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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2022年08月06日 B02版
□俞建良 晚明时期的著名画家有宋旭、孙克弘、董其昌、李士达、张龙章、张复、陈继儒、钱贡、程嘉燧、吴彬、丁云鹏、陈洪绶、杜堇、刘俊、米万钟、李流芳等。排名在其后者，不胜其数，这里不一一列举。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董其昌，其“南宗”“北宗”论，对明末及清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宗”“北宗”论就是将唐朝至元代的绘画，按画家的身份、风格分为两派，即“南宗”是文人画，而“北宗”则是职业画家所为，并崇南贬北。故在南、北宗论中，董其昌亦有自相矛盾之处，标准不一，清初至民国间，画论家对此“褒、贬”不一。日前，笔者见到董其昌题王上宫所作人物画，便触发对王上宫的兴趣，并就王上宫《达摩造像图轴》，作一小考。 是图描绘达摩静坐沉思的形象。达摩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坐，闭目顿首，静入太古；左手藏于袈裟中，右手托起法衣，表情肃穆，似乎进入了摒思绝虑、四大皆空、万物无碍于心的禅定境界之中；达摩身后画有禅杖和草鞋一双，右侧拂尘一把，左右、前后无房、无山、无树木、无背景。其线条勾勒、须发擦皴，富有变化，从而突出人物造型，尽脱前人窠臼。用笔沉稳老到，线条盘曲，人物的衣着线条，行笔如钢丝，弯而劲力，当谓真得龙眠笔意。 画面左下角款落：“古先生弟子王上宫熏沐，师赵文敏公笔。”按《戒文章》句“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而这里的“古先生”指东汉末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传说，至《老子化胡经》《西升经》等道经，益增附会，证成其说，谓老子西游化胡成佛，并以佛为其弟子，自号为“古先生”。右上角：“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开甘露门，广群生泽。克弘敬写。”画面左上角：“江水汪洋，秋风萧索。君子之所，见机而作。涉魏游梁，出门便错。五乳峰前，异花零落。香光居士其昌敬题。”画面裱边右侧“明王上宫达摩造像，杨新题”；左裱边下方“此达摩像造型奇古，用笔劲健，须发皴擦，不见痕迹，大有异趣。自云师赵孟頫，吾恐孟頫见之亦当自逊一筹。故孙克弘、董其昌题赞，能痛快淋漓。王上宫晚明人，以画罗汉知名。惜作品传世无多，此作弥足珍贵。己丑夏暑挥汗，杨新题于昆山从善楼”；装裱右侧下方“晚明王上宫，史传不载，据此图知，名孝君，亦知其画，比之丁云鹏，亦无逊色也。辛卯立夏，薛永年”。这里杨新与薛永年两位先生都是当今国家级鉴定专家，多数读者略知一二，且不论。而孙克弘、董其昌能为王上宫画上题，看来王上宫在当时也非等闲之辈，故值得研究。 王上宫生卒年不详，吴郡人（今苏州）。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王上宫，明代画家。画罗汉用笔缥缈轻扬，似游丝之袅空，细发之拂面，而慈威相好，无不具足。万历二十一年（1593）尝仿唐人忠孝图卷。见《佩文斋书画谱·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其实，王上宫此条，沈辰《书画缘》、王宸《绘林伐材》、顾起元《懒真草堂集》、鲁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冯津《历代画家姓氏便览》均有记载。此外，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有“王上宫画罗汉，用笔缥缈轻扬如龙眠”。值得一提的是，《懒真草堂集》是明代诗文作家顾起元撰写的。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一作邻初，号遁园居士，谥号文庄，江宁（今江苏省南京）人。由此可见，王上宫与顾起元、孙克弘、董其昌为同时代人，或可推测还略早。 首先从其画面上看，画家王上宫师赵文敏公笔，即赵孟頫。赵孟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背宋仕元”这一人生举措，是不会得到世人的原谅。然而作为一位心地善良、仁和宽厚、禀性柔顺的儒雅文人，以委曲求全来“光宗耀祖”。从出仕到最后一次南归故里，三十多年间，获得了“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官从一品、推恩三代的隆遇殊荣。但其失去了亲情、自由和自己的原本性情，内心深处却有着难言之痛苦，每每自惭、自疚。在《罪出》一诗有句云“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赵孟頫这种心态的流露，在书画作品中同样得到发挥，《红衣罗汉图》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佛说因果报应，有前生来世。 是幅作品，曾被不少历史上著名的鉴赏家收藏过，比如明代著名的鉴藏家昆山人张丑，还有华亭人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均在上面题了跋文。释迦牟尼的弟子中称“阿罗汉”的有舍利弗等十六人。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寺院中常供奉有“十六罗汉”，或“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等造像。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至吴道子画的《天王送子图》，一时拱璧。十八罗汉是十六罗汉加二尊者而来的。十六罗汉主要流行于唐代，唐末出现十八罗汉，至宋代开始盛行。赵孟頫为南宋人，卒于元代中期。赵氏有感于此，作《红衣罗汉图》，并在画卷后自题：“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 而王上宫所绘的红衣达摩造像与红衣罗汉图像有何关系？虽早在八世纪的盛唐，已有达摩像的创作，不过外形上和一般罗汉、比丘没有多大差别，直到南宋以后随着禅画的兴起，各色的达摩图像便不断出现，那种头戴风帽、双目炯然、额头高广、络腮须、大耳环等的梵僧模样，便成了达摩祖师的特殊标记了。但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也符合达摩图像之绘画形式，此外，与王上宫同时代又同为苏州人的李士达、张龙章，吸收了赵孟頫人物画的用笔，笔法爽劲精练，人物造型生动传神，富有变化。画面布局聚散有致，“密不通风，疏可走马”。 王上宫画《达摩造像图轴》，孙克弘点题“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孙克弘（1532-1611），一作克宏，字允执，号雪居，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明书画家、藏书家。礼部尚书孙承恩子，以荫授应天治中，官至汉阳知府。喜交友，陈继儒谓其“好客之癖，闻于江东，履綦如云，谈笑生风，坐上酒尊，老而不空”。达摩全称菩提达摩，意译为觉法，是活跃于六世纪南北朝时期的外国僧侣。达摩不但成为印度西天二十八祖的最后一祖，也是中国禅宗的始祖，于南朝梁武帝时期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达摩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 再是董其昌题王上宫《达摩造像图轴》，为三宜盂禅师语录（卷十）“达摩大师”，足见董氏学识超群，无论是古文化，还是宗教文化，均有研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画家。祖籍山东莱阳，祖父以军功封苏州卫。明万历十七年（1589）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后谥文敏，世人亦称为“董华亭”“董宗伯”“董文敏”“董容台”，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书画理论家，也堪称晚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艺术家。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同时，凡拥有古代，包括同时代的书画作品的藏家，能得到董其昌的题或跋，亦为幸事。王上宫《达摩造像图轴》，也不例外。 传世的王上宫《仿唐人忠孝图卷》《达摩造像图轴》外，余曾见香港苏富比于2000年5月1日所拍，编号为0117作品，白描《洛神赋》手卷。其估价为280000元，最后成交为442750元。《洛神赋》手卷款识：“辛卯（1591）冬日，吴郡王上宫为畴凤词世丈写。”此手卷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藏的王上宫1593年《仿唐人忠孝图卷》，时隔仅两年。但王上宫《达摩造像图轴》，其创年代无从考，待后来慧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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