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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玉  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初的领袖并不是毛泽东。领袖的形成，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自封，而是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不断挖掘而产生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先后经过六任领袖的比较和鉴别，终于历史地选择了毛泽东。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张闻天。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六任领袖的形成与更替，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每一任领袖的优与劣，成功和失误，都和党在一定时期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都和革命事业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密切相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她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回首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经历了多次探索，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终于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纵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和空前的。邓小平曾经说，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任弼时指出，中华民族有幸，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历史的选择。 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任领袖。他为党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并在建党初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中共成立后，工人运动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和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兴起了，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但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不行，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就为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新的革命高涨的起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更加嚣张地夺取大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要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二次革命论”。这样，陈独秀坚持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处处妥协退让，害怕革命统一战线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一步步地夺取了革命领导权。毛泽东等党内有识之士，主张要给国民党右派以强有力的反击。然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根本不可能进行抗争。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加快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脚步，开始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勾结。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陈独秀仍然没有醒悟过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陈独秀被迫离开领导岗位。这样，党的第一任领袖就被历史淘汰了。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央作当前形势的报告，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了我们再也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并强调要用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样，瞿秋白开始成为党的历史上的第二任领袖。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精辟论断，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就紧迫性。随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毛泽东毅然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将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毛泽东上井冈山并不是盲目退缩，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村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早在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等五县作了32天的考察，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强调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第二，阐明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第三，科学地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党在农村斗争中应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第四，阐明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由此看出，毛泽东率领队伍上井冈山是运筹帷幄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然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展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和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增长起来的左倾情绪，逐步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样，左倾错误第一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开始就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反对，在白区也遭到许多同志的批判和抵制，再加上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严重损失，到1928年在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帮助下中共中央得以纠正。 随着党的六大的召开，进一步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形势，确定党在以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由于大会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负责人，成为所谓的第三任领袖，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这时，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曾经不能被部分同志所理解，产生了分歧，一度离开前委书记岗位。但是，红军南下造成“湘南失败”和部队失控等局面，这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陈毅曾感慨地说：“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下”。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指导红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随后，红军根据中央指示信精神，召开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如何建立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等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建军学说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写下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的一系列文章。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1月又写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加深刻地论述了建立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必须做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有机结合。毛泽东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你们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于1930年写了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为基本内容，以反对本本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方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表明毛泽东思想的雏形已开始形成。 1930年国际国内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30年5月，国内爆发了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的军阀大混战。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立三起草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错误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李立三还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环节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了重大损失，因而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共产国际也不赞成李立三的错误做法。李立三本人也承认了错误，随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博古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而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使党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有利形势，使白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大批干部被捕牺牲，在苏区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毛泽东朱德等开辟了中央根据地，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成为全国影响最大最出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摧毁了农村封建剥削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发展壮大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即战略的防御战，战役的进攻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上是以少胜多，战术上的以多胜少；以及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等。红军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 王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被迫进行长征。左倾指挥者既不做思想动员，又不做战略转移的组织准备。博古等人甚至不想让毛泽东参加转移，但由于毛泽东拥有崇高威望，他们也不敢无视中央多数领导同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见。共产国际也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表示红军离不开毛泽东。长征开始后又搞“大搬家”式的行动，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结果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极其危机时刻，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建议，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成。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总结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随后又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遵义会议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张闻天也成了过渡时期的领袖，即党的历史上的第五任领袖。他在任党的总负责人期间，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张闻天的明智豁达、激流勇退、能上能下，为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1943年毛泽东成为中央主席，在组织上正式确认为党的领袖，这是后话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顺利通过彝族地区，甩开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性的胜利。随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并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脱离险境，继续北上。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并于11月共同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再次证明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熟才华。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经处在主要地位，阶级矛盾要服从与抗日斗争。因此，党中央灵活地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成功地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不久，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此次合作是党外合作，没有什么共同纲领和具体形式。中共保持组织和军队的相对独立性，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成熟起来。这时，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的指挥，轻视共产党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这标志着王明由原来的“左倾”变为“右倾”了。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投降主义没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共产国际也指示王明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予以进一步确认。这样，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了。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针对国内一部分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写下了《论持久战》。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持久战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关于持久抗战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成为论调，教育了全党，武装了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颇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为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宝库。毛泽东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领导全党和抗日军民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巩固了党的团结，壮大了党的队伍；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毛泽东领导党和军民战胜了蒋介石多次反共磨擦，正确恰当地处理了“皖南事变”。在同国民党斗争过程中，中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毛泽东斗争艺术的炉火纯青。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这样，全党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1945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蒋介石疯狂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这是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由于蒋介石进攻解放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于是他玩弄阴谋，故作“和平”姿态，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轰动了国内外。这样，中共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中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由此爆发。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形势，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针对一些人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的科学分析从理论是武装了广大党员和军民，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打败蒋介石的勇气和信心。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在政治方面，提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在军事方面，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特别是人民军队的作战，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 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这将迫使蒋介石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毛泽东决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他军事指挥历史上的又一次经典之作。这样，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有力地束缚压制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大大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言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檄文。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下，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纷纷致信毛泽东主席，表示愿与中共一道共同对抗国民党蒋介石。这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也说明，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地孤立，民主革命在全国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了。1948年秋，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经被迫由“全国防御”转为“重点防御”，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党中央毛泽东适时地指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因为东北的态势对解放军最为有利，夺取决战胜利比较有把握。毛泽东为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命令东北解放军迅速南下北宁线，并指出必须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这是因为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战略要点，攻克锦州就能取得全局的主动权，就能控制蒋军，全歼其于东北。在是否先攻打锦州问题上，林彪一度强调攻锦的困难，但是在毛泽东耐心教育和严厉批评下，他最终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随后，毛泽东又指挥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从而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三大战役的胜利，集中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应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新年献词”，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还批驳了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揭穿他们玩弄“和平”阴谋的把戏，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最终为国民党所拒绝。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破灭。在中国人民胜利的前夜，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28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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