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绣文在电影《女司机》(1951)中的影像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文艺界第一次评级评薪，当时只有四个人被评上“艺术一级演员”，除金焰(1910-1983)、赵丹(1915-1980)、白杨(1920-1996)外，就是舒绣文(1915-1969)。 首先这个职称要看演艺资历还要看作品，最后就要看知名度。 金焰1929年就开始拍片，作为第一位中国的“电影皇帝”，其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而赵丹是1933年进入影坛，1937年成名；白杨则是1937年才开始踏进电影界。  舒绣文在电影《姊妹劫》(1948)中的影像 舒绣文并不漂亮，这个已经过了青春年华的女演员，她的明星地位完全建立在演技上，是标准的演技派和实力派明星。 她的影迷是她真正的知音——欣赏她表演才能的观众。 舒绣文很早就参加了电影拍摄工作，但她在战前没有大红大紫，经过几年戏剧舞台的磨炼，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末成了著名的影星。  舒绣文在电影《塞上风云》(1940)中的影像 【只身闯上海 每月工资30元】 舒绣文于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贫寒的中学教师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为了谋生，全家随父亲移居到北京，并入北师大附属小学读书。 演戏对于舒绣文来说，是从小就有的爱好。在高小毕业时，她因为爱演剧而得罪了校长，不幸失掉了被保送师大女附中的资格，而这时，父母也正失业，家里负担不起她的学费，便只好停学了。  舒绣文和歌星胡笳(右)——她这时也教一些歌星国语的发音 作为长女，她不仅从此失去读书的机会，还要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1931年春天，她进一家舞厅做事。 不久，债主威逼要把她拉去抵债，她愤而出走，独自一人跟着一个男性记者从北平跑到人地两疏的上海。 由于这次的大胆冒险，她“得到了真正演戏的机会”。  因为舒绣文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先是加入五月花剧社，后来因为生活问题，经友人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这就是舒绣文和电影界接近的开始。 1935年10月25日出版的《电影画报》第25期上，有一篇专访舒绣文的文章，舒绣文是这样评价自己在1931年所做的事：“不过那时我和一般从事戏剧的人一样，不很满意中国电影界的种种畸形状态，所以不久我就离开了天一。”  口袋杂志《玲珑》中介绍舒绣文的页面 当时舒绣文到天一公司主要是教老板娘陈玉梅(1910-1985)讲国语，每个月的工资有30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待遇了。 不过她忍受不了电影公司老板邵醉翁(1896-1979)的非人的待遇，不辞而别，加入集美歌舞剧社当演员，开始了舞台生活。  舒绣文在电影《新旧上海》(1936)中的影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电影界刚刚开始拍摄有声影片，1931年初，明星电影公司推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1931)，为女主角胡蝶(1908-1989)配音的正是舒绣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中国第一位配音演员。  电影《夜来香》(1935)剧照，舒绣文和胡蝶(右) “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戏剧运动突兴，于是舒绣文又加入春秋剧社，“从这里渐渐懂得了一点舞台上应有的修养和技巧”。 1932年舒绣文到艺华公司参加了《中国海的怒潮》(1933)，这是她踏上银幕的开始。  舒绣文在电影《新旧上海》(1936)中的影像 【走红“明星” 每部片酬300元】 舒绣文长得并不算漂亮，但是她的眼睛特别黑、特别亮，非常有神采，皮肤白皙，会打扮，会穿衣服，风度特别好，有“骨感美人”之称。 1934年，舒绣文进入明星公司。在“明星”的三年中，她拍了《女儿经》(1934)、《民族魂》 (1935)、《劫后桃花》(1935)、《夜来香》(1935)、《新旧上海》(1936)、《压岁钱》(1937)、《梦里乾坤》(1937)等20余部影片，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  舒绣文和王献斋在电影《新旧上海》(1936)中的影像 同时她还参加了《大雷雨》、《复活》、《原野》等话剧的演出。从此，为她的演员生涯打下了深厚的根基。而《大雷雨》这部话剧更是让她和蓝苹(1914-1991)在以后有了“碰撞”。 舒绣文是一个刻苦钻研艺术的好演员，在明星公司拍戏之余，她还练习舞蹈和声乐，因为她觉得“一个电影演员对于这些有连带关系的艺术，多少总得认识一点”。  舒绣文善于通过内心活动准确地表现出角色的个性，导演李萍倩(1902-1984)在看了她与胡蝶主演的电影《夜来香》以后预言：“舒绣文这颗珍珠，就要在影坛上闪亮发光了。” 