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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归来四十年③
蹉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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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昏庸法官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我被记大过后10天左右，法院来人了。
法院来人了！我久已盼望的法官终于来了。
来的不是上次那位文静书生似的法官，而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法官。
在这之前两天，我收到过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份起诉书。内容大意是：该犯在劳改期间，抗拒改造，唆使男女犯谈恋爱，故意破坏狱规，云云。
来审的法官提问非常简单。除照例必问姓名、年龄、出身、历史情况之外，着重问了我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当他证实我所承认的违犯狱规，被记大过的情况后，审问就结束了。
一星期后，劳改队在临时大礼堂召开宣判大会，李村铁厂和我所在的窑场，大队干部都到了，台上坐得满满的。台下挤得水泄不通，席地而坐的都是男男女女的犯人。法院代表宣布受处分人员名单：有因抗拒改造、无理申诉而被加刑的，有因违犯狱规加刑的。念到谁的名，谁就走到台前领回一张判决书来。我知道今天，自己是难逃劫数了，但心里还在幻想：我已服刑7年了，那10年判错了，也就算了。这次“大过”顶那7年徒刑还不行吗？
“王忻民！”忽然台上有人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因为前不久，我刚在记大过的会场上亮过相，许多犯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别人谈恋爱，他跟着吃官司。因此我一站起来往台前走，会场人的目光，像在动物园观看新奇动物似的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去了。我从容地走到台前，垂手而立，心情平静如同犯了规的学生，站立在老师面前听候教训一样。但当我听到宣读的判决书，依然是10年徒刑时，我的心狂跳不已，再也难以平静了。
难道这就是我主动要求回来服刑，恳切希望解决问题的结局吗？难道这就是我香港归来的报应吗？难道这就是父母奔波忙碌、祖母苦苦等待的结果吗？我王忻民究竟有什么罪恶用7年的青春做抵依旧不能赎回吗？
一个星期后，那位身材高大的法官又来了，在病号监外一间小屋里，他坐在屋中一条唯一的板凳上问我：“王忻民你看过判决书了吧！政府有规定，在宣判10日之内，如对判决不服，可以提出上诉。王忻民你还上不上诉呢？”
从我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要上诉。因为新判决书上，把已被上级法院否定的问题，换个题目又重新定了罪。这怎么能算是“实事求是”呢？这能说是“有错必纠”吗？
可是当这位法官问是否上诉时，为了顾及他的情面，我竟答以：正在考虑。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法官竟出乎意料地、义正辞严地说：“王忻民你知不知道前几天从你们这里拉出去枪毙的于鸣山？他就是我审理的，起初我判他有期徒刑15年，他不服，要上诉。我就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了。上诉的结果并不一定像你们犯人自己想的那样啊！王忻民你还上诉吗？哼！”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代表国家法律威严的法官之口。法律本应是公正和严肃的，对一个人判决往往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升沉起浮，决定一个人甚至他全家的幸福与否，怎么能以个人的意志代替法律的意志？怎么能随随便便、随心所欲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我这些年的磨难与不幸似乎总与一些人物和事件有偶然的关联，但在这种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没有的法官面前，这一切又是必然！
我强忍气愤，只好说：“我不上诉了。”他露出得意的笑容说：“我经手的案件是不会错的。”
双方的谈话，由于我表示服判而使情绪缓和了一点。我问法官，有点疑问能不能提出来。经他同意、我说：“量刑轻重与阶级成份有没有关系？”他答：“当然有关系，对阶级敌人要坚决、严厉镇压。”我说：“初审判决书上，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为什么这次改为富农了呢？”这位法官竟然回答说：“你不是富农还能上学？还能去过那么多地方？还能到过香港吗？”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难道连划分成份是以对土地的占有量、剥削量为根据的常识都不懂吗？
