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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最近一段时间，邬霞一家又开始左挑右选找房子，准备第五次搬家。仅仅一年时间，她又陷入搬到哪里、何时搬的两难境地。如今，40岁的邬霞带着两个女儿，加上父母，房子太小了肯定不行。租房最大的麻烦，就是有太多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房东赶走，被迫搬家。作为一名打工诗人，她把幻想写在诗里，希望自己和家人幸福。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她不想自己的命运，在女儿身上轮回。大女儿作为第二代留守儿童，因为得不到及时照料，经常饿着肚子，她很心疼。离婚后，大女儿的抚养权归丈夫，她很难把她带在身边。经过几年努力，她争取到大女儿的抚养权，把她接到深圳。孩子的留守问题解决了，而房子的问题成了她永远的痛。虽然她曾风光过，上过央视，做过电影女主角，走过电影节的红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席卷中国，浩浩荡荡，史无前例。一批批打工者背井离乡，背着大包小包，踏上外出打工的征途。一般来说，更多人选择南下广州打工，那里就业机会更多，更具诱惑力，仿佛遍地是黄金。有的农村，青壮年倾巢出动，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于是有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邬霞生于1982年的四川农村。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对这样的打工潮深有体会。1989年，她7岁那年，父母便去深圳打工，一去就是30多年。而要实现梦想，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好好读书，一个是外出打工。她天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上初二那年，学校搬迁到镇上，她成了一名寄宿生，吃住在学校。加上不适应住宿生活，本来美好的校园生活，在她眼里是一团糟。强烈的辍学念头，仿佛疯狂生长的野草，占据了她的整个心房。读书没希望，邬霞决定离开学校，寻找另一种追梦方式。离开学校那天，晴空万里，热浪来袭，蝉在树上拼尽全力嘶鸣着，仿佛诉说着什么。她抿着嘴唇，睁大眼睛，把学校看了一个够，然后决绝离开。在当时的农村，不读书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只有外出打工这条出路。打工的道路尽管艰苦，但不少女孩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她们挣了钱，改善了家庭条件，自己也变得更有价值。所以，那时辍学现象司空见惯，邬霞的离开没有多少人关注。也有亲戚劝她，现在辍学还有点早，还是多读几年书，多认几个字。邬霞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买本字典，就可以解决问题，没必要耗在学校了。父母都去深圳打工了，遥远的路途，昂贵的车费，长时间不能相见的煎熬，让她对打工产生排斥。邬霞清楚记得，1992年时，母亲突然回到家，原来，她生病了，不得已才回来调养。可在家再辛苦，即便脱皮掉肉，也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最穷时，家里连包盐都买不起。曾经，父母给邬霞寄过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地王大厦。她开始心动了，在家实现不了当裁缝的梦想，就到外地实现其他梦想。1996年，14岁的邬霞离开家乡四川，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父母压根就没见过地王大厦，那只是照相馆的一块背景布。
因为年龄小，个子小，14岁的邬霞显得又黑又瘦，一看就是童工，根本进不了工厂。没办法，她只好借用表姐的身份证，才得以蒙混过关，跨进制衣厂那道破败的大门。那个制衣厂仿佛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入，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她先被分配到包装部，在一群强壮的大人中间，邬霞显得孱弱瘦小，像发育不良的小豆芽。没有人因为她弱小而优待她，只有母亲心疼她，但干着急没办法。在最辛苦的查货线上，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1点，整整15个小时必须全程站着，每天都如此。简单枯燥的工作没维持多久，邬霞便开始加班，24小时通宵达旦，中途没有休息一分钟。生平第一次，她感觉自己不是人，从头到脚麻木得成了一台机器。来厂半个月时，她正在走廊上刷牙，门卫发现后，一把抓住她的衣领，仿佛老鹰抓小鸡一般，把她拽进宿舍。众目睽睽之下，邬霞被罚了200元，因为走廊禁止刷牙。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高于一切，没有人情味的冰冷充斥着工厂的每个角落。对她的遭遇，母亲愤愤不平，她气得面色胀红，但气归气，她也无能为力。事后，邬霞悄悄躲在卫生间，狠狠哭了一场，这是她14年来最悲伤的一次哭泣。