秦怡(1922-2022)后来指出：“胡蝶的表演仍然主要是做戏，舒绣文则是着重塑造人物。” 舒绣文在电影《塞上风云》(1940)中的影像 舒绣文在“明星”走红后，除了基本月薪外，每部影片的片酬为300元左右。有了固定收入的舒绣文生活稳定下来，把父母和弟弟妹妹都接到了上海一起生活。 作为影坛和剧坛上的一株新秀，她具有饰演各种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人物的能力，而且，她所饰演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舒绣文和黎莉莉(右)在电影《塞上风云》(1940)中的影像 她以挑战者的姿态，抨击了当时物色演员只以年轻美貌为主要条件的歪风，以自己的才能引起了社会的注意。 1937年，她在“联华”拍了《摇钱树》(1937)。抗战爆发后，舒绣文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 舒绣文在电影《塞上风云》(1940)中的影像 【从事演出活动 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开始后，她也到重庆从事救亡演剧活动。在重庆戏剧界联合演出话剧《全民总动员》时，她扮演剧中的一个女爱国者。 她在台上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泪流满面，激动得台下的观众也随着她愤怒和哭泣。 在演剧之余，她还到街头唱歌、发表演说，与群众一起高呼“坚决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 舒绣文和吴茵(右)在电影《塞上风云》(1940)中的影像 1938年后，她接连主演了《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好丈夫》(1939)和《塞上风云》(1940)等抗战影片。 在拍摄《塞上风云》外景时，舒绣文曾同几个影人一起，越过封锁线到达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在中华剧艺社期间，她又结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 舒绣文在电影《姊妹劫》(1948)中的影像 在舒绣文的儿子舒兆元口述的文章《从小角色到大演员——忆我的母亲舒绣文》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妈妈早年在重庆时，就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下深厚情谊。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不太为外界所知：外公舒子胄当年北上谋生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过一段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之一。所以妈妈和总理之间，有一种朋友加亲人的感觉。” 舒绣文在电影《姊妹劫》(1948)中的影像 而这个关系也成了她以后的“负担”，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她始终也没说出这层关系，避免给他们造成麻烦。 从1941年到1946年间，她只拍了一部影片《血溅樱花》(1944)，其余时间都在从事戏剧演出活动，当时她和白杨、秦怡、张瑞芳(1918-2012)在重庆被誉为话剧界的“四大名旦”。 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47年10月1日假座上海中央银行俱乐部举行园游晚会，由宋庆龄女士出席主持影星担任义卖工作。图为担任义卖工作的影星（由右至左）舒绣文、胡蝶、秦怡、白杨 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 1905-1975)的秘书张定华曾这样评价到，在这“四大名旦”中“数秦怡最漂亮，但最会演戏的则是舒绣文。”。 【“抗战夫人”让她成为顶流】 抗战胜利后，舒绣文回到上海。1947年，她参加了著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前、后集)的演出。 舒绣文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中的影像 在片中，她扮演交际花“抗战夫人”王丽珍，这一形象使她的电影艺术生涯达到了顶峰，她把王丽珍那种八面玲珑、凶狠、残忍、泼辣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广受观众欢迎的大明星。 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舒绣文拒绝了导演蔡楚生(1906-1968)和郑君里(1911-1969)为她开场舞蹈找替身的提议，坚持自己来演。 舒绣文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中的影像 这是一段节奏强烈的西班牙舞，动作难度大，导演们担心三十好几的舒绣文身体吃不消。 舒绣文觉得：“虽然只是几个镜头的戏，但这是王丽珍的亮相镜头，如果这个相亮得好，王丽珍这个人物一出场就能抓住观众！” 