人们可以在其中获得慰藉,从而可以去选择相信,这个时代人们遇到的种种难关,必将过去”。而在韦力的眼中,当一座城市将文化生发的着眼点回归于书籍时,将迸发出巨大的文化聚焦能量。一座城市的心灵将得到慰藉,一座城市的未来也将无比宽广。

(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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