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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经济，这在古代中国，像这样系统论述经济理论的也只有《管子》。这也是历代有学者认为《管子》是一部重要的经济专著的原因。 经济思想有“体”和“用”之分。“体”是指经济理论，也可以说是经济哲学，是形而上的；“用”是指经济技术层面的理论，是形而下的。《管子》的经济思想，可以区分“体”和“用”两部分。从《管子》论述经济的诸篇设置看，《国蓄》篇可看作管子经济理论的纲领，即“体”的部分；其他专论经济或涉及经济的诸篇，可看作管子经济理论在“用”“术”层面的进一步阐发，即讲如何运用的问题。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首篇首句开宗名义，即强调治国国家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可见管子对发展经济在治国国家体系中的作用。管子的经济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强国、称霸。强国称霸最基础的就是民生、经济。怎样发展经济，他围绕“体”和“用”两个层面，提出一整套经济理论主张，一些经济制度、经济措施一直沿用到一百多年前的清代，也有一些经济制度到今天还有它遗留的影子，比如，盐铁专卖至今还在实行等。 探析《管子》经济思想，主要从“体”和“用”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先从“体”着手，再从“用”深入，体用并研以求窥探一斑。 第一，《管子》经济哲学思想 经济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征服自然改善生存条件、追求经济繁荣、实现幸福生活的精神武器。其简要定义为：经济哲学就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管子》包含的经济世界观主要有以下部分： （一）权衡轻重。“轻重”本是一对表示物体重量的形容词，按古代汉语字典应理解为“权衡”。《管子》把它运用到经济领域，换成现代的经济术语来理解，“轻重”就是经济领域一系列行为方式相互对立的经济活动，比如说货币政策的“宽”与“松”，商品价格的“涨”与“跌”等。管子的这一思想认识来源于他对供求关系规律的认识。《管子》认为：“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国蓄》）根据这个规律，管子主张实行一种政策，叫做“敛轻散重”。物价低时买进、高时卖出，既平抑物价又赚取差价，以期达到“无籍而赡国”和“不一赋而天下用饶”之目的。《管子》以此为基础，将“轻重”思想逐步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思索“以轻重御天下之道”，试图靠权衡轻重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纵观《管子》内容，从狭义上讲，“轻重”就是管子这套经济学说的核心。从经济世界观的角度认识“轻重”理论，就是经济领域对立统一的方法论。 （二）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可从两个层面理解把握：一是以“人性”为基本出发，二是以“民众”为根本目标。就第一个层面来讲，管子制定经济政策的思路就是从分析人性开始，在分析人性的基础上，再分析利益，在分析利益的基础上相应制定政策，政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比如，为强调鼓励消费刺激经济，管子首先分析了这方面的人性，即“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爱吃，爱玩，而且要玩得刺激，这是人的本性。知道了人的这一本性，“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满足他们的欲望，则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形势解》）才能使老百姓为国所用。就第二个层面来讲，《管子》主张：“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霸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小问》）把“民众”作为最终服务对象，提出了一系列“以人为本”的政策、“富民”的方法和“治疾”的措施，把“以民为本”不仅体现在形而上的思想层面，更体现在形而下的具体运用层面，以赢民心、霸天下提供了基本经济政策。 （三）着眼全局。经济问题并不是独立存在，其发生、发展必然与政治、社会、外交等问题息息相关。管子对此很早就有深刻认识，他透过经济现象看本质、找内存的关联，通过解决诸如社会等问题来解决经济问题，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管子》记载，桓公问管子曰：“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沐涂树之枝也。”（《轻重戊》）桓公问的是如何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经济问题，管子回答说请剪掉路旁树上的树枝这一社会问题来解决。管子认为这一经济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是老百姓长期在树木下聚集嬉娴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所以要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经济问题。《管子》又记载，桓公曰管子：“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使“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为达此目的，管子誎言齐桓公率先示范、收买鲁梁商人等一系列外交手段，逐步让鲁梁人臣服于齐国。这是管子外交手段与经济手段相配合的经典例子。另外，《管子》分别强调了经济与政治、军事的深切关系，主张必须统筹谋划。管子从经济问题表象洞察其本质原因，善于从全局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是重要的着眼全局的经济世界观。 （四）与时俱进。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制度或政策都没有绝对性，不是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应该根据一定的时空条件来变通。