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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铜，是大清帝国的重要战略物资。铜能铸大炮，有利国防；铜能铸钱币，可保民生。当然，远不止这些，不在此细说了。 顺治年间，国家用铜，主要依赖国内采冶和废铜回收。康熙年间，主要依靠日本进口“洋铜”。雍正年间，国内采冶、废铜回收和进口“洋铜”，三者皆备。乾隆时期及以后，国家用铜基本实现自给。乾隆时期，京城铸局所需用铜全部由云南直供。清代，云南运往北京的铜，谓之“京铜”；铜厂冶炼生产的铜，谓之“铜斤”。“京铜”以水运为主。 “京铜”运输，路途遥远，路况复杂，时间漫长，队伍庞大，险象横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运输任务。每一起京铜运输，朝廷都要委派地方基层官员，担任“运铜官员”，一来可以历练官员，二来可以考察官员。 京铜的水运部分，包括“长江水运”、“京杭大运河水运”和“长江支流水运”三部分。其中，长江水运是四川泸州至江苏仪征段，这是“京铜水运”里程最长、耗时最久、运输最困难的一段。 长江上游礁石密布、水流湍急、水情复杂、多风多雾。长江中下游江宽水阔、风大浪高、浅滩众多、变幻莫测。万里行船多风险！朝廷在指派官员调查研究多年之后，在长江干流，确定了“一等极险之滩”和“次险之滩”。按理说，分出“极险之滩”和“次险之滩”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加上“一等”？不得而知。 险滩分级，为的是警醒运铜官员和运铜船员，在船过滩险时，要多加小心，以防不测。再说，一旦运铜船舶遇险，发生沉船沉铜，朝廷也好根据长江滩险级别，追究责任。
《云南铜志·卷三》对长江的“一等极险之滩”和“次险之滩”有详细记载。根据记载，长江四川泸州至至江西彭泽段约1984公里的长江航道中，有176处滩险为“一等极险之滩”、191处滩险为“次险之滩”。这是我知道的中国历史上对长江航道滩险的第一次分级。 “一等极险之滩”中，四川36处，湖北102处，湖南5处、江西33处。“次险之滩”中，四川84处，湖北102处，湖南5处，江西0处。长江下游其他省份不作规定。 长江“一等极险之滩”中，湖北省最多，有102处。当年，四川省是包括重庆市的。湖北省的“一等极险之滩”数量是四川省的2.83倍，这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想也对。长江最险在川江，川江最险在三峡，三峡最险在西陵。西陵峡在湖北，湖北当然多“一等极险之滩”。再说，长江航道湖北段还是长江航道各省份中最长的。 运铜、运铅船队所经之地，地方官员还是要有保障措施的。 乾隆《钦定户部鼓铸则例》卷一记载：“铜、铅经过浅滩，敕令该地方同知、通判，会同营汛带领兵役、谙练水手，预先在滩所伺候，以备不虞，或有失事，立即防护抢救。” 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三十六《钱法》三记载：“经过险滩，应刊刻一纸，遇铜船入境，交给运员，通知各船户、水手，留心趋避。”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八十四记载：“各滩险处所，酌募滩师四五名，按所在州、县捐给工食，令其长川在滩，专放铜、铅船只，如过滩安稳，听运员量加犒赏，如有失事，将该滩师革退，枷示河干。” 大清帝国制定的这些制度，够细的了。但是，还是避免不了长江运铜船队沉船沉铜！ 铜船在长江、运河中航行，遭遇险滩、风暴，翻船沉铜在所难免，所以，清廷不可不定沉铜打捞之制。早期的制度，只是要求打捞沉铜，并没有规定时限。乾隆十五年（1749年），开始规定沉铜打捞期限，并规定打捞分工、负责人员、惩罚办法等项。以后，打捞沉铜的制度逐步完善。 对于打捞沉铜，朝廷制定了针对“潜水头目”的奖惩制度。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如遇铜、铅失事，即雇水摸打捞，于水摸中选诚实一人，点为水摸头，专司督帅。如一月内全获，于例给工价外，另赏银五十两；限外十日或半月内全获，以次递减；三月内全获者，毋庸奖赏。倘限内获捞稀少，或逾限不及一半，将水摸头枷责。如捏报偷摸情弊，加倍治罪”。 对于打捞沉铜，朝廷还制定了针对“运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惩罚制度。 《云南铜志·京运·险滩沉船豁免》规定：“正加运委员运京铜斤，如有在途沉失者，勒限一年，实力打捞。限满无获，由沉铜省份查明。如系奏定极险之滩，人力难施，实在不能捞获者，取具水摸甘结，地方文武员弁印接，由府、道加结，咨部、咨滇。俟奉到部文，会疏保题豁免。”