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知识回家一站式收藏您的阅读与创作
【教育读书】 自由人的思想遗产： 历史要的是批判与真相，而非狂妄与激情  ▲阿克顿（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历史要的是批判与真相而非狂妄与激情 文：阿克顿 编：瑞秋的春天 我愿向大家说明，我为何认为近代史非常重要。 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强调它有丰富的资料，亦不是因为它已同过去决裂，或革新永无止境，步伐不断加快，或意见日益压倒了信仰、知识又日益压倒了意见，而在于它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 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前人在他们的社会中摸索出来的，这 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有极大相似。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先例和教诲，要想学到这些教训，我们只能再做尝试，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们著书立说，只是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使我们拥有了比历史知识更有益的历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它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养，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历史判断力，无论对于公众或私人行为，还是对于来世的希望，都是大有可为的。经过近代各种事件和相互比较的锤炼之后的信念，其坚定性与力量，会大大超过那些受着每个新事物的困扰，常常比幻觉和无据的偏见强不了多少的信念。 历史观：反抗暴力是每一个人的本能 我们需要的，是一把进入历史的平凡的钥匙；不必停下来讨哲学家的欢心，我们当前的愿望也可得到满足。 我们不必探询，在上帝的人间代理是否永无谬误这个问题上，也可顺利达成以下共识： 只要绝对专制的统治依赖的是无敌的武器、集中的财富、御用的教会和残忍的法律，它的统治便会崩溃。 无论什么权威，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不能要求绝对的服从；哪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存在着对于可靠的信念和累积的知识的保护，哪里存在着相当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气和自制能力，哪里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迈着不同的步伐，通过克服种种失败，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状态前进。 代议制、奴隶制的废除，舆论的统治，等等；通过较不明显的事例，也会更好地体会到这一点：对弱势团体和良心自由的保护，它们在受到有效保护后，又保障着另一些自由。 如果征服者取胜，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温和的技艺，如果事物的发展趋向就是走向动荡和灾难，如果世界将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将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将联邦共和制归功于美国革命，将政治平等归功于法国革命及其追随者，那么，我们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实而专注的学者又该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学家无立足之地。  近代史学的真正要义：不是创新，而是批判 严格而言，创新者并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见多识广，德蒂耶蒙严谨准确，莱布尼兹能力过人，弗里尔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综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称大师。 然而，在本世纪过去四分之一时，历史学家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事物头绪纷繁，它们构成一个正确的顺序。教皇的秘密档案在巴黎开放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时间尚未到来，除了档案员本人，几乎无人接触过它们。时至1830年，文献研究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奥地利处在领先地位。 一个新的更多产的时期开始了，各国虽有先后，但现在都已允许对其文献进行研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穷尽一生尽量收集已经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养出近代史学的真正大师。 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从著作转向原始资料，从伯内特转向波考克，从麦考莱转向坎帕纳夫人，从梯也尔转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会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阅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奥苏纳图书馆或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资料。 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因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学会的主要不是积累资料的技术，而是分析资料，辨别谎言与真相、可疑与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技术。 历史研究充实、匡正和扩展思想所依靠的，不仅是博学多闻，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编纂者、妙笔生花的叙述者、技巧娴熟的人物描绘者、能言善辩的劝善者等等，如果他们的位置被批判者们所取代，将无异于史学王国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换代。 