管子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道理，他在《国准》篇中提出：“国准者，视时而立仪。”国家的平准政策，就是根据时势变化来制定相应的政策。继而他又提出：“时至则为，过则去。”强调在这个时代适合的方法，就在这个时代用。时代变了，老办法不适用了，就毫不犹豫地放弃，采用新办法。《管子》主张“王国则以时行也”，成王业的国家要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就是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国家主动掌握经济开放收闭权力。“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乘马数》）在《山至数》篇又提出：“准时五势之数。”强调经济政策还不仅要因时而异，还要因地制宜。因时也好因地也罢，其核心思想是与时俱进，强调随着不同时代社会、自然、人文等情况的变化，及时对经济政策作适应性调整，这是很有创见的经济世界观。 （五）宏观调控。管子时代并没有宏观调控概念，但面对齐国出现的经济问题，管子想到要采取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手段就是通过政令去调节货币，用货币的需求调节市场。“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国蓄》）。具体讲，管子认为货币是“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就是用货币守住财物，掌握民众的日常需要，平衡天下的物价。那么怎么实现呢？即施以政令的缓急来改变货物的轻重关系。政令急则民急于取得货币完成纳税任务，就不得不廉价出售货物，商人就会加大压价，商品就会严重跌价；反之，政令缓则商品就会涨价。管子的这一调控既是政策调控，又不直接干预市场，通过政令去调节货币，用货币的需求调节市场，可见是非常有创见的。当今时代，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复杂而多样，单纯以政令的缓急肯定起不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管子》对于宏观调控的认识和具体做法是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影响意义的。 （六）掌控货币。《管子》所提到的货币，相当于今天的黄金储备，它是货币（纸币）发行量的主要依据，也是实行流通的主要工具。《管子》首先从国家层面规定货币的种类，提出“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地数》），这就把掌控货币的最基本条件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其次，管子非常重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甚至认为货币的重要性超过粮食，他在《国蓄》篇里有一段话：“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通施就是现在所说的通货，“执其通施”，就是要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粮食和万物的交换和流通都要通过货币，货币就有了支配粮食以及万物的权力。因此，圣明君主要紧紧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以此控制粮食，这样老百姓就可以尽力去生产。在以农业为主的春秋社会，最重视的是粮食，但管子能够把货币的重要性看得如此重要，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为货币价值的真正体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管子》应用经济理论 应用经济理论，主要是指应用经济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理论。可以理解为经济哲学在“用”“术”层面的事。主要有： （一）政府主导分配。管子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就是利益、财富的分配只能有一个渠道，就是由政府来调节分配。具体怎么实施？管子主张：“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国蓄》）。就是政府要主导民众的“予、夺、贫、富”。当然，在施行时，每项都有其具体内涵的。予之在君，并不是白白将财物分给穷人，而是政府通过放贷的形式给穷人。夺之在君，并不是用剥夺财产的方式去均贫富，而是运用轻重之法，去调节物价、调节市场。总之，政府掌握分配的主导权，以此主导“予”“夺”之权，以调节贫富差距。 （二）相壤定籍。《乘马数》说：“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乘马数》）。“相壤定籍”，也就是《国语·齐语》记载管子说的“相地而衰征”，意思就是按照土地肥瘠和产量的不同，征收不等额的租税。“相地而衰征”，也就是西方经济学里倡导的“级差地租”。马克思在《资本论》很大篇幅阐述级差地租概念，认为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可是已经比管子晚了两千多年。 （三）设立平准基金。管子认识到“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准平，后来被称为平准。平准，就是平衡、调节。管子主张：“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国蓄》）就是设立平准仓和平准基金。干什么呢？“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这样就能根据物价的高低波动，用平衡的办法去控制。后来“平准”又成为一种制度，相当于国家调节基金。 （四）寓税于价。古代，“籍”指直接税，是政府强迫民众一定要交的。“税”指间接税，是指炼铁、晒盐等交的税。管子提出：“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发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国蓄》）具体怎么做呢？拿《山海王》篇来说，管子主张“官山海”，即国家把山海管控起来，管控的目的就是管控盐铁，把本应通过强行征税而充盈国库的那部分资金，通过调升盐铁的价格而获得，即“寓税于价”，从而使百姓不知不觉中只感到给予，没有体会到被剥夺，即“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蓄》）。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五）加强统计工作。