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围已经形成，全军濒临绝境，项英离队出走

中央先是于5日得到新四军到达茂林并在当地休整的消息，然后于7日急电叶、项，全文只有一句话：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简短的电文与冗长的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不宜久留”四字也可以看中，中央此前对绕经茂林是不知道的，并且对茂林的地形甚为担忧——如果延安得知在他们此时在前线召开这种马拉松会议，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更关键的是，中央的指令和叶挺的意见不谋而合，都是东北。但项英最终的决策却与之截然相反，走向西南。

至于这份电文是在百户坑会议前收到的，还是会议过程中收到的，或者是在会议后收到的，已经无可考证了。但如果是在会议前或会议中收到的，那么，签收人只会是项英。这也就意味着，他再一次对中央的决策阳逢阴违。

此时，顾祝同布下的重围已经完全形成。

以顾祝同为战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作战区域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及赣东地区，下辖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等四个集团军。其中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驻浙江，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驻皖南和赣东，陈仪的第二十五集团军驻福建，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驻赣东。

也就是说，指挥皖南作战的本来应该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但是，唐式遵指挥能力不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顾祝同特别调上官云相来统一指挥。

在事变前，二十三集团军108师驻宣城西北，52师驻泾县以北，144师和145师驻青阳一线。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移驻皖南后，还带来了二十五军的108师，又调新七师第2旅也归二十五军节制；同时，顾祝同又从溧阳抽调40师集结于旌德的三溪，从浙西抽调62师到旌德，从浙东抽调79师到太平。

也就是说，新四军在北移之前，已经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了，除非直接向北走铜陵、繁昌北渡，否则，向东会经过52师、108师、79师防区，向南经过40师、62师防区，向有144师和145师防区。直接参与围攻新四军的部队达到了七个师又一个旅。

但此时还只是张开了大网，如果新四军采取快速果断、指南打东的战术，还是有可能从网眼中钻出去的。

顾祝同在战前获悉了新四军可能会绕经茂林的消息后，立刻调整部署：108师驻水东地区，52师驻榔桥河，处于新四军一支队的进行路线之上；40师、62师和145师分别驻三溪、宁国和太平，处于新四军二支队的行进路线之上；79师和144师分另别驻铜山和章家渡以南，处于新四军三支队的行进路线之上。新7师驻青弋江上游。计划待新四军进入茂林之后，新7师第2旅和144师立刻截断通向云岭的归路。

从上述部署可以看出，除145师在太平机动之外，在茂林地区已经形成了五个师又一个旅共计约6万人的包围圈。

如果在潘村的军事会议上，项英能采纳叶挺的意见，突然向北折向泾县，然后挥师东进，便可以打顾祝同一个措手不及，就算108师和52师能反应过来移防泾县，泾县一带地势平坦，新四军完全可以攻破阻截。此举甚至比北移前直接东进还要安全。

当新四军进入茂林群山之后，顾祝同再次下令各师进一步前移，装备最好的40师移驻星潭正面拦截，52师、108师先后进入球岭；79师攻向高岭；144师和新7师进入茂林截断归路。

在项英终于结束白户坑会议的同时，顾祝同的六个师已经在崇山峻岭之间，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口袋阵，星潭其实是唯一的出路，但项英却指挥着新四军回撤，使得袋口被彻底扎死。

会议结束后，叶挺亲自到五团传达军部命令，要求五团迅速占领丕岭以西的高岭，阻住由西南方向包抄过来的79师，并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坚守三天，给全军向南突围提供支撑点。

同时，要新三团两个营坚守丕岭，牵制108师，不惜全团牺牲，为全军后撤提供掩护。

之后，军部率二纵队纵队部、教导总队撤向里潭仓。

此时，全军分多路纵队在大山中行军，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显露出来了：通讯不畅。

当时，新四军军部通过电台可以联系到纵队级指挥部（也有说可以联系到团一级），但问题是，具体的战术实施单位是营连级。部队又是处于不断移动中，铺设电话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军部、纵队部或团部要向营连级作战单位发布命令，只能靠军号或通信员。

可是，军号是不能用来传递复杂命令的，在大山中作战，尤其当时还一直下着雨，通信员迷路、阵亡等情况是很正常的。

结果就是造成了各部队之间通信效率极差，进而导致在开战之后，三路纵队六个团十七个营（老三团仅有两个营）几乎完全没有协同动作。

军部撤退的命令，没有通知到处于星潭前线的老三团两个营和新三团一个营。这三个营一直到8日上午（有说中午）才获知了撤退的消息，匆忙下山追赶军部，最后于8时下午在里潭仓与军部会合。

