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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克念  陈光甫 “昨夜九时乘日清公司瑞阳轮船赴汉，今早八时半舟始启碇，因候潮水也。临行承敦甫、淞荪登舟相送，殊为可感。”1928年1月9日深夜，于瑞阳轮特别舱搭乘轮班的陈光甫颇为寂寥，在日记簿上写道，“今日天气不佳，十一时出吴淞，风浪大作。舟中无事，看书消遣”。 文中的“敦甫”即杨敦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副经理，也就是总经理陈光甫的第一副手；“淞荪”即贝祖诒，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这二人前来送行非同小可，证明陈光甫离开上海寓居武汉的时间将非常长久，因此临行前已将上海银行的主要业务交托予杨氏，并委托贝氏从旁协助。 武汉当然也是陈光甫的旧游之地，事实上，他虽然籍贯江苏丹徒，但就事业履历而言，算是“半个”武汉人，其青少年时代就在这里度过。在离开上海前夕他是向上海银行管理层打过招呼的——对外的公开理由是处理其父在汉口的遗产；而对内的秘密理由是，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刚刚辞职，他要去清理账目。但无论怎么看，这两个理由都不会令其在武汉滞留大半年之久。 就在五六天前，也就是1月3日，南京政府明令宋子文接任财政部长，在财务金融方面为即将复国民党军总司令职的蒋介石作铺垫。或许，蒋宋的重新崛起，才是陈光甫畏避汉口的真正原因。  1927 年，蒋介石（左）与宋子文（右）在上海合影 陈光甫很不喜欢蒋介石。但蒋介石毕竟是个军事领袖，平常同金融家接触很少，陈光甫即使厌恶之，倒还有回避的余地。但宋子文就不同了。其人在北伐前后完全就是国民党的“钱袋子”，其左倾的政治倾向也使得他更乐意以政府之手来干涉和操控银行界的市场运作。 而且，宋子文同陈光甫还有些旧仇新怨。两人其实历史关系很深——贝祖诒的父亲贝理泰既跟陈光甫关系密切，也跟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是好友，宋、贝、陈三家算是世交。20世纪20年代初，宋子文在上海开设商号，进行金融投机，请上海银行为其开立限额为50元的往来透支户。没想到陈觉得宋少年浮浪，为人不稳，竟然一口拒绝。 到1927年，宋子文身为革命新贵，挟北伐军的雷霆之威来到武汉，要求各大银行报销军费，不料遭到集体拒绝。晚间，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也是陈光甫的老友唐寿民私下找到了宋子文，他说道：“今天的会议其所以无结果，主要是没有一家银行敢于出头露面，先行动笔写认若干。凡事必须要有个始作俑者。希望你明天再次召集各银行开会，由我来先写。因为上海银行是一个商业银行，过去对各项捐款比例很小，尤其是军政界借款，上海银行从不参加。如果由我先动笔，同业必然大为惊诧，也就不便推诿了。” 宋子文听了非常高兴，依计而行。在新召集的会议上，唐寿民一提笔就写了“认捐二十万元”，参会的各银行经理，尤其是中交两行的汉口负责人大惊失色。但事已至此，不得不随声附和，其捐款均高于20万元。唐寿民这一行为得到了宋子文的好感和信任，却激怒了陈光甫。他立即让唐回上海总行述职，痛骂其如此重大事件不经请示就擅自行事。唐面子上吃不消，当场拂袖而去，自立门户。  ／陈光甫（左）赴美谈判，与驻美大使胡适（右）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中）合影 次年陈去汉口住了大半年，想起此事还积郁难平。在私人日记中，他竟滔滔不绝开列了唐的七大“罪状”。比如第二条就是“在职之时不知节省，家用、外用非分扩张，以致不安于位。在行领俸之时，就要去勾结宋子文，故外间谣传已派为厘金总局长等语”，然后下了个结论：“此之谓不忠。”陈光甫还在日记里感慨道：“汉行为何没有第二个人可靠？”他甚至觉得“一种黑暗之气笼罩全行，或云腐败气亦可”。 其实，同“革命”新贵宋子文勉力周旋乃至竭诚报效，唐寿民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上海银行的利益。当然，为此得到了宋的青眼有加，也是副产品。后来，也正是这层关系，他担任了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成为民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 在汉口大半年，唐寿民的“背叛”一直让陈光甫十分气愤。在同时间和学生伍克家的通信中，他又说起唐寿民，“由江苏银行月入十数元起，至每月收入八千余元，到汉后竟急急要东做生意、西做生意。若说其有意害我，则我不敢信；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做法，为何还不知足？此无他，乃受镇江环境式之麻醉也”。“镇江式”是陈光甫自造的概念，他曾在日记中解释，“为领袖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这顶大帽子扣下来，他全然不顾自己其实也是镇江人。不过，陈光甫眼光确实独到。抗战时期唐寿民落水成为经济汉奸，确实是他爱慕虚荣、热衷投机的再一次表现。 陈光甫不仅在事务上同宋子文多有龃龉，其对宋的人品也多有不屑，认为其“为人毒辣，不讲情面”。1928年初，随着蒋介石复职的呼声甚嚣尘上，陈光甫已然萌生退意；到南京政府明确任命宋子文为财长，陈也就只能一走了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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