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洪易叛党14年后要求安排工作，入狱后仍不自知：送我去苏联深造

1949年8月，江西万安县获得解放，当地的“老党员”曾洪易在大家的推举下，开始出面维持地方工作。当解放军到达之后，在曾洪易的号召下，群众为解放军送柴送米，商人也不逃避，纷纷敞开店门欢迎解放军……

党内叛徒要求安排工作

解放军入城之后，曾洪易又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动员群众参加会议，还经常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头，后来还主动参加了全县中小学教师大会。

一些教师知道曾洪易过去是共产党，建议他找政府安排工作，还说现在的共产党员都有党证，让他去请求补办党证。曾洪易眼前一亮，顿时觉得是个好主意，自己怎么早没有想到。

自从曾洪易回到万安之后，生活就过得不太如意。妻子因为家庭困难，离他而去回了娘家，从此再无联系；好不容易托关系找了一个教员的差事，却因为“活动”当校长未成，反而丢了工作。

图丨曾洪易画像

赋闲在家后，曾洪易种了一段时间地，还在县城开了一家诊所。但由于医术平平，上门求诊的人不多，诊所很快就关门了。眼看着解放战争不断胜利，解放军已经打到了江西，曾洪易开始向几个要好的同乡透露：

“我过去参加过共产党，当过共产党的大官，还在赣东北和方志敏一起打过游击。”

听说此事的同乡都十分惊讶，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曾洪易，居然还有这样令人羡慕的经历。

眼瞅着县里的中小学陆续开学，曾洪易找到县委书记刘彦，以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为由，让他给自己安排工作，刘彦欣然同意让他回县里中学教书，但出于慎重考虑，并没有让学校给他办理复职手续。

由于拿不到薪水，曾洪易继续在家赋闲。刘彦安慰他，说他的过往经历没有问题，除了能在党内和政府工作，还能介绍他到出版社当编辑、当翻译或者当大学教授。

老师们的建议和刘彦的安慰，让曾洪易一度有些飘飘然。

图丨南昌市民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

不久，中央下达搜捕潜藏各地叛徒的指示，万安县也贴出公告，让那些过去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到自己所在区的区政府报道。曾洪易看到公告后，满心欢喜地跑到区政府，期盼已久的工作终于有了着落。

曾洪易仍在万安的消息立刻被上报到省里，那些曾经和曾洪易共过事，如今已经是省里领导的干部喜出望外，指示中共吉安地委立即逮捕曾洪易。

当年曾洪易因为坚决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被称为“灾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曾洪易的经历鲜为人知，如今终于找到了他的下落。

曾洪易接到“去吉安教俄文”的通知后，立刻收拾了几件日常所用的衣物，还带了几本自己翻译的书，随来人到了县委，又乘船前往吉安。

一路上曾洪易还在想，虽然不能在县里教书，但好在吉安离家也不远，工作落定后，随时可以请假回万安。

但他没想到，此次一去，他再也没机会回到家乡。

抵达吉安之后，当地的组织部长吴青光找他谈话，了解了他的经历后，吴青光告诉他，他还要去南昌一趟，邵式平主席有话和他谈。随后吴青光亲自带着与曾洪易谈话后写成的关于曾洪易的简历，带着他来到了江西省公安厅。

图丨邵式平旧照

当时曾洪易对自己被捕毫无察觉，按要求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此次来省里的经过。在报告中他还提了三点要求：

“一、恢复党籍，给自己补发党证，编入党支部组织，分配党的工作；

二、因自己身体有病，家有老母幼女需要照顾，请求分配回到万安工作；

三、万一不行，请求回万安由地方政府帮助行医。”

对于曾洪易提出的这些要求，有关人员并没有做出答复。两个月之后，省公安厅将曾洪易和其他两名叛徒押送武汉，随后又被押送到北京德胜门监狱关押。应提审人员的要求，曾洪易写了许多交代材料，同时自己也写了许多报告。

他身上那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终于大白于天下。

面对敌人摇摆不定

曾洪易作为南昌早期的党、团员之一，曾经先后在党、团内担任过重要职务。1925年由于领导声援“五卅”运动，遭南昌第一师范开除。同年，他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回国之后，曾洪易进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并担任《列宁青年》杂志编辑。随后他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前往赣东北苏区，传达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

图丨王明旧照

1931年7月，曾洪易等人达到赣东北，首先对当地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造，拉拢了一帮王明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作为助手，并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对苏区的各项工作全盘否定，将方志敏等人排斥在核心领导之外，剥夺了方志敏的领导权。

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曾洪易再次仰仗中央代表的身份，完全控制了大会的领导权，对方志敏进行了点名批评，同时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自己则作为中央代表，凌驾于新成立的领导班子之上。

由于坚定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曾洪易开始对苏区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凡是地主、富农出身，不管工作表现如何，统统开除党籍，甚至男女婚姻因为成分不好，都要退去婚约。

同时曾洪易还下令修改土地法，无条件收回地主、富农分得的土地，驱逐地主家属。

那一段时间的苏区极不团结，许多党内干部情绪低落，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农、贫农陷于孤立。

但曾洪易毕竟是书生出身，不会带兵打仗，更贪生怕死，在领兵打仗方面，他还是要依靠方志敏等人。因此他不得不保留方志敏等人的部分职务。

图丨方志敏（中）

第三次“围剿”开始后，敌人采取碉堡战术，将苏区团团围住。不懂军事的曾洪易，全然不顾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军事主张，拒绝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方向发展，反而认为他们是所谓的“逃跑主义”，坚决要求红军打通通往中央苏区的通路。