当她领到600多元的工资时，有工友调侃：你比老家的干部赚得都多。母亲听了，在一旁抹泪：你们怎么不看看，她跟大人干一样的活呢？后者给人的伤害，仿佛刀扎一般，时时刺痛她幼小的心灵。上班时，她不上厕所，不喝开水，不说一句话，这也是工厂的规矩。她只有埋头拼命赶进度的份，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如期完成任务。这些让邬霞感受不到劳动带来的欢乐，有的只是压抑和痛苦。她有了心理阴影，心情像下雨一般阴沉不定，时大时小，想着找一个发泄的出口。突然，坐桶被人踢了一下，开始，她以为是日本老板来了，不让坐着干活。此人是日本老板的翻译，他嫌邬霞坐在那里挡住他的路了。瞬间，她的怒火在熊熊燃烧，头脑嗡嗡作响，即便自己卑微到尘埃，也同样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是1998年，邬霞16岁，写作成了她的第28个梦想。她想通过写作，找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维护做人应有的尊严。
为了逃离工厂，邬霞渴望改变，把写作当成改变命运的途径。她上班的压力丝毫没减，反而因为写作，变得如泰山压顶一般大。下班后，除了打饭吃饭，她把仅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她飞一般跑回宿舍，来不及喘上一口气，就抓起笔开始写。坐在泡沫制成的凳子上，她的腿上放着夹着纸的纸板，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上班时间。离上班还有五分钟时间，她才恋恋不舍放下纸和笔，赶回车间。静静的深夜里，偶然有几声蟋蟀的叫声，邬霞忘情地奋笔疾书。在自我安慰与希望寄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在那里，她可以做女王，安排各种角色的命运，她让笔下的每个女孩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正如现实中的希望那般，她把自己代入其中，以此逃避残酷的现实。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让她的写作进入一种疯狂的地步。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晚写完八页纸，写到凌晨两点。本来下班后睡觉，睡眠时间都不够，更何况她加班写作。她的手在不停地写，大脑却一片空白，仿佛成了一个写作的机器人，没有思维，只有机械的动作。当完成写作任务时，她就变成醉汉，头重脚轻、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穿过走廊，去洗手间洗漱。
她每晚最多休息5个小时，这样的状态持续时间越长，母亲的愧疚感就越强。每天洗碗、提洗澡水的事情，她都承包了，凡是她能想到的，她就全力去做。通过写作，她凭一己之力与既定命运对抗，生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自豪感和惬意感。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她知道了活着的意义——改变命运，坚守梦想。尽管身边很多人质疑她的能力和行为，甚至怀疑她脑子有问题。写作是高大上的事情，同时也是艰难的，想当作家哪有这么容易？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巨大撕裂下，邬霞觉得，自己认定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她曾写过一句话：我打工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梦想。写了六部爱情小说后，邬霞看到一家艺校的招生广告，广告里承诺学习结束后可以留校。她从深圳出发，带着四年的积蓄，一路北上，到学校学习编剧。八个月后，学校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留校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邬霞再一次回到深圳。进入新世纪，在深圳打工文学领域，崛起了王十月、戴斌、谢湘南等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诗人。这让她更加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改变命运，成为打工作家，成为生活的主人，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她满怀希望，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前后修改了三遍，然后又工工整整抄写在稿纸上，寄给光明日报出版社。结果，不久她就收到退稿信，一个人在工位上默默哭了很久。她把看到的文学杂志、出版社的地址抄下来，一家家挨个投寄作品，但都石沉大海。在生存的压力面前，邬霞不得不暂时妥协，再次回到工厂。
她不甘心，那时，她已经写了8部小说，她的出书梦一直没有停止。2007年，她生日那天，经过媒体报道她的事迹，邬霞终于等来久违的幸福。一家企业给她捐赠了全新电脑，一家物业公司承诺给她一份文员的工作，一家文化公司同意帮她出书。她负责写一部小说，对方帮着出版，举办签名售书活动。这个消息，无疑是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激荡起阵阵涟漪。整整四个月零一个星期，邬霞没有工作，在家埋头苦干，写完了她的第9部小说。等她再联系文化公司时，对方的态度却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而这四个月里，她从未与文化公司联系过，也未与物业公司联系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连三的不顺利让她心灰意冷。邬霞不愿意再回到工厂，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靠摆摊维生。
