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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字数：3000 字 预计阅读时间：7.5 分钟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成立后中央机关长期驻守地。伴随着党的成立，党的秘书工作在上海开启，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期革命实践中走向成熟。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秘书工作，很多同志有在上海从事秘书工作的经历。 党的秘书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随着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断壮大而逐渐完善。党在初创时期，没有独立的秘书工作机构。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同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信函、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进而推动成立全国性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建党过程中，革命先驱自己承担信函、文件起草等工作，这一阶段是党的早期秘书工作的孕育期。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他们当时实际上既是会议代表又是会议秘书。在中共一大至中共三大前, 党组织处于创建初期，党员数量少，地方组织有限，中央未设专事某项工作的办事机构, 中央领导分别承担公文撰写、文件收发、处理和保管等秘书工作。 在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引领下，中国革命快速发展，中共中央工作日益繁忙，事务性工作逐渐繁多。为此，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设置秘书、会计，毛泽东同志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标志着党的秘书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三大确立了秘书制，“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中共三大后，中央领导人从广州回到上海，党的秘书工作仍然以上海为中心开展。中央不设秘书机构，也没有具体办事的下属人员，诸事由领导人员亲自办理。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数量。经历五卅运动，为应对越来越多的党内事务性工作，中央部门、共青团等系统，特设“技术书记”这一专职文书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各类统计、文书处理和保管等工作。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工农运动高涨，全党队伍日益壮大，党中央和地方组织逐渐健全，秘书的技术性和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成立专门秘书机构势在必行。1925年5月至1926年6月，邓中夏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26年6月，中共上海区委成立秘书处，任命秘书长，决定编辑《区委秘书处通讯》。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由此中央常设的秘书机构——中央秘书处（曾短暂称为秘书部、秘书厅）成立。中央、地方组织专职秘书机构的设立，为机关带来活力，也为党领导的大革命提供了坚强保障。 党的秘书工作在上海秘密斗争中重建和健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短暂迁至武汉的中共中央迁回上海。为“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中央采取系列措施，整顿党组织，恢复建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重视建立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党的秘书工作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周恩来主持下，党的秘书工作在思想观念、组织结构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逐步走向稳定和健全。
《秘书处通信》第1期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工作计划 办公方式更加强调政治性、科学性和纪律性。为应对白色恐怖下凶险的工作环境，迁回上海后的中共中央以居家办公方式设置秘密机关，办公实行家庭化、社会化、职业化。成立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席，制定《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规章，其中涉及选择机关地址、保护文件安全、建立交通工作、确定秘密接头方式、准备会议等秘书工作。中央秘书处在相继任中央事务秘书长的邓小平、余泽鸿等领导下，特别重视政治纪律、保密纪律和生活纪律。1929年10月制定《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指出应改变以往过于注重技术工作的观点，实施“五个一切”： 一切工作集体化； 同时，提出秘书工作“忠诚地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中心服务”的原则及严格的纪律要求：  反对腐化——要有艰苦的精神； 反对官僚化——要有认真做事的精神； 反对机械化——要有政治生活的修养； 反对简单化——要有虚心学习的精神； 反对浪漫化——要有日常生活的纪律。 职能拓宽，指导作用加强。1929年11月，中央制定了“中央机关秘密工作之第一次全部总检查”的办法，江苏省委等地方组织据此制定省委秘密工作条例，进行总检查，秘书机构在检查指导中起到重要作用。 1930年1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总结中央秘书处三大职能：是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党内机要工作的总汇、上下联系的枢纽，要求在日常工作中协助中央政治局加强对全党的政治指导和业务指导。 与此同时，中央秘书处对全党秘书工作负有指导任务，与各省委秘书处建立密切的业务指导关系。1929年10月，中央秘书处曾把各地秘书工作报告和计划编入《秘书处通信》，供交流参考。 内部机构更趋健全。中央秘书处不断健全，科室不断增加，有的科内还设处（即小科）。下属部门主要有：文书科，下设收发处、药水密写处、油印处、文件阅览处、文件保管处；翻译科 ；会计科 ；内埠交通科（原设置的交通科在1927年8月一分为二，一为内埠交通科，一为外埠交通科），党中央迁回上海后，以上海为内埠，负责在上海的中央各部委以及本埠各机关之间的联系 ；外埠交通科，也称中央交通处，后称中央交通局，在全国设立秘密交通网，与上海之外各地党组织的交通部门联系。 秘书工作具体规则更加规范明确。在文书工作方面，1928年12月发布《中共中央给各省委的通知——关于书写等文书工作的技术问题》，规范具体文书技术工作；1929年3月制定《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强调政治性与事务性的文件要分开书写；1930年6月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科长联席会议记录》中，提出改进文件起草承办、保管等工作的要求。在书写报告方面，1928年10月发布的中央通告内附“实行报告大纲的条例”，并对书写组织、宣传、经济等工作报告大纲进行规范指导。1930年《中央对各省空洞报告的批评及空洞报告实例》，对于不正空洞的报告文风进行批评。在来往接待和外出执行任务方面，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接洽须知》指出须有节俭精神，列出出差费用报销数额。1930年5月发出的《中共中央给各省委指示信——注意秘密工作和文件保管》，指导秘密人员接头和文件携带伪装等方法。 形成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书写语言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使普通大众都能看懂，宣传材料尤其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二是公文务求简洁务实，明确精准，反对文牍主义和不得要领的空洞文风。三是具有高度秘密特点。为此党的秘书工作者创造了密写、接头暗语、掩护伪装、建立地下交通网、潜伏等许多特殊工作方式，长期坚持地下秘密斗争，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在上海长期秘密斗争中保存了大量党的早期珍贵文献档案 党成立后在上海长期领导革命斗争，形成大量文献档案。据1929年11月《中共中央秘书处九月份报告总结》，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一年内，中央秘书处共搜集政治党务文件4575件，事务技术性文件5635件，共10210件。但是保存的文件杂乱，不便于秘密管理。1931年初，周恩来指示中央秘书处请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详细规定了应当收集文件档案资料的范围内容，以及整理、保管、销毁文件的原则和方法，对中央秘密文库（简称“中央文库”）的保存起到很大作用。 中央文库原来是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共保存20余箱党成立以来的各类文献档案。1933年初中央撤离上海时，中央文库留在上海，在陈为人、陈来生等数名中央文库保管人员的持续接力下，几经转移，奇迹般地被安全保管至上海解放，为党保存了大量早期珍贵的历史文献。 党在上海领导了一系列重大革命斗争，早期秘书工作和相关人员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其中张宝泉、陈为人等在秘密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践行者，是值得永远纪念的英雄楷模。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秘书工作》2022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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