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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荐读 | 侵华日军军马防疫研究|731部队|关东军|军马

 任尔八面风 2022-08-13 发布于北京

内容摘要

军马是侵华日军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日军而言,由于中国战地炭疽、鼻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广泛流行且频发,构建有效的军马防疫体系尤为必要。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就已构建军 马防疫体系,并开展针对炭疽、鼻疽的防疫研究。 全面侵 华战争时期,日军军马防疫得以进一步加强,防疫机构分布于沦陷区各地。 日军一方面积 极开展军马防疫以确保自身的卫生安全,另一方面以军马易感的炭疽菌、鼻疽菌作为细菌 武器发动细菌战,充分体现其攻防一体的特征。

近代日本军马防疫体系的构建

1887年,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颁布《军马传染病处置概则》,着手构建军马防疫体系。1906年,日本陆军骑兵科制定《军马管理规则》,将预防军马传染病的相关规定纳入其中。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该管理规则经多次修改,至1929年有关军马传染病的定义及防疫手段的内容已相当完备。日军军马防疫规则虽然屡经修改,但仍然保留了1887年制定的《军马传染病处置概则》的基本框架,其病种划分和应对疫情的操作手段则更加细致、规范,马匹消毒工作中也引入了石灰水、升汞、石碳酸等现代马匹防疫洗消常用的消毒液。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已构建一套现代化程度较高、规范且操作性较强的军马防疫体系,其中以师团、野战军为单位组织的兵站“病马厂”负责对军马及占领区内家畜的防疫工作,在基层部队中则配备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军马防疫设施,以及一批具备军马防疫知识的兽医以应对突发的军马疫情。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军马防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武力侵略,所辖骑兵部队数量急剧增加。关东军骑兵部队的作战范围遍布东北各地,由此鼻疽、炭疽等传染病所带来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

为了遏制传染病在军马中的扩散,关东军采取依托“民间”研究机构加强检疫等手段。奉天兽疫研究所成立后,积极从事对东北地区鼻疽的调查研究,该机构认为 “对满洲地区的鼻疽调查研究,在保护畜牧产业、人畜卫生及国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该机构还积极协助关东军的马政工作,为600多匹关东军归国军马进行了鼻疽检测。

奉天兽疫研究所对于中国马匹高效的鼻疽检测手法获得了关东军的认可。除试验有效的检测方法之外,奉天兽疫研究所还从事各类疫苗血清的研制与生产。

除了“民间”检测机构外,在军马防疫机构方面,关东军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即开办“病马厂”来开展军马防疫。 1931年9月20日,攻占沈阳的关东军于当地开办了“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 1933年2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签发特命,将该机构更名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同时命令“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派出5名兽医协助“车马搜集委员长”“征发”当地的车马。 这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军马防疫机构积极介入民间的马匹征用,保证日军所“征发”马匹的安全性。

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华北的军马防疫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日军军马被投入中国战地,军马防疫机构也在华北等沦陷区各地纷纷设立。各地的军马防疫厂与当地驻屯日军密切配合,经常组织防疫班,及时处置突发疫情。为了最大程度排除鼻疽对军马与兵员的危害隐患,日军每月均会对各部队所属军马开展鼻疽检测。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军马防疫机构积极介入沦陷区家畜防疫。日军兽医学校特别指出 : “军用动物传染病的来源往往是地方家畜,因此军阵防疫与地方家畜防疫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由此,日军军马卫生防疫机构不断向沦陷区基层延伸。除了开展军马检疫并积极介入沦陷区家畜防疫,日军也高度重视疫苗的研制与使用。

事实上,日军对于炭疽病的研究、检测、防治,涵盖了军马与人员两方面,呈现攻防一体的特征。战后,原“731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在伯力审判中供述,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制作掺杂了炭疽菌的食品作为细菌武器,这些毒物被用来进行“军事破坏工作”。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也供述,1942年的浙赣战役中,该部队生产部曾制造130公斤副伤寒及炭疽菌以用于细菌战。这些供述揭露了日军曾使用炭疽菌作为细菌武器杀伤中国军民的事实,从侧面反映出侵华日军自身所具备的较为完善的炭疽防治条件,恰成为其对华进行细菌战的前提条件。

结语

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已着手构建近代化的军马防疫体系,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这一体系基本建成,并服务于之后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军马防疫。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病马厂”“军马防疫厂”等军马防疫机构广泛开办于华北等沦陷区内主要城市及交通枢纽,保证了日军可以有效地开展军马防疫。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战地军马防疫机构对沦陷区家畜开展的检疫,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地家畜疫病对日军军马的危害。

通过实战检验,日军在兽疫检测、疫苗研发、疫病防治等方面都具备较强的能力,战地炭疽、鼻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未对日军构成严重的威胁。侵华日军军马防疫体系的构建,也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对华细菌战提供了制度与技术上的保障。

☆ 本文版权归《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本文来源 |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作者 | 冯钰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审校 |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编辑 | 潘琳娜

签发 | 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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