8日清晨，五团先头部队二营抵达高岭，而高岭也已被79师先头营占领。二营长陈仁洪便乔装是来接防，趁敌不备，迅速抢占了高岭。随后，一营和三营抵达，占领了各个制高点，阻住了79师的反攻。

同时，特务团也在向濂岭撤退途中，与79师一部遭遇受阻。

于是，不到一天的时间，项英的南撤计划又宣告失败。

包围圈进一步缩紧，再攻星谭已不可能，形势危机，军部只好和教导总队一起向茂林方向回撤，到高坦时，与144师遭遇。

此时已到8日夜间，天降大雨，高坦久攻不下。军部再发出命令：

以老三团二营占领丕岭和里潭仓以南高地，向南和东南警戒；以老三团三营占领外潭仓和高坦西侧高地，向西警戒；新三团撤出丕岭，全部向高坦以北进攻之顽军反击，打退顽军后即占领高坦以北和以东高地，并向北、向东警戒

就在这个时候，项英、袁国平和周子昆不见了。

项英出走的动机已经无可考证。但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个事情的过程：

据作战参谋叶超回忆：8日晚，军部决定马上攻占高坦，经茂林突围。周子昆要他留在原地，组织后续部队马上出发，并给他留了一匹马，要他完成任务后赶上军部。

叶超飞马赶到高坦村外的时候，还在下着雨。但项、袁、周等人都站在路边淋雨。叶超下马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可项英等人却无任何指示。叶超得知叶挺正在一百米开外的徐家祠堂休息，便向周子昆建议，请军首长们研究一下。周子昆便让他去请叶挺。

叶超到徐家祠堂面见叶挺后，叶挺仍然愤愤不平，发脾气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能坚决打出去。叶超不敢说出请叶挺去见项英的话，便托词再去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再去找项英，可已经找不到了。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不知道。

据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回忆，1月8日晚上，他正们正在石井坑左边东流山侧面山上的一条小路边休息——所在位置于叶超回忆的一致——他突然被周子昆推醒，便跟在他们后面走。

据李一氓在事变后给中央的报告显示，8日晚十时左右，项英派人找他几次都未找到。等他知道项英找他后，便去找了项英。

那时，项英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袁国平，周子昆在左前位置，均不发一语。李一氓本以为他们在找地方开会，但又未见叶挺，便心生疑虑。后袁国平说他的卫士没来，周子昆也说他没带钱，李一氓这才明白过来，知道他还想用游击的方式。就问项英有没有叫过叶挺，项英说叫了，但叶挺不来。李一氓便明确表示不能同他们走。项英只好与他握手道别。

李一氓虽未同项英一道，但他并未及时将项英离队的情况报告叶挺，反而找到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等三十余人，另行离队。

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视角来看，前无去路，归途被封，四面被围，手边可用部队仅有一个团级规模的教导总队，老三团师老兵疲，新三团下落不明，一纵队被分隔于重山之外，五团和特务团被牵制于高岭和濂岭之间，部队似乎的确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再从程序上出发，项英是军分会书记，代表着党组织，袁国平是政治部主任，代表着政治部，周子昆是副参谋长，代表着司令部。他们三个人代表着部队的党、政、军组织，一致同意离队出走，也可以理解为履行了决策程序。

所以，部队的党政军负责人基于敌我情况不明，部队濒临崩溃的判断，一致做出了离队出走的决议，似乎并无不妥。

但问题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部队根据军部的命令，正在四处奋战，保护军部，并且还有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跟随军部活动。

他们既没有向身为军长的叶挺做出通报，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分散突围的命令，使部队完全不知道指挥体系已经失效，仍在执行着此前的任务，会直接导致军心彻底涣散——事实上，至8日晚，各部虽然四处碰壁，但仍保存着有生力量，据估计，含非战斗人员，至少尚有5000余人。

李一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解释自己出走的理由是：当时情况不明，而项、袁、周刚好分别是党、政、军的负责人，他们都走了，他就更没有与叶挺共存亡的责任，即便是开小差，也算是奉命的。

身为新四军实际负责人，项英在做出离队出走的决定时，为什么没有和叶挺商量？

结合他的履历，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他的错误决策，才将全军带入了现在这个处境。而潜藏在心底的历史优越感，使他宁愿将部队丢给叶挺，自己离队出走，也不可能走到叶挺面前，说上一句：叶军长，我错了，咱们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吧！

可以说，项英和叶挺之间的矛盾，使新四军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彻底跌入了全军覆没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