在如此法官面前，我真是有理难讲，有冤难诉。我终于沉默不语了。
就这样，面对这位身材高大的法官为维护错误的判书，迫使我放弃上诉权，并私改我的家庭成份，以至我在刑满后继续无限期被剥夺公民权，戴帽管制劳动，直至被抄家，扫地出门，家破人亡。
一封与事实更为不符的判决书递到我手上。判决书说：被告人王忻民曾历充匪财政部烟类专卖局业务员、主任。匪青岛市社会局合作指导员，民报社经理兼副社长，匪国大代表，匪中央合作金库山东分库辅导组组长、主任等反动职务。1950年在香港接见逃匪葛覃、延国符、尹致中等人，并托逃匪李代芳、冯仙洲等人办入台证。（后因过期阴谋未逞）。回青岛后于同年对刘匪次箫（已伏法）鼓吹所谓第三派力量，国外留学生都参加了胡适、傅斯年的路线，并策动刘次箫去香港等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劳改期间于1958年1月鼓励支持劳改罪犯翁绿野、江春梅违犯狱规，并为其私递信件，并煽动张庆云提出无理申诉，企图帮助罪犯翻案等犯罪活动。上述犯罪事实，经本院查对审讯属实，且有刘匪次箫的口供，翁绿野、江春梅的供词为证。
判决书说，根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王忻民反革命罪有期徒刑10年。刑期计算日：自1950年11月22日起计算。
历时7年，经我父母写信给周总理，又经北京转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监督审裁判庭，裁决撤销原判决，嘱青岛中级法院再审的案件就这样中止了。一件本来应该在1957年解决的问题，只好继续拖下去了！
一拖再拖，一错再错，人生能经得起几回错啊！
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我盼望恢复自由的幻想破灭了，我祖母、父母盼望我早日回还的愿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仰望苍天，徒唤奈何。
七．再次发配
1958年5月初，李村劳改队又要向青海省或其他地区发配犯人了。——人们悄悄地传播着这不知来自何处的小道消息。青年犯人大多数不怕去青海，有的人还说越远越好，免得在家门口丢人。而年龄大的人却难免顾虑重重，一怕丢失半月一次的家属接见，二怕埋骨异乡。但不管害怕与否、愿意与否，编队出发的事，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大院中驶来了许多辆大卡车，凡被叫着名字的人，都背着行李卷登车，每辆卡车上都挤得满满的。大家低头静坐，默不作声。心在命运的荒原上流浪……
汽车像长蛇阵似地驶出电网密布的李村劳改队窑场，朝西北方向驶去。我慢慢地试着把头一点点地抬了起来。原来，汽车早已驶出市区，正奔驰在不知名的乡间小路上。我顾不得观望向往已久的田野风光，赶快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脖子，自觉地又把不肯驯服的头低了下去，并渐渐地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
挤在一起的人都是谁？我一个也不认识。因为只要不是一个组的，平时谁也不敢来往。现在大家心里都想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可谁也不敢问。不管去什么地方，反正都是劳改，既是犯人，就不是人。就应该听天由命，任凭处置了。正当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时，汽车突然停住了。随即，听到一声严厉的命令：顺次序下车小便。
停车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僻野外。犯人未下车前，警卫人员就已十步一岗地执枪将附近戒严了。小便后，我见李村医务室的孙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站在公路边抽烟。因彼此早就熟识，我便借晕车要仁丹吃为由，向他问明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土山。并闻知另一队出发去了青海。
车过沙河镇不远，就到了土山。这是莱州湾畔的一个村庄，因产盐而闻名省内外，属掖县管辖。
当天下午，汽车队经过土山村，穿过莱州盐场，开向远离村庄、杳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茫茫海滩！傍晚前，原本一无所有的荒滩上转瞬间出现了一排排绿色帐篷。队长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公开讲明：夜间谁要是随便走动，远离帐篷，后果自负。其实队长不说，也没人敢去当活靶子。何况凡被发配到这里来的人，也没有被判重刑的，谁会去冒险逃跑啊？实际上这里也根本无处可逃。