舒绣文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中的影像 在苦练了半个多月之后，终于让导演们打了满分。 为了塑造好王丽珍这个角色，即使是一个小动作，舒绣文也不肯马虎。影片中有一场戏：王丽珍跟着干爹从上海坐汽车撤退，汽车在人群拥挤的街头停下，王丽珍从汽车中跳下。 舒绣文和陶金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中的影像 这个镜头在影片中仅仅是一闪而过，但舒绣文却认为，这是王丽珍走向堕落的第一步，是她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当交际花的起始，因此不能马虎，应该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王丽珍的得意心情和年龄特征。 舒绣文和上官云珠(右)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中的影像 她穿着高跟鞋，从车门里钻出又钻进，跳上又跳下，反反复复地练习，不仅要能够非常熟练地跳在导演指定的地位上，而且要跳得像燕子般地轻捷；既要跳得体态优美，又要显示年轻；只有这样才符合人物的身份。 舒绣文为了拍好这个镜头，不知流了多少汗，在场的同事们都为之深深感动。 左起：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中的影像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放映后，一位记者曾经在报道中记述他在电影院中亲眼看到的情景：当王丽珍打了张忠良的耳光后，一个女工模样的观众竞然忘了这是在看电影，从座位上猛然站了起来，大声喝道：“你这个可恶的女人，我恨不得跳上去也打你几个耳光！” 舒绣文在电影《姊妹劫》(1948)中的影像 同年她还出演了影片《凶手》、《裙带风》(1947)，这一时期，她还在“大同”主演了《姊妹劫》(1948)。 【情路坎坷 只结过一次婚】 这时候的舒绣文，其舆论形象非常朴实，一次记者提到她的婚礼，她说“我们不讲究奢侈，一切从简”。 而这个婚礼是指她和吴绍苇在1945年举行的婚礼，他两能在一起，是经导演应云卫(1904-1967)的撮合。 舒绣文抱着儿子舒兆元 当时吴绍苇是富商之子，其家庭不接受舒绣文的身份，但吴绍苇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舒绣文走到了一起。 婚后三年，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舒绣文患有心脏病根本没有办法生孩子。 由于吴绍苇很喜欢小孩，舒绣文就抱养了好姐妹的儿子，取名舒兆元。 江村 其实和同时代的许多女明星一样，舒绣文的感情生活也很不顺利。 在吴绍苇之前，舒绣文在1942年演出话剧《闺怨》时，和比自己小两岁的男主演江村(1917-1944)产生了感情。 从热恋到共同生活仅仅一年，舒绣文便决定与江村分手，将他写的情书统统退回。两人分手后仍保持着朋友关系，并一起共同主演了郭沫若(1892-1978)的历史剧《虎符》。 王士珍 1944年5月23日，年仅27岁的江村患肺结核无力医治去世。 而在江村之前，她和摄影师王士珍(1910-1992)在拍摄中情投意合，但两人相处久了，双方的个性逐渐显露，矛盾也加深，最后王士珍提出分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和别人结婚了。 舒绣文和孙道临在电影《女司机》(1951)中的影像 分手后，两人也还是有合作，舒绣文后来主演的《好丈夫》和《塞上风云》都是王士珍拍摄的。1949年解放前夕，王士珍携家眷前往台湾，至此两人再无往来。 如果说和王士珍、江村以及吴绍苇之间的情感是正常的话，那舒绣文在和王士珍之前的两次恋爱，则都是有妇之夫，好在她及时止损，和对方分手。 舒绣文在电影《女司机》(1951)中的影像 当时间来到1957年的时候，舒绣文和吴绍苇的婚姻也正式解体。原因不是外界的情感，而是来自两个人地位的逐渐不对等，两个人内心也都有很大的起伏。 后来舒兆元问父亲吴绍苇为什么要和母亲离婚，“你妈妈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我得仰头看她了，我越来越累……” 舒绣文在电影《女司机》(1951)中的影像 【粥少僧多 拍片屈指可数】 1948年舒绣文到香港去，为顾而已(1915-1970)、高占非(1904-1969)自办的影片公司帮忙拍戏，主演了《野火春风》(1948)、《恋爱之道》(1949)等影片。 到了香港之后，大受港地人士欢迎，场面热烈，甚至不下于白杨。 舒绣文在电影《一场风波》(1954)中的影像 舒绣文的儿子舒兆元回忆到：“1948年5月，妈妈和顾而已、孙道临(1921-2007)、欧阳予倩(1889-1962)等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一起转移到了香港。妈妈在九龙买了别墅，外公也从上海被接到香港，香港的电影公司也争着和她签长期合同。妈妈本来可以在香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当她接到周恩来邀请她到北平开第一届文代会的信息时，1949年5月4日从香港回到了大陆。” 大会结束后，舒绣文被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1950年，舒绣文身体出现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气短得日夜不能平卧，一连几天坐着过夜，已经无法适应拍电影的紧张节奏。 