在曾洪易的坚决要求下，红十军开始与敌人的强大工事硬拼。面对坚固的堡垒，红军虽然极力将其摧毁，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曾洪易的错误指挥，让红十军处在被动的局面中，根据地因此而损失近半。

1932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开始后，鉴于前一次反“围剿”的失利，赣东北党委决定采用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军事主张，采用游击战的方式，让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了扩大。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赣东北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大家的推举下，方志敏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苏区建设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时中央苏区在王明等人的领导下，开始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曾洪易借机大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局势刚刚有所好转的根据地再度陷入危机。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曾洪易再度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开始指挥战斗。他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让红军再次对战敌人的堡垒，导致红十军再次受损。在干部群众不满的呼声中，方志敏再次出来主持工作。

图丨正在修筑堡垒的国民党军队

就在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疯狂“围剿”时，日本侵略者加快了侵略的步伐。中央发出北上抗日的号召，并成立抗日先遣队，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随军。在部队转移途中，曾洪易恐慌动摇的消极情绪逐渐暴露出来，并曾在开会时说出这样一番话：

“敌十倍于我，且已在周边布置了多层封锁线。军事行动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说任务的话……我觉得化整为零也许是一条路。至少我们还活着，至少还有那么些人在，有人在就行，我们去南京，在敌人心脏来那么几刀，杀几个政府要员和富豪……也许效果更好一些。”

1937年11月，先遣队转入闽浙赣苏区休整，期间方志敏出席了政治委员会议，对曾洪易悲观动摇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判，并将情况报告给中央。中央复电批评了曾洪易的错误，并决定将曾洪易调离先遣队。

随后先遣队在方志敏等人的带领下，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工作，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这个时候他本应领导苏区军民继续与国民党军队斗争，但他却到处散布失败主义论调：

“野战军出动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

图丨红军战略转移

同时曾洪易还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建议放弃闽浙赣苏区。方志敏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对曾洪易的错误进行批判。经过中央批准，曾洪易予以停职处理，随后被派往浙江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

锒铛入狱仍不自知

不久，闽浙赣苏区丧失，曾洪易决定离开江山，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经过多方寻找，不但没找到组织，反而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只好写信向家里要钱，暂时解决食宿困难。

期间他遇到自己的同乡王立生，王立生曾经在共青团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不幸被俘后，叛变当起了特务。刚开始王立生劝曾洪易不要再寻找组织，不如回家去，还给了他一些钱接济。

曾洪易考虑到自己曾是“中央代表”，回到家乡恐怕危险，王立生便趁机劝他到南京“自首”，还愿意为他的人身安全做担保。

1935年5月，在王立生的陪同下，曾洪易来到南京留俄同学招待所，这里是国民党为一些在苏联留过学的共产党变节分子而开办的。曾洪易入住之后，立即办理了“自首”手续，在登记表上，还写下了自己“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等字句。

自此，曾洪易从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成为了投敌叛变的叛徒。

图丨闽浙赣苏区丧失后方志敏被捕

曾洪易在招待所每月能领取20块大洋，大约过了半年之后，应国民党的要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军事游击训练班教官，讲授游击战争战术和对敌政策，紧接着，他又被调往江苏省政府担任视察员，每月能领取260元薪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政府先后与中国签订条约，并派兵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大批的苏联士兵来华，都需要俄语翻译，因此从1937年开始，曾洪易辗转各地，担任苏联航空志愿队翻译。

之后国民党政府搬迁至重庆，曾洪易进入航空委员会顾问室，担任俄文翻译。半年之后，曾洪易经介绍，到中央教育部担任教科书编辑。后来因生病丢了工作，在重庆闲住了半年。之后经介绍，继续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俄文翻译。

当时苏联军事顾问为帮助中国人提高对日作战技术，带来了大批的俄文军事书籍，曾洪易将其翻译成中文，同时也翻译一些苏联报刊上的文章，供国民党军队参考。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洪易在国民党内混得不如意，遂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家乡万安，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

针对曾洪易写下的交代材料，提审人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曾洪易在抗日先遣队失败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其二是抗战期间他担任翻译的性质。

图丨抗战时期苏联空军援华官兵

面对这两个问题，曾洪易狡辩说，抗日先遣队后来不归自己领导，其失败和自己没有责任。而从事俄文翻译对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因为那是为了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直到此时此刻，曾洪易仍旧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将自己的叛变行为看得很轻，拼命为自己开脱，同时他还认为自己之前在党内当过“大官”，曾经指挥部队攻城掠池，对国民党造成过打击，国民党对自己都能够“既往不咎”，共产党也会审查清楚，并给自己安排工作，遂继续提出了一些要求：

“请求担任中国驻苏联领事，前往苏联学习，方便回国参加建设。最好工作不要安排在北京，因为自己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要求会见中央负责同志，以便迅速查清自己的问题，尽快解决自己的工作……”

1951年3月，预审处对曾洪易的判决提出初步意见：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一意见呈报上级领导审批后，曾洪易一案被移送军事管制委员会继续审查，曾洪易也被移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管训处看守所。

从此之后，曾洪易预感自己出狱无望，再也没有提过类似“安排工作”或者“释放回家”的要求。

图丨新中国成立后处决叛徒现场

此后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继续对曾洪易进行审理，主要针对其在抗日先遣队时期犯下的错误进行追责。曾洪易再次写出更加详细的材料，为了减轻罪责，他继续肆无忌惮地披露先遣队领导人的问题和失策情况。

同年10月，曾洪易被以“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在临刑前，他却因肺结核病死狱中，终年47岁。

曾洪易这个投敌叛党，破坏革命事业的叛徒，终究没有落得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