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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古时期，学习经典多要求能背诵，吟诵是才华的表现，能获得美誉，也会有助于官职的升迁；吟诵可以表现某种精神修养，表达某种生活体验、感受；吟诵也是一种专门技能；吟诵是欣赏优秀诗歌作品的方式；吟诵可以促进诗文的创作和传播；吟诵引起文学的改革，促进永明体的兴起和诗歌格式化的形成。王充称“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1]，葛洪《抱朴子·喻蔽》称“发口为言，著纸为书”[2]，《文心雕龙·总术》称“发口为言，属笔曰翰”[3]。“言”是一种口头表达，“笔”则是书面表达。语言文字的表达经历了从“言”到“笔”，文字未发明前为“言”的表达阶段，吟诵是其高级层次；待文字发明，《尚书序》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4]，即开始进入“笔”的表达阶段。但在“笔”的表达阶段占主体地位的中古，“言”的高级层次——吟诵——并没有消失，直至当代，仍有弘扬诗词吟诵传统的倡议及研究。[5]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古时期，吟诵的机制与功用不仅仅只是诗的“享用”以及传播，而且还涉及文学活动各个方面，比起前代来，吟诵的机制与功用在进一步的强化。此处讨论中古时期吟诵与文学活动的关系，期对当代的吟诵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吟，吟咏，也是诵读的一种。《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成玄英疏：“行则倚树而吟咏。”[6] 诵，念诵，背诵。《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7]“讽”、“诵”都有娴熟上口进而背诵之意。《后汉书·延笃传》：“﹝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8]读，诵读，阅读；理解书文的意义。本要讨论的“吟诵”即包含吟、诵、讽、读，是有节奏的诵读，甚或有背诵。对于学业而言的“诵”是非常重要的，《礼记·檀弓》载：“大功废业。或曰：'大功，诵可也。’”孔颖达疏：“此一节论遭丧废业之事。大功废业者，业谓所学，习业则身有外营，思虑他事，恐其忘哀，故废业也。诵则在身所为，其事稍静，不虑忘哀，故许其口习业。”[9]“遭丧”期间，“废业”即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但还可以“诵”，只举这一个例子就可知人们在生活中是怎样对待“诵”的。中国古代有“吟诵”传统，刘师培《论文杂记·四》论曰：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徵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史篇起源，始于仓圣。《周官》之制，太史之职，掌谕书名。而宣王之世，复有史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生民日用之字，悉列其中，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又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盖古代之时，教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10]
刘师培称为“记诵”者也就是“吟诵”，通过如此的行为，学习经典、记忆经典，进而“享用”经典、浸润于经典，进而以“吟诵”方式引用、应用经典。其一，古人的读书，从“读”到“诵”，“诵”多有背诵义，如《三国志》载夏侯荣“幼聪惠，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经目辄识之”[11]，若“诵”不是背诵，“诵书日千言”那算什么。无名氏《中论序》称徐干“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12]，此处的“诵”，都兼有熟读后的朗朗上口、进而背诵之义，而尤在后者。如史载东吴时人阚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13]；史载陆倕“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14]，史载沈约“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15]。这些是说，读就是要读到会背诵。能背诵就是有才华，如《魏略》载，隗禧回答鱼豢的问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16]有才华者，读的次数少甚至一遍则“诵”，据《益部耆旧杂记》载，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给张松看，张松“宴饮之间一看便闇诵”。[17]其二，吟诵得多，会有学问大的美誉，甚或在官职的升迁上捷足先登。读、诵，往往又有抽绎的意味，《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杨伯峻注：“此处'读’字涵义，既有诵读之义，亦可有抽绎之义，故译文用'研究’两字。”[18]又有所谓“寻诵”，即寻绎诵读。《后汉书·郑玄传》：“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19]因此，吟诵得多就是学问大，或以此称扬某人，如《三国志》称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20]；称曹植“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21]又如孔融荐荀彧称其“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22]；曹丕自称自己“少诵诗论”[23]；《魏略》称曹植自我表现，“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24]诵读得多也是一种本事，可能会在任官任职上得到某种优先，如《史记》载西汉公孙弘上书，称“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先用诵多者”[25]；《后汉书》载东汉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时，“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26]。其三，吟诵以表达生活体验。吟诵所达到的目的是个体生命对传统的记忆，是个体生命在传统中的浸润；倒过来，吟诵在心的某些东西总有一天要吟诵出来，或表示个体生命的某种精神修养，或表达个体生活的某些体验、感受。如《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27]二者均出自《诗经·邶风》，前者为《式微》，后者为《柏舟》。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载：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28]
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载二人以《诗经》中语句相让的趣事：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29]前者为《卫风·伯兮》，后者为《鲁颂·泮宫》。又如《南史·谢晦传》：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30]又如《魏书·李彪传》载李彪在南齐主面前吟诵阮籍诗：彪将还，赜亲谓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31]又如《梁书·贺琛传》载梁武帝“口授敕责”贺琛常常诵经典之文表达自己的不满，所谓“或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云云。[32]其四，吟诵或是一种专门技艺。如《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33]
宣帝时《楚辞》的诵读几近失传，故能诵读《楚辞》已是一种本事、技能。当然，这种本事、技能是从其前辈那儿承袭下来的。吟诵又是一种理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中古文人谈到自己对优秀诗歌作品的欣赏，往往要说到是反复的吟诵，既是加深理解，又是加深欣赏、反复欣赏。如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覆，虽讽雅颂，不复过此。[35]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王）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36]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37]以上这些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只有好的作品才值得“吟颂”、“吟咏”、“诵读”、“讽味”，甚而反复为之；那么，“吟颂”、“吟咏”、“诵读”、“讽味”就是一种欣赏过程。甚而从语言表达来看，“吟诵”还往往与欣赏一类的语词并列在一起，如《续汉书》称孔融“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38]。陈琳《答东阿王笺》中这样说：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披览粲然。……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椟玩耽，以为吟颂。[39]有时是从“听”来表述以吟诵欣赏作品。