我们被分编为三个中队，我和许多老弱犯人属三队。队长姓王。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生活，有伙房组、卫生组，还有拉水组。我被编在拉水组，组里有三辆大地排车，每辆车上固定着两个大木桶。每辆车由5个人拉，每天从工地穿过长满黄荠菜的盐碱荒滩，到20里外的土山村去拉水。小组长姓杨，原是商人，年近50岁，是组里年龄最大的人。还有一位姓曲的，原是青岛市市委干部，是掖县当地人。另一位姓李的大个子，是铁路上的乘警，他能把胶济线上的大小站名一个个地背下来。我们一边拉车，一边也闲聊，但都十分有分寸，谁也不愿替别人创造立功条件，而给自己惹麻烦。
白天，天不亮就上路了，赶到井边时，土山村的乡亲们大都起来了，有时常与来井边打水的人碰面。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先替他们把水打上来。日子长了，彼此也熟悉起来。但鉴于我们的身份，最多也只不过是相互点头笑笑而已！我们每天上午拉两趟，下午拉两趟。到了1958年开展大跃进时，可就两头见不着太阳了。全场五六百人的生活用水，全靠拉水组。不分寒暑，不管风雨，每天不停地奔波。不能说不辛苦，特别是挣扎在狂风暴雨、泥泞的旷野中时，苦不堪言！但比我们更辛苦的还有一二两队。他们在不足两个月的期限内，新建起了一大片红墙院落。一排排的牢房像职工宿舍一样，若不是四周建有岗楼，真不像是监狱。而那些挖盐井的犯人更不简单，把原来的一片荒滩，变成了白花花的盐田，堆起山一样高的盐堆。所谓盐井，实际上是一条大水沟，是用人工从盐碱荒滩上，一锨一锨挖掘出来的“人工河”。在短短的半年内，原先的不毛之地开始有了变化，运盐的大卡车队与我们拉水的地排车经常相遇在土山。
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到了1959年我们离开那里时，原本一望无边、一无所生的荒滩上已耸立起了可供数百人居住的宿舍和大伙房，还有比较像样的干部宿舍楼。更为可观的是堆积如山的盐坨子和星罗棋布的无数日产万斤的盐田。
我们除从事体力劳动外，每隔一段时间，还可以看一场电影，调剂一下精神生活。
有一天王村劳教所的剧团来了。演出的剧目是“李二嫂改嫁”。当我坐在自制的小板凳上，与同伴们一道看戏时，发现扮演李二嫂的演员正是李村的江春梅，她那对双眼皮大眼睛，在李村劳改队卖菜的小屋里，曾不止一次地显露过异样的光芒。没想到她与翁绿野的恋爱未遂剧把我也扯了进去。如今她调去王村了，不知小翁怎么样了？能否熬下15年刑期，活着回他的河南老家呢？
坐在沙滩上看戏的人们，都是从李村劳改队来的，有不少人认出了扮演李二嫂的江春梅，还有人向我点头示意，以目光招呼我，意思是问我看见她了吗？
散场时我从戏台前走过，正巧江春梅卸了妆出来，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走过去了。从此，再未见过面。想必她如今早已恢复自由，成家立业了。
在我们拉水组，曾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事：一位四川籍的小青年，拉水途中借口上厕所竟趁人不备，逃跑了！
3天之后，他被用小麻绳捆了回来，送进了小狱室。
这小狱室，也不知是哪位老兄设计的，建在大伙房后边与猪圈为邻。一排三间，每间小房尺寸相同。从外表看比鸡舍、狗舍略大一点。从门口挤进去，坐着，头抬不起来；躺下，腿伸不直。只有放风的时候，才能出来活动一下。但腿上那副加重的脚镣，也真够人受的。若遇有好心人，悄悄丢点破布给狱中人，让他把镣环缠一缠，那还好点，要不然，人的脚脖子是无论如何也抗不住铁镣磨啊！这狱中之狱，牢中之牢是与血肉模糊、神经失常、绝食、自杀紧密相连的。
因此，犯人谁要想逃跑，谁要想抗拒改造，谁就得自讨苦吃，自食其果。
1959年秋天，我们全体犯人，被转移到潍北农场。这儿隔掖县土山盐场不远，同属莱州湾边的盐碱滩。听说过去不仅是不毛之地，而且是盗匪出没的地区。可如今不同，在过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已建起了国营潍北农场。这是对外的名称，其实是个大劳改队。除总场之外还有五六个分场，在总场所在地，还设有试验队。这是专门从事农业科研的部门。
各个分场散布在总场的周围，其间相隔约有十五六里路远。整个场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处都布满条田，每段条田的两边，都有两米多深的排碱沟，宽似小河。条田上不仅能生长五谷，而且树木成林。特别是在总场，不但有果园，荷花池，还有糖厂。农场生产的甜菜就近即可加工成糖。另外还有机械队、畜牧队等分支机构。名符其实的是个国营大农场，不过干活的不是工人，而是犯人。
后来，犯人刑满了，就被留场就业，所以，有的分场逐渐变成就业职工的农场了。他们从领到一张释放证起，每天出工干活时，不再由执枪的队长押解了，改由小组长带队，住的虽然是大通铺土坑，但屋门不再上锁了，夜间也可以随便去上厕所。而且每月可领到18元工资。不管怎么说，他们从此变为“人”，而不再是“犯人”了。
凡是供犯人居住的大院，都建有高约二三米的土围子，像是一座小城堡。城门和城楼顶上，24小时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站岗，时刻注视着城内犯人的活动。
