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谈列宁：最大失误，就是把一个统一的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

“（列宁）最大的失误，就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成国家联盟。”

在谈及伟大导师列宁之时，普京并未有所忌讳，而是言辞犀利，直言不讳。

所谓的“国家联盟”，就是昔日盛极一时的苏联，其恍若一颗流星，匆匆划过夜空，最终光芒殆尽。

“硬汉”普京对于苏联的覆灭一直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镜头前，其就曾表示：

“在1991年，由于联盟管理机关被大幅裁撤，其领导地位下降，新联盟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邦联，解散的前景并不难预料。”

那么，“国家联盟”之兴衰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昔日的强大为何成为了所谓的“失误”呢？

（苏联）

一、国家联盟：“艰难”的构想

1917年，俄罗斯帝国在国内革命的冲击之下瓦解，帝国辖下的各个边疆民族地区都要求提升权力，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完全独立，脱离了俄国的统治；

未脱离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也都先后成立了本民族的自治政府，甚至是要求独立建国。

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国家很快就陷入内战之中。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外国侵略者仍然占领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德国军队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在外敌入侵、国力空虚的条件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还无法控制偏远地区，苏俄政府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空间换取时间来延续苏维埃俄国的生命。

列宁的远见卓识也确实成功为苏俄博得了喘息之机——从1921年开始，苏俄国内的局势趋于稳定，甚至有余力镇压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

（列宁）

同时，面对敌对势力的封锁，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整合所掌握的力量与敌对势力进行抗争，“国家联盟”的构想也就由此产生了。

1922年8月，列宁第一次传达了组建“国家联盟”的意愿：

“在1917年，俄国曾分崩离析。在今日，在沙俄的旧疆土上将各个苏维埃民族政权整合起来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在如何将“国家联盟”付诸实践这件事上，斯大林和列宁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见。

列宁曾在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中写到：“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而斯大林则是“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旧帝国”，毫无疑问，这一想法让很多民族地区的代表们心怀不满。

（斯大林）

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方案重新组建联盟，必然会“重新复制沙皇俄国的老路”。

列宁对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深表担忧。为此，列宁采取了一种看似折中的办法，实则后患无穷，甚至被普京吐槽的做法：

即形式上赋予各个加盟共和国以独立的主权；但实际上，各加盟共和国受制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各个加盟共和国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因此，所谓的“国家联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苏联在实质上仍是单一制国家。这种统治机制随着斯大林模式的进一步确立而得到强化。

（沙俄卫队）

列宁在最后的口授文章中曾尖锐地抨击斯大林主持的国家机关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正是基于这种矛盾心理，列宁在“国家联盟”的建构问题上，既认同于中央集权制，又希望避免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力图形成一种各国家平等的新格局。列宁有时甚至故意站在维护权益的少数民族一边，以维持平衡。

但是，作为中央集权制下的“国家联盟”，其几乎不可能走出帝国政治的怪圈。

二、命途多舛：“国家联盟”埋下祸根

在苏联的筹建过程中，尽管列宁竭力干预，以图扭转所谓的“大俄罗斯主义”，但最终成为现实的仍然是斯大林的构想，即建构了一个与沙俄帝国近乎一样的特殊联邦制国家。

因此，苏联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日后解体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联盟”导致的民族问题日益凸显，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各边疆加盟共和国的族际矛盾；另一类是俄联邦的主权问题。

各边疆的加盟共和国在民族问题中，虽然在起因上联盟中央未必负主要责任，但是中央在处理方法上的失当是矛盾升级的主要原因。

1988年的“纳卡地区民族仇杀”、“费尔干纳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处置不当的因素。

这些民族矛盾事件虽然在最后都得到了平息，但是问题却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各边疆地方上的民族独立运动仍暗流涌动，时时刻刻都有升级加剧的危险，并危及联盟的存续。

首先对联盟中央权威形成较大威胁的是波罗的海三国，三国总人数约占全苏人口的2.8%。

（波罗的海三国）

虽然三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总和不如俄联邦的一个较大的州级单位，三国的经济资源总量虽然占整个国家的总比例也并不突出，但是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远远领先于全苏平均水平，在一战结束时恢复独立到1940年被并入苏联，其发展水平甚至一度与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接近；

联盟中央从平衡发展的大局出发经常将上述三国重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调配到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地地区，这限制了三国的发展。

波罗的海三国希望能够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限制，获得更多的经济自主权。

在文化、信仰上，三国与毗邻的西北欧国家更为接近，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文化有所不同，在归并到苏联之后联盟中央又大力提高俄语的地位，这些都在无形中挤压了当地语言文化，因而恢复当地的语言文化就成了独立运动的最初诉求之一。

但所有的做法都没有得到联盟中央的响应。

因此，要求重新评价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合法性的呼声越来愈高——立陶宛的“萨尤季斯”、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爱沙尼亚 “人民阵线”等主张独立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强大。

虽然戈尔巴乔夫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谈判，希望能够阻止抑或是延缓立陶宛独立的步伐，但并未奏效。