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40]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覆，旷若复面。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讽而诵之。[41]奉诏并见圣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诔》，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句句感切，哀动神明，痛贯天地。楚王臣彪等闻臣为读，莫不挥涕。[42]吾小时，夏日夕中，下绛纱蚊绹，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又经病疮，肘膝烂尽。比以来三十余载，泛玩众书万余矣。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期”，兹言是也。[43]当作品到了别人诵读自己听的程度，那就更是好作品，更值得欣赏了。有时，作品的欣赏是一定要吟诵的，因为有音韵问题，如《梁书·王筠传》载：（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王）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踡”，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坎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44]这是让别人吟诵自己的作品，只有吟诵，才能知道读者是否为是否“知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5]诗就“言”的表达而言，或“嗟叹之”进而“永歌之”，诗的创作要以诵读出之，这是传统。中古时代，作品的撰作或有直接为“言”之“口出”的遗风，这就是所谓口授其辞。如《汉书·游侠传·陈遵》载：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由是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陈）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46]中古口占、口授以成公文的事例很多，此处不述，单述以吟诵撰作诗文之例。著名的如曹植七步诗的故事，《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47]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48]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49]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诵诗 ”即其咏史之作也。[50]他是在吟诵自己创作的诗，这才引出知音的欣赏。《梁书·徐勉传》载徐勉云：及翰飞东朝，参伍盛列，其所游往，皆一时才俊，赋诗颂咏，终日忘疲。[51]中古时代多有文学聚会，此时诗多有吟诵而出。如王羲之组织的兰亭聚会，其《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於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52]所谓“一觞一咏”，即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又《世说新语·言语》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53]有时，吟诵是始终伴随着作者的创作过程的，曹植《与丁敬礼书》载：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54]他说自己是边“口出”（“大笑而吐辞”）边“笔书”（“含欣而秉笔”）来写信的。《世说新语·文学》载：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55]“吟啸”是撰作前的准备，所“吟啸”者，实际上就是诔文中的语辞。有时，作品创作是一人吟诵、一人“笔书”的，如《世说新语·文学》载：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曰：“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56]西晋时乐广善吟诵而不善著文，要请人代笔；代笔者说，那我把你吟诵的话语“错综”而成文吧。又，吟诵与“笔书”结合以撰作作品，更多地出现在翻译上，如僧叡《大品经序》载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前人总结创作过程，往往强调吟诵的作用，如陆机《文赋》所说的由“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到“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的整个创作过程。又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58]“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是作品创作的必须。作家们也往往强调吟诵的“齿舌间得利”对自己创作才华的促发，《晋书·殷仲堪传》载：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59]殷仲堪称吟诵《道德论》，才使“清言”、“属文”十分便利。又《世说新语·文学》载：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60]袁虎的话是说：文章写得快，是因为已在口头多有所诵，所谓“齿舌间得利”。从发音上说，人们会感觉有些人的吟诵好听，如《晋书·谢安传》载：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61]《世说新语·雅量》载，谢安曾以“洛生咏”“讽”嵇康诗作“浩浩洪流”[62]。但“洛生咏”毕竟是方音，于是就有方音“折衷”为“普通话”，《颜氏家训·音辞》：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63]而就方音来说，区别最大的莫过于异域，如吟咏佛教经典的梵音，《异苑》载：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连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衽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一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64]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载“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65]。假如说曹植时代对诵经声的“效而则之”及“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只是传说而已，那么，《高僧传·释僧辩传》所载就是历史的真实：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声韵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66]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就因为梦中的“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声韵流好，有工恒日”，召集审音定声，想让这种“声韵流好”有法可依。当人们对吟诵的“清通深亮”、“清远遒亮”产生有意识的追求时，文学变革已悄然来临。在讲究吟诵的社会风气下，人们的“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67]，是受到夸赞的。人们或认为，南齐时诗歌讲求音律和谐的“永明体”，就是这样兴起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讲到“永明体”的基本规则：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68]钟嵘称永明体“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69]，沈约又说“作五言诗，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70]，“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71]谢朓自己也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72]，沈约《伤谢朓》以“调与金石谐”来夸赞他的诗[73]，这些都是从吟诵角度称说“善用四声”的效果。这就是由吟诵而起步的中国古代诗歌格律化的形成。通过以上分析，于是我们知道吟诵成为中古文学活动的必须，吟诵无所不在，贯穿着整个文学活动的始终：既是文学欣赏与理解的步骤，又是文学创作的伴随；既是文学聚会的中心活动，又是文学聚会成果的展示；既是一种美的欣赏与享受，又是美的创造的动力；既是文学接受，又是文学传播。如此完整地把握吟诵，或许对今日提倡诗文吟诵有完整的认识。[1]王充：《论衡·定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0页。 [2]葛洪：《抱朴子》，《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305页。[3]刘勰撰：《文心雕龙义证》，詹锳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27～1629页。