那年隆冬，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必须准时离开那并不温暖的被窝，扛上铁锨去出工。我穿着补丁叠补丁的大棉袄，戴上缝补过多次的黑布棉帽子，随着大家去院中站队。列队出城门时，城墙顶上的警卫们端着枪枪口朝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而执匣子枪的押解者紧紧跟随在后。每一位走在队中的人，不管他原先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也不论是小偷，还是流氓，都清一色地缩着脖子，低着头，不声不响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迎着刺骨寒风，走向10里以外的莽莽荒原。当时我觉得我们不像是出工干活，倒更像似去墓地参加大葬礼一样，人人都凄惨惨的十分忧伤！
天际乌云滚滚，北风阵阵怒吼，穿透破棉袄，冻得我直打哆嗦。好不容易，走到我们队干活的工地了，我们的任务是，用铁锨深翻地，为来年春种做好准备。遗憾的是，天公不作美，一夜北风，把大地冻得像似一块钢板。任凭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掘进冰冻三尺的土层。害得只想努力争取好好表现的“历史反革命罪犯”王忻民反反复复，才使地面微微露出一点沾满冰凌的白色痕迹。终于大地被征服了，一锨锨在冰下沉睡的盐碱土，被翻上了地面。
午饭是两个各重二三两的粑古和一勺莱。这所谓的粑古是潍北的土产，说圆不圆，说长不长，是用双手把和好的掺有大量黄荠菜的地瓜干面子，用力一捂做成的。听说国家正碰上自然灾害，吃孬点是应该的。但这总共不过五六两重的干粮对拼命干了半天活的人来说，实在太少了！大家都没带餐具，有的人就把这勺菜盛在手上，有的则让倒在铁锨上。我为了讲点卫生，就先用脚把铁锨上沾的泥土擦掉，又用破棉袄袖子拭了两下，看看铁锨上似乎已很干净了，便让把菜倒在上面。没想到那勺盐水煮白菜，立即冻在锨上。我只好用手撕着当咸菜吃，狼吞虎咽，把两个不大的潍北“土产”消灭了。
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猛。那位冻得够呛的队长实在也熬不住了，不到天黑就宣布提前收工了。
晚饭后，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在自己的铺位前，由小组长主持召开天天必有的生活会。有时是学习上边布置下来的讨论题，有时是生活检讨会。若有谁犯规，一旦被人揭发，立即会变成众矢之的，谁也不敢不予“讨伐”，而小组记录员则照例将情况汇报给队长。所以犯人的一言一行，队长随时有可能知道。而小组长和记录员是组里的“权威”人物，没人敢惹。
同是犯人，但彼此之间的地位、处境却差别很大。有欺负人的犯人，也就有被欺负的犯人。狱中风云和人际关系，是难以预测的！
冬夜，漫长而寒冷。而我在心底深深祈望那春暖花开的季节早日来临！
八．渴盼自由
1960年春天，我从三分场调到了试验队。再过半年，我的10年刑期就满了。我可以回家了！我心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渴望。
在试验队农业研究组，有几位青年犯人，丁力和傅厚仁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一位姓王的济南人是飞行员，另一位四川人是海军某部政治部主任。每逢休息日，最受人欢迎的是那位北京的小列车员，他不仅会说相声，还会演魔术，唱京剧。
我们组里的人，若论行业，可以说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论军种，可以说是陆、海、空一应俱全。我们同在这所“特殊的大学校、大熔炉”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从收监开始到刑满释放，这对我而言，是一种人生炼狱。
出头之日终于到了。
1960年11月22日，潍北农场试验队的肖队长给我送来了释放通知书。
1950年11月22日～1960年11月22日，从28岁到38岁，整整10年，3650天，87600小时，在极度的忧伤与痛苦之中，我一分一秒，度过了人生春天里的冬天！
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即将来临之前，日日夜夜，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美梦与理想一起放飞……
我为自己的未来做了具体切实的设计：做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的农民。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也是我最美的梦想。
我似乎看到了父母为我培植的苹果园已是满树芬芳，硕果累累；我仿佛又回到由里庄的河边，悠然垂钓，快乐闲适；我甚至降低了对爱情的标准，不求那些才情品貌兼备的大家闺秀，因为那对我已是“月中嫦娥”了，只求平淡朴实的农家女子，安然相处，在父母、祖母面前克尽孝道，赎一个不肖子孙的罪，过一种布衣百姓的普通生活，与黄土为伍，了此一生。
正当我沉浸在对于明天生活的无尽遐想之中时，肖队长送来了两张通知单：一张是盖着公安机关潍北劳改农场管教队公章的刑满释放证，另一张是盖有同一公章，通知我去潍北农场第五分场就业的报到证。