对于“国家联盟”而言，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因素的出现。

由于苏联的前身是俄罗斯帝国，就领土面积、人口总数和经济实力而言，俄罗斯在整个联盟中的地位特别突出，没有俄罗斯的加入就不会有联盟。各个民族加盟共和国更像是俄罗斯的附庸。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在“国家联盟”建立之初列宁就极力打压大俄罗斯主义，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联盟中央却代替了俄罗斯原来的角色，二者的职能、权力划分不够明确。俄罗斯民族的主体性也体现得不够明显。

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少有人去谈及有关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更鲜有人去提出有关俄罗斯的主权问题。

1989年9月，时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沃洛特尼科夫曾回忆：“与扩大俄联邦主权法律以及建立一些在俄联邦并不存在机关的相关问题很早以前就被提出。我仍记得，从1975年起我们就不断提出这些问题。但得到回答总是：您干嘛那么激动，为什么需要俄罗斯？”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苏联经济每况愈下，戈尔巴乔夫当局破局乏术。

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了新的领导机构上，具体的表现就是希望获得更多自主权力的俄联邦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

然而，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获胜之后，叶利钦又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新一届的俄联邦政府，置其他加盟国的利益于不顾。

（叶利钦）

这就导致在随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或拥有自己的主权，联盟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强。联盟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家联盟”的落后拖拽着苏联的经济，进一步导致了苏联的全方位崩盘。

三、经济倾颓，民生凋敝

“国家联盟”建立之初，一方面苏联经济落后，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化，把有限的资金、资源和人力用来建设国家最急需的工业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当时苏联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际环境是不利的，需要增强国防力量以保障国家安全。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苏联高度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计划体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潜伏的矛盾和弊端也更加突出、尖锐。

（赫鲁晓夫）

继斯大林而起的赫鲁晓夫虽在口头上痛批猛揭斯大林的错误，呼吁对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主张彻底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大力宣扬个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

鼓吹自由制定计划，大力扶持私人经济，不但没有触动计划体制本身，反而打乱了原有工业管理体制。

面对着偌大的“国家联盟”，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没有经过周密思考，仓促行事，“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联盟”导致各方为权而战，这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究其根源，是由于“国家联盟”的领导者仍对管理体制抱残守缺。

尽管有志之士图谋自救，但到1989年政局不稳，社会环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形势随之呈直线恶化趋势，甚至在1990年出现负增长，苏联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

濒临崩溃的经济状态使市场供求矛盾加剧，通货膨胀增长至三位数，外债由1985年的105亿美元扩大至520多亿美元，甚至连日常最所需的基本消费品都出现短缺，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中，由于综合国力大大削弱，联系各民族的经济纽带已无济于事。

可以说，苏联的威信在此时已降至冰点。

然而，面对着如此惨痛的教训，苏联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事实上，苏联人民也曾满腔热情地保卫和建设自己的国家。

但在斯大林时期因急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忽视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改善民生的长期性及艰巨性，过急过快地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模式应根据国情适度发展，不能无休止地延续。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没有触及实质性改革，反而为了美苏争霸的需要，大力发展军事科技和尖端科技，在重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上集中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忽视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需要，国家对民生的投入比例越来越少，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造成民怨四起，人心涣散。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为争得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的优势，苏联大大加速扩军备战的步伐，国防费用不断增加，苏军几乎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而此时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66％，国防费用却高于远高于美国。

由此可见，苏联蓬勃发展的军事工业是以牺牲各个加盟国的民生为代价的。

军事实力的增长增加了军事负担，引起经济畸形发展，资金短缺，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致使居民的日常生活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食品、消费品等市场供应严重匮乏，据苏联商业行情科研所对211种日常食品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可以随便买到的食品仅有二十几种，其余一百多种食品无法实现自由买卖，甚至还有各种生活日用品、服饰鞋帽都无法得到正常的供应，苏联的食品和消费品短缺已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苏联赢得了战争，成为军事强国，在经济上却成为一个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无法满足的“穷汉”。

这不能不说是“国家联盟”所带来的惨境。

（普京）

普京认为列宁的最大失误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但他并未因此停滞不前，而是对症下药，力图复兴俄罗斯的荣光。

在普京的推动下，2005年俄罗斯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法案。

该法规定：在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取消叶利钦时期议会杜马一半是由政党代表组成，另一半是由通过单席位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混合选举制度”，改为全部国会杜马议席将根据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

最终，统一俄罗斯党等四个政党有资格分配杜马议席，并且统一俄罗斯党占据了多半数的席位，俄罗斯形成了统一俄罗斯党一党主导议会的政党格局，彻底地摆脱了“国家联盟”可能带来的危机。

后记：

“国家联盟”时代所采取转型政策导致俄罗斯国家能力的耗散，俄罗斯由苏联时期全能主义的“强”国家，转变为无力提供公共秩序的“弱”国家。

（普京）

与这种弱国家相伴生的是腐败滋生、国家俘获、社会秩序恶化、国家治理失败。

要摆脱治理危机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对畸形的市场与社会进行改革、调整以重构秩序。

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后，从加强国家能力入手，通过采取一系列组合措施，如政党制度调整、改革联邦体制加强中央权力以及打击国内寡头、恢复国家自主性等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政策，重建了俄罗斯的国家能，进而对“国家联盟”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有力的调整。

但不可忽略的是，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国家由“扶持之手”逐渐退化为“掠夺之手”。

普京大帝仍是身兼重任，难以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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