这里，只有“极险之滩”，实在无法打捞，才能免除责任。而且，手续繁杂，层层报批，直到朝廷的“部”发文批准，才能豁免。 《云南铜志·京运·次险滩沉船豁免》规定：“如系次险之滩，实在不能捞获者，取其印甘各结，咨部、咨滇。”朝廷对于“次险之滩”损失的铜斤，规定由责任人承担。“在沉铜处所之地方官名下，分赔十分之三。运员名下分赔十分之七。”沉铜损失的赔赏，地方官扛小头，运铜官扛大头。朝廷自有朝廷的道理。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第二运二起沉铜豁免150450斤，乾隆三十五年第三运沉铜豁免163960斤。一年中，“京铜”运输船队两次共豁免沉铜31.44万斤。捞起的沉铜不算，豁免的沉铜都有这么多，这算是重大事故了！ 清代一斤约合现在597克。按此计算，乾隆三十五年，一年中，两次沉铜豁免合计188.35吨。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损失！ 沉铜太多，不捞不行哪！ 对于沉铜打捞的方法，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三十六《钱法三》是这样规定的：“铜、铅沉溺打捞：打捞沉铜，用两船相夹，中设木架用大锚、大石系粗绳坠于江中，名曰帮船。饬令运员亲属、雇备船只、紧贴帮船住宿防守，沿江州县、亦差丁役、在彼一同查察，以杜水摸人等偷漏之弊”。一百多年前大清帝国的同治年代，朝廷规定的打捞沉铜方法，想不到竟是如此简陋。 对于“水摸”潜水捞铜的工费，上述文献规定：“沉溺铜、铅打捞全获，水深四丈以外者，每获百斤给工费钱四钱；水深四丈以内者，每获百斤给工费钱三钱；水深八九尺未及一丈者，每百斤给工费银一钱。水摸每名，每百斤均给饭食银四分。”，现在看来，朝廷给水摸的工费钱，实在太苛刻，太吝啬。 《清实录·仁宗实录》记载，从嘉庆十二年（1807年 ）起，云南运往北京的“京铜”，每年有六起。其中，“正运”四起，“加运”二起。“正运”的“京铜”，每一起运“铜斤”1104450斤。之所以每一起“正运”京铜重量相同，我想，大约是方便朝廷考察“运铜官员”的能力。相同的路程、运距、重量，相同的时间规定，运铜成效如何？就分辨得出“运铜官员”的能力强弱了！ 道光二十年（1840年），黎恂被委任为这一年的“京铜首起正运官”。从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1840年8月17日）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日（1842年8月15日），耗时两年，往返行程16500里（黎恂日记记录的里程数）。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日，黎恂一行泸州起程时，浩浩荡荡的船队有大小船只48艘，各类人员960名。船队载铜1104450斤，约合当今659吨。 哪晓得黎恂船队出师不利。十月三日，是运铜船队启程后的第二天，川江航道就给了黎恂船队一个“下马威”。船队刚由泸州下行四十多公里，到了弥陀镇附近的“罐口滩”，一艘运铜船撞上岩石，先是半浮半沉，再是顺江漂流，最后船底脱落，沉铜五万斤。事故船上本来有船员四五十人，结果，有的淹死了，有的拼死脱险上岸后逃掉了，最后只剩下两三人。 罐口滩，是朝廷规定的“次险之滩”。黎恂一行若是不打捞沉铜，是违反朝廷法令。若是打捞不起来，或者打捞不全获，也要受罚。 十月四日，运铜船队遭遇沉铜后的第二天，就雇请到了水摸。水摸在沉船现场查看了水情，探测了水深，就开始了打捞沉铜的作业。黎恂在他的《运铜纪程》中、将亲眼所见记录下来：“（铜斤）沉溺在急湍处，水深不过二三丈，而奔流汹涌。用小舟八九只，锭于洪涛白浪中，水摸数十人轮流没水，一人上则一人下，赤体以布横结于腰，而以长绳系其间，如獭入水捕鱼然。入者稍顷，舟上人挽绳而出之，获摸获百斤，或只获小块，或竟空手而出。”
十月十六日，是沉铜后的第十三天，水摸已捞获沉铜三万余斤。十月三十日，是沉铜后的第二十七天，已捞获沉铜四万七千斤。打捞作业至此，宣告结束。 还好！黎恂一行在遭遇了“罐口滩”沉船沉铜之后，虽然也有千难万险，但没有“接二连三”地沉船沉铜。在圆满完成“京铜”运输任务后，作为朝廷奖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十一日，黎恂在养心殿见到了道光皇帝。这可是大清帝国地方基层官员的至高荣幸哪！ （作者系原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来源：《长江航运》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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