我一见到这张报到证，就如同10年前初见判决书一样。骤感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不要晕倒，恳切地向肖队长诉说了我的家庭情况，希望允许我回家务农！尽管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但还是希望绝处逢生，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然而，肖队长听了我的倾诉，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留场就业是政府对你们的照顾，也可以说这是上级的决定，你赶快去五场报到吧！”
那个本应阳光灿烂的时刻又被乌云笼罩，变得阴郁而压抑了。我所有眼看就要梦想成真的愿望转瞬之间化为泡影……
一次又一次地幻灭，使我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尽管我的心底奔泻着不尽的泪水，郁结着无限的怨忧，但是，我还是背起那用小麻绳捆起来的破行李卷，手拿释放证，向土城墙上执枪的岗哨望了一望，步出了围墙，默默地告别了试验队。
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可以告别，就如同卫生组把病故的犯人尸体用地排车拉出去掩埋一样，活人死人，出出进进，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人们对于其他人的欢乐或忧伤似已麻木不仁。
11月22日，已是小雪的季节了。我沿着汗河大堤，一步步远离了劳改农场，远离了我的10年铁窗生涯，远离了我的蹉跎岁月和青春年华！走向20里外的五分场。
四顾茫茫，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天上灰蒙蒙的，黑云翻滚，堤边偶有稀疏的几棵芦苇，在狂风中随风摆舞……
尽管我十分明白：留场就业等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是一种永无尽期的劳役。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身份从今天起已不再是劳改犯人，而变成就业职工了。这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新生活的开始啊！
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外，不但看不见一个人，连只飞鸟也难以见到，我回顾来路，遥望前途，可以说是前无行人，后无来者！为了庆祝我由“犯”变为“人”，我以阴霾的天空为幕，以荒原为舞台，以呼啸而过的阵阵狂风为琴师，敞开破棉袄，任凭狂风将一片片旧棉絮卷走，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独唱音乐会。
我站在高高的汗河坝顶上，就像站在“帝国大厦“楼顶或“珠峰”之巅，更像穿着礼服出现在“百老汇”大舞台上的节目主持人，我用深沉的男中音报幕：为庆贺王忻民有期徒刑10年期满，音乐会开始！
但见台下的芦苇小草，都似起立鼓掌，并一再鞠躬致意，那狂风更是以电线为琴弦，奏出了奇特序曲，高昂时如万马奔腾，似黄河咆哮；低沉时如泣如诉，不绝如缕……
第一首歌《义勇军进行曲》，紧接着是《太行山上》：“看，红日燃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第三首是《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随后是《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一边引吭高歌，一边疾步前进。当我把在抗日战争时期学会的歌曲，唱得差不多了时，又唱起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最后以《黄河大合唱》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结束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自我庆贺演唱会。
我昂首奔波在荒凉的盐碱滩上，仰望苍天，沉默良久……
我已把重获自由的这一天视为自己38岁的生日。我默默宣誓：王忻民要终生坚持，继续做一位言而有信的诚实人，做助人为乐的爱国者。如果无力兼善天下，也必须做到独善其身，宁可让人负我，我决不负人。
再向前走不远，就是潍北农场五分场了。高高的土围子墙，和墙外稀疏的几棵光秃秃的白杨树，早已闯入我的视线。
五场的场长，是从掖县土山盐场调来的，过去我在土山拉水时认识。他们早已接到总场电话，知道我要来，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因此，我的报到手续办得很顺利，很快就住进了原先是监狱，现在是职工集体宿舍的大土坑。唯一与牢房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武装岗哨，出工干活是不带枪的队长和小组长监督劳动。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囚犯生涯。