因为，所谓批判者，就是这样一种人，当他把视线投向一段有趣的陈述时，他是从怀疑它开始的。 兰克是近代史学得以形成的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认为 近代史学是批判的、价值中立的和崭新的。我们在每个环节上都绕不开他，他为我们做出的贡献无人可比。 有些著作比他的所有著作更扎实，有些著作在政治、宗教和哲学见解方面，在创造性想像的活力方面，在思想的独创性、高度和深度方面，也许超过了他；但是他优秀的重要成果所达到的程度，他对于杰出人士的影响，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被人类所接受并加以运用的知识的数量，世人无可匹比。  ▲兰克，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当他能够做到尽力不做评断，表明对立的双方各有理由，将臧否之事留给上帝时，对他而言这堪称道德上的胜利。 尼布尔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写作的编年史家，曾一度只抄录一位前人的著述，几乎不知道对权威学者进行甄选或综合。这个意见在兰克笔下大为改观。 谬误与真理一样有益，都应认真对待 仅靠一门研究，是变不成有修养的人的，他必须受到自然、社会、道德等不同思想的薰陶。 既然科学家说从我们这儿有所获益，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能够表明，如何保证归纳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限制和妥善使用假设和类比。他们掌握着神秘的思想宝藏的秘密，正是藉此秘密，谬误向真理俯首称臣，真理虽然缓慢但不可抗拒地占了上风。 他们的秘密就是发现的逻辑，展示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发展，人世间的欲望和感情几乎没有变化，而这些增长和发展才是进步的标志和历史的辉煌所在。 达尔文只去注意那些给他的道路造成麻烦的文字，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进展，因为他没有发现更多的矛盾事实；还有贝尔，他认为谬误同真理一样有益，皆应仔细对待，因为谬误有助于发现新的反对意见。 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实意义缺少强大的理解力，对现实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是不能正视现实的政治家。 把研究当游戏，除了毫无意义和启发性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普遍如此。因此我们具有一种怪癖，易于忽视并逐渐忘掉确知的事实。 膜拜历史比无视或否定它更危险 我想，我是受着舆论力量的反对，而对各位发出如下劝诫：不要降低道德水准或操行的要求，要用支配着你们个人生活的最终准则去评判别人，不要让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脱历史有权施加于邪恶之上的永恒惩罚。 减轻罪行和放松惩罚的请求恒久存在。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论点，它们姑息养奸，掩饰罪过，混淆是非，诱使正派人堕落。那些企图迷惑和阻挠我们的人，首先是那些创造了今日之历史的人。 我们有一种用事件来证明上帝正确的学说，它将成功看得高于一切，它认为邪恶的事业不可能获胜；戒律和惯例皆有其正当性；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和合理的；既然上帝借被宽容者来体现他的意志，我们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按照既定的过去塑造未来。 还有一种学说少了一些自信的张扬，它认为历史是我们的向导，它为我们展示可以避免的谬误和可以遵循的范例。它对成功的幻觉存有戒心。 真理虽然有望大获全胜，或许不是依靠其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靠逐步消灭谬误，但它并不承认在何为美德上做出的相应承诺。 它相信，膜拜历史比无视或否定它更加危险，因为这将使罪恶长存，承认谬误的统治。它认为，懂得如何特立独行、终生抗击着时代洪流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伟大。 英国政制经过历代的神奇生长，有着遥不可测的起源，它从未被好斗的人类智巧所玷污；但是它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怪异。 弗劳德说，历史昭示着正确与错误之间有不容含糊的区别。意见改变了，态度转化了，信条也生生灭灭，而道德法典却铭刻于永恒之碑。 正义就是正义，仁慈就是仁慈，荣誉就是荣誉，虔诚就是虔诚，真理就是真理，亘古不变。即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言，道德观并不是流水。 这个观点被柏克表述为：“我的道德原则使我能够对历史人物与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一样。这些判断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现在或过去的事件和人物。 历史是谨慎的导师，而不是原则的导师。真正的政治原则就是道德原则的延伸；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原则。 一个人，不论他对这近几个世纪持什么观点，大体上他也会对自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观点以历史的名义，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之中。 它们给了他尺度，揭示着他的人格；他的偏好比他的嫌恶更有害，就如同溢美之辞是历史学家的灾难一样。 近代史与我们休戚相关，它是一个深刻的生与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自己的超越途径，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洞察力。 以往历代史学家的学识与才华我们难以企及，然而他们并非不可逾越。我们有能力比他们更超然、更冷静和更公正，有能力从那些去掉虚饰的真实文献中学会带着同情心看待过去，带着对更美好事物的坚定期望展望未来。请记住，如果我们在史学中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便不能在教会或国家中坚持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