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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高才在二程讲堂《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首发式上介绍陈时“学问立国”情 留学日本期间，陈映寰（即陈时，字叔澄）回想起自己在黄陂望鲁书院及学堂接受的书院与新式教育，以及张之洞在湖广推行的新学，他特地用心考察了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振兴实况。尤其对庆应大学这所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的办学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谓“私立学校”，系指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及个人，创设符合国家法律并实施学历或非学历教学的民间学校。类似于今天的民办学校，包括民办高校与中小学等。
华中师大与黄陂专家齐聚二程书院首发《陈时》_20220513 其实，陈映寰早在望鲁学堂（其前身为二程书院）读书时就知道，中国的私学在春秋时期即已产生。其中，以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在曲阜所设之学舍，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为古代早期私学的代表。自孔丘之后，“学在官府”逐渐变为“学在四夷”。曾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极大影响的塾学和书院早期，亦属私学。只是到了清雍正时期，由于朝廷干预才逐渐步入官学化之路。直至1905年清末新政之后，科举废除，近代学制确立，私立学校开始勃兴，各类办学模式相继涌现。不过，那些学校大都属于初等学校。
日本庆应大学一角 日本的庆应大学，亦称庆应义塾大学，简称“庆大”，是日本久负盛名的世界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素有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私立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其主校区位于日本东京都中心，毗邻东京塔。“庆应”的前身是创立于1858年的“兰学塾”，比依照现代学制成立的日本第一的东京大学还早，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在福泽谕吉的指导和影响下庆应不断发展，在东京及近郊的五所校园里拥有九个本科生院系和十一个研究生院，另外还有八所实行初高中一贯制教育的学校(包括在国外开办的学校在内)。至今，该校仍在日本社会各个领域中均发挥着先驱领导作用。
陈时撰、李发驹题中华大学校训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灵魂。陈映寰经过对庆应义塾大学进行认真考察，觉得福泽谕吉提出的“独立自尊”校训意义深远。“校训”一词本是中国由日本引进的舶来词，中国最早对“校训”概念进行解释的是舒新城主编、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它对“校训”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育条目制成匾额，悬见于校中公见之地，……目的在于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
陈时肖像 陈映寰认为，庆应大学的校训体现了该校的办学传统，代表着校园文化和教育理念，是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是其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这所老牌学校的校训，为他打开该校历史文化之门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为他眺望其精神家园打开了一扇窗户。他暗暗告诫自己，如果自己日后创办大学，一定要借鉴其校训。
华中师大校董周建明赠《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裴高才、陈齐著）与《陈时与中华大学》（陈家益编著） “独立自尊”的校训，深刻体现了庆应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的强国理念。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驱。当时的日本由于闭关锁国，同中国一样也遭到列强的侵略，日本的觉醒者也同中国的洋务运动者一样，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但是与强调“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的中国洋务派不同，福泽谕吉告诫日本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彻底学习其文明的核心，即自由、平等、独立等内涵，而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通过教育来改造专制压迫下日本国民的奴隶般的精神形态，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改造培养为“独立自尊”的公民，这是建立现代文明国家、社会永续进步的基础。
中华大学校友艾毓英为母校六十一届毕业生题“道承宣尼” 与此同时，陈映寰在学习之余常常通过书信向父亲畅谈自己留学的感同身受，认为中国应该创办类似庆应大学的私立大学。身为教育家的陈宣恺对儿子倾心向学与调查研究，常常回信给予激励与鞭策。 有比较才有鉴别。在获得庆应大学肄业之后，陈映寰又进入日本中央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边学习、边考察。他尤其十分景仰早稻田大学（初为东京专门学校）大隈重信，这位日本学贯东西的著名教育家，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传播西欧文明的先驱。
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 早稻田大学，简称“早大”，是一所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世界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 。1882年，伴随着“学问要独立”的宣言声，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创立了早稻田大学。开始称它为“早稻田学校”，1902年9月2日获准改制为“早稻田大学”。院系设置上设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另有高等学院、专门学校、实业学校、高中和初中等附属学校。 在福泽谕吉、大隈重信的影响下，陈映寰怀着浓厚的兴趣，将贫弱的中国与强盛的日本进行比较，认识到日本的强盛是日本明治维新重视教育的结果，从而接受了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文盲成堆的国家，是可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创办学校，以教育振兴中华的信心。
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后与孙中山、黄兴等合影1905 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告诫陈映寰：“革命的基础在于高深的学问，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讲来。”陈映寰深受孙中山“学问与革命”的思想启发，认为只有通过创办大学才能教育、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革命与建设人才，所以教育兴国与辛亥革命是相辅相成的。他越来越坚信，为国育才就是自己奋斗的目标。甚至不无自负地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难道还少得了'中华大学’四个字吗？”
亲历武昌起义的陈时任职的湖北军政府 陈宣恺、陈映寰父子通过频繁书信往返，以及寒暑假面对面的交流，促成陈宣恺二度出山，于1910年在武昌府后街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中华学堂，寓意“振兴中华”。聘请吴德壎、祝维祺诸位名师讲学其间。学堂的体制，即是仿效日本庆应大学的前身——庆应义塾的体制而建。那么，陈映寰创办大学的愿望能否实现呢？将在下一节分享……
中华大学初期中华学校的门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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