[4]《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5]如“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作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第二批重大招标项目获准立项 ，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2期辟“中华古典诗词吟诵”专栏讨论，等。[6]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22～223页。[7]《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787页下。[8]范晔：《后汉书·延笃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103页。[9]《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1页。[10]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11]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中华书局，1971年，第273页。[1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7页。[13]陈寿：《三国志·吴书·阚泽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1249页。[14]姚思廉：《梁书·陆倕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01页。[15]姚思廉：《梁书·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33页。[16]陈寿：《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中华书局，1971年，第422页。[17]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中华书局，1971年，第882页。[18]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251页。[1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107页。[20]陈寿：《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注引，中华书局，1971年，第466页。[21]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第557页。[22]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第311页。[23]李昉等辑：《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47页上。[24]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第603页。[25]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9页。[26]范晔：《后汉书·儒林·周防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560页。[27]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228页。[2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140～141页。[29]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138页。[30]李延寿：《南史·谢晦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页。[31]魏收：《魏书·李彪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90页。[32]姚思廉：《梁书·贺琛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546页。[33]班固：《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1页。[3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第311页。[3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528页。[36]姚思廉：《梁书·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84页。[37]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298页。[38]陈寿：《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第371页。[3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926～927页。[4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第310页。[4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第160页。[4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第153页。[43]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第1357页。[44]姚思廉：《梁书·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85页。[45]《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下—270页上。[46]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288～289页。[47]班固：《汉书·陈遵》，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1页。[48]沈约：《宋书·沈庆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03页。[49]魏收：《魏书·元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72页。[50]房玄龄：《晋书·袁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1页。[51]姚思廉：《梁书·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386～387页。[5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第258页。[53]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155页。[5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第161页。[5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328页。[56]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299页。[57]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292页。[58]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75页。[59]房玄龄：《晋书·殷仲堪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2页。[60]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323页。[61]房玄龄：《晋书·谢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6～2077页。[62]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437页。[63]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9页。[64]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中华书局，1996年，第48页。[6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173页。[66]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503页。[67]姚思廉：《梁书·周舍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375页。[68]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9页。[69]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70]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7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引《谈薮》，中华书局，1961年，第1483页。[72]李延寿：《南史·王筠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页。[7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3页。｜作者简介：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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