《管子》主张：“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山国轨》）“轨数”就是现代所说的统计工作，不懂得统计工作而想治理好国家是不可能的。那么“行轨数奈何？”，管子提出：“别群轨，相壤宜。”（《山国轨》）就是进行分辨别类的统计，然后“相壤宜”考察土地，分出相应的等级。在此基础上，实行“相地而衰征”政策。“别群轨”是“相地而衰征”的前期工作，是为更加科学合理征税奠定基础的，却也开创了开展统计工作的先河。 （六）让好人先富起来。《管子》道：“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揆度》）国家财政状况好，可以用物质刺激来改变社会风气。仁义要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单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不够，如果是“让一部分好人先富起来”，国家经济不仅可以迅速发展，还可带动社会风气、官场风气的纯清。这里可体会到《管子》比儒家高明的地方。 （七）注重货币战争。即经济战。两国对立，要搞垮对方，不一定仅有军事手段，经济手段也是克敌制胜的有效途径。《轻重戊》里讲到的“服绨而至鲁服”案例，就是典型的商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货币战争。当下，社会流行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起的货币战争，着实对一些国家的经济产生了破坏性打击，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六百多年前早就有认识和实践了。 （八）谨慎看待消费经济。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和反对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是争论的经济问题之一。管子在《侈靡》篇中强调鼓励消费以刺激经济发展，而在《事语》篇中则不主张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发展。两篇，一个主张节俭，一个主张奢侈，如果我们不关照全书只是“盲人摸象”，必然会对管子消费经济思想得出相反的结论。这里涉及到古人随机性而不是体系性著书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学习古书应把各章节贯通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思想学说的整体结构。按此发现，两者都是有前提的，强调鼓励消费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国家发生战争的特殊时期，不主张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不可以用在领土狭小而危机重重的国家。不管这两个前提合不合理，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待消费经济要谨慎使用，要着眼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实情而定。 （九）吸引外资和人才。管子在《轻重甲》篇谈道：“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来天下之财”“至天下之民”，说的是要统治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吸收天下财富和人才，国家就不可能强大起来。管子围绕吸收天下财富和吸引天下人才，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抛开这些政策措施不谈，仅就其吸引外资和人才的思想而言，管子是有多么超前的眼光和开阔的思路。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奴隶制为主的社会里，管子能够着眼“世界”谋划兴国强国方略，这属难能可贵。 （十）均地分力。《管子》主张：“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乘马》）。均分土地，分散耕种，使百姓不误农时。分散耕种，即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管子深知，这样做的好处是“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坏处是“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惮。”两千六百年前，管子即提出这样的思想，不可不谓是先知先觉。想想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先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这一步是如何通过分产到户，提高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管子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后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管子》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从“体”到“用”自成体系。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经济的高度发展，先入为主地使我们认为其经济理论也是最先进的，凡必提西方的现象在经济领域吹得更甚。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通过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梳理分析，或者认真研读《管子》，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发现，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先进的西方经济理论，很多在《管子》中不难寻觅到影子或者已有较成熟的办法，也或早已应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应该为有如此先知先觉的先人而自豪，应向神圣的先人致敬，致敬的最好办法就是传承学习。有识之士都应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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