2013年，父亲多种疾病缠身，成了吃闲饭的人，他几欲轻生。没钱给父亲治病，至今一家人还在租房，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2014年，邬霞的《吊带裙》被《工人诗典》选用， 这是诗评人秦晓宇主编的。邬霞看了信，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但她不再抱什么希望，这样也不会有失望。摄制组跨进家门的一瞬间，邬霞觉得黑暗里突然照进一束光。镜头里，邬霞穿着吊带裙在公园里旋转，阳光照在她的发上，裙裾飞扬。妹妹站在镜头后，哭得稀里哗啦：我们的生活有希望了。这一年，央视新闻联播还专题报道邬霞的事迹，极尽赞美之词。作为流水线工人，她将流水线车间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都写成了诗。她用诗歌感受着普通人的善意，感受着平凡生活的美好，感受着自立自强的价值。她的诗朴实无华，洒满阳光，映射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人格美。 2015年6月17日，上海国际电影节，邬霞身穿粉红色吊带裙，冲着镜头微笑。尽管，那件吊带裙是花70元买的便宜货，但邬霞已经很满足了。站在台上，她敞开心扉，说自己想找份文字工作的想法。时至今日，在别人眼里小有名气的邬霞，仍旧没有如愿以偿。虽然曾经火过一阵子，但拍摄和得奖，如同她的吊带裙被微风吹拂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短暂到她还未来得及体味其中的幸福，就被现实的车轮一次次碾压。
邬霞的母亲曾规划过一家的生活，在县城置一套房，彻底告别打工生活。两个女儿结婚后，做点小生意，等她们有了孩子后，她和丈夫帮忙带孙辈。但直到老家的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他们一家也没再回去。16岁时，邬霞坚信通过写作，她会拥有美好的前途和爱情。而诗评人秦晓宇在《读书》杂志里有篇文章，透露了一个隐秘而惊人的数字：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的数量超过1万人。他们在不同的场所默默劳作，用诗句记录打工的点点滴滴。
陈年喜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打工之余，他最喜欢写诗。后来，他到矿山当爆破工，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职业。每天与死神、雷管、炸药打交道，他的工友中，有不少非死即伤。为了排遣压力，他又开始写诗。找不到纸时，就写在烟盒上。2013年，他的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而父亲则瘫痪在床多年。2015年，他也成为《我的诗篇》的主人公之一，同年，他接受脊椎手术。后来，他的弟弟在爆破中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为弟弟举行葬礼。接受着生活的一锤又一锤，陈年喜坚信：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乌鸟鸟也是喜欢写诗的流水线工人，失业后，他想找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不要像他一样当工人。认命归认命，他还是拿起笔写诗，继续和生活做最后的对抗。邬霞、陈年喜、乌鸟鸟代表的打工诗人群体，充满写作的情怀。情怀之下虽然暗流汹涌，但他们坚持用不鄙薄不怜悯的态度，真诚地去记录保存一种状态。诗歌让人内心清明，热泪盈眶，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命运抵抗。他们从中体验到充盈，浇灌出卑微中的芬芳，维护着尘埃中的尊严。即便身处阴沟，依然仰望星空；即便衣衫褴褛，依然昂首挺胸。
所以，当你占据优势时，不要过多指责批评他人，而要学会理解和倾听。包括邬霞在内的打工群体，他们在命运的捶打面前，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而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聆听他们的声音呢？她发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样的文字写出来才有血有肉。2016年，她的第一本书《深圳纪事》出版，极大鼓舞了她。如今，在新媒体行业，不少新人快速崛起，短时间内出书，成名，实现财务自由。她的生活中，除了写作需要突破的压力，更多经济的压力，让她的头皮时时发麻。艰辛的劳作，无常的命运、希望渺茫的写作之路，有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再大的石头压着，活着也要昂着头，她等待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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