舒绣文和周森冠在电影《一场风波》(1954)中的影像 再加上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形势复杂，“加之当时政工干部进入电影界，适合她的角色比较少，所以在上影厂的电影作品并不多。” 她仅主演了表现新中国妇女以主人公姿态建设祖国的《女司机》(1951)和反对封建残余思想的《一场风波》(1954)，还参加了《李时珍》(1956)等影片的拍摄。 舒绣文在电影《一场风波》(1954)中的影像 由于拍片屈指可数，为译制片配音则成了她电影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她的配音具有准确、明朗、感情充沛、音色甜美的特色，曾先后为《无罪的人Без вины виноватые》(1945)、《乡村女教师Сельская учительница》(1947)、《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53)、《阴谋》、《母亲》等优秀影片配音。 前排右一为舒绣文 上影厂的女演员那么多，想上戏的人也是多了去，粥少僧多的局面实在是难以“平衡”，自然也滋生出很多“八卦”。 舒绣文似乎很难再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她只有每天给自己安排工作——教人说台词、或是自己到电台去做节目等等，甚至放着“一级演员”的工资不拿。 左起：秦怡、白杨、张瑞芳、邓颖超、舒绣文、红线女 她的这些行为，越发让厂里的领导不敢安排她拍电影，怕她的风湿性心脏病让她在工作中出了事，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只能嘱咐她多加休息，接受治疗。 【离世遗言 八万积蓄全交党费】 当周总理知道此事后，特地找来阳翰笙(1902-1993)说：“既然舒秀文不能拍电影，但还是能演戏嘛。你去上海跑一趟，看她是否愿意去北京人艺工作。” 周恩来、邓颖超看完《骆驼祥子》演出后，到后台向舒绣文表示祝贺 就这样，舒绣文1957年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刚到剧院，她就主动去十三陵水库工地慰问演出，去天安门广场演出，北京城区各地都留有她演出的足迹。 在这段时间里，舒绣文成功地在舞台上塑造了《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关汉卿》中的朱帘秀、《伊索》中的克列娅等性格鲜明，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舒绣文在话剧《骆驼祥子》中饰虎妞 1958年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让她很高兴——因为她在上影厂也一直要求入党，但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迟迟没有解决。 周总理依旧十分关心舒绣文的病情，每次来剧院都要探望她，并尊敬地称她为“舒大姐”。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周总理得知她病了，就带着剧院的同志来到她居住的地方，劝她安心养病，嘱附剧院的同事多关心她的身体，注意劳逸结合，第二天又委派邓颖超同志给她送来些药物和营养品。 1965年，舒绣文被安排到上海华东医院作大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她的健康情况已大有好转。 到了1966年，她已经能骑自行车上街了。她当时对自己的前途非常乐观，认为还可以在舞台上多干几年。 没想到的是，到了1966年下半年，运动开始了，她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关照” 当时，她唯一的儿子舒兆元也受牵连被打成“狗崽子”被安排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无法在病床前照料她。 舒绣文在电影《姊妹劫》(1948)中的影像 这导致她的病情加重，心脏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不久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 直到3年后，宣布她“解放了”，她当时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是热泪盈眶。 舒绣文在电影《女司机》(1951)中的影像 1969年初，她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给单位打了个报告，要求把她所有的钱，一共8万多元，全部交了做党费。 她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看一眼儿子，最终没有如愿，1969年3月17日7时15分，舒绣文带着无尽的遗憾，溘然长逝，年仅54岁。 舒绣文在电影《李时珍》(1956)中的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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