但是，我从不做自己心灵的囚犯。我不会终日愁眉苦脸，愁肠百结，更不会对前途失去信心，甚至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渡过生命的难关，能渡过无数挫折和艰险，就是因为我始终抱有信心，我的案子是被搞错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会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的！
因此，我默记着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自慰自勉。把一切不顺心的事和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压力都看成是自我磨炼的良机，化消极为积极，坦然且平静，接受一切难以拒绝的安排，不断适应新环境。正是这种人生境界和精神平衡成为支撑我始终如一，面对现实的生存力量。
九．留场就业
就业本是我久已盼望的事情。1950年春天我从香港回来，就是为了就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时隔10年，这次就业却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接受的安排。
从进农场起，每月可领到18元工资，交纳伙食费后，余下的钱还可以供吸烟的人买点烟叶。而最大的变化是：职工们可以请假回家探亲，亲属们来农场探望时，也不再像过去探监时那样受严格限制了。衣、食、住和劳动仍和过去相似。大家穿得非常朴素，有的人还可以与叫化子“媲美”，除了请假回去探望的人穿得稍微像个样之外，一般职工和当犯人穿的差不多。吃的还是那种用野菜和地瓜面做成的“粑古”。
有一年秋天，一位老职工邀我在星期天，随他去20里以外的农场边沿老百姓的地里去捡拾地瓜和胡萝卜。结果白白跑了老远的路，去替人家深翻了一些不知被翻过多少遍的地，回来时，那只补着三四块补丁的大口袋里，装有一斤多像小手指那么大的一点地瓜尾巴。东西虽然不多，但我很珍惜地把它洗干净了，装在补着黑布补丁的兰色上衣口袋里，除非到了头晕心慌的时候，才舍得吃一点。饥饿曾给我带来了超过病痛的痛苦和折磨。
记得在香港时，为了吃一顿北方饭食，舍下皇帝行俱乐部供应的西餐不吃，搭上维多利亚湾中的渡轮，过海专去九龙弥敦道一家天津饭馆吃饭。那个时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竟会食不果腹，为肚皮之事煞费苦心。
1960年11月，我就业的时候，我父母已从济南西郊由里庄移到济南后坡街去了。祖母被先我刑满释放的叔叔王鸿智接到岔路街去和他同住。由里庄的老家于1958年秋黄河发大水时被淹，遭到灭顶之灾后，墙倒屋塌，片瓦不存。
家人见我刑期已满而迟迟不归，心中十分忧虑。特别是80多岁的祖母更是日夜不安，提心吊胆，惟恐生前见不到她大孙子一面。她老人家除了每天数着念珠，默默向天主祈祷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我父母亲诉说她如何如何想见我一面。看到老人心急如焚的样子，我母亲决定长途跋涉去潍北看我。
从潍县火车站，到潍北农场总场，有大卡车可以搭乘。这是农场为方便职工往来而设的。车上没有座位，只能站着，或者席地而坐。全程约有80多里路。从总场下了车再到五分场、必须步行20多里路。这对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背着装满衣服食品的大提包真是一件困难的事。可是做母亲的，为了孩子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也都可以受，又何止这泥泞崎岖的一段路呢！
抗日战争时期，从济南到滕县，由滕县到武汉，从武汉辗转搭江轮去四川万县，沿途难民如潮，交通阻塞，而敌机又频频狂轰滥炸，老少十几口人的家，到处迁徙，最后定居重庆南温泉。胜利后全家又过三峡经上海、南京平安返回青岛。每一次动迁与奔波，全是母亲操心费力去完成的。
如今她老人家又不远千里，辛辛苦苦来到潍北农场，看望她那已10年刑满却不能回家的儿子。
见面时，我喊了一声——“妈！”
第二句话就说不出来了……
我找到生产队王队长，让理发员小周把他那间小屋临时让了出来，安排母亲住下。到吃饭的时候，我多买了一份饭，我说：“妈，你快趁热吃吧，这是新蒸出来的粑古。”
母亲在家是做饭、炒菜的能手，曾为我父亲设家宴招待过许多朋友，深得好评。可面对我送上来的饭，老人家竟愣住了。我怕凉了咬不动了，催她快吃。她见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也就掰了一口嚼了起来。嚼了一会儿，又吐出来了。母亲慈爱的目光中，似有无限心痛，她说：“这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嚼不烂，也咽不下去呢？”
我立即拿出她从济南带来的点心和五香酱牛肉，让她吃。母亲笑了笑说：“这点东西，在济南也不容易买到，是你奶奶和你爸叫捎来给你吃的啊！”为了使母亲能吃上一顿饭，我去找了王队长，他批了个条子，我去干部食堂买出两个小馒头。
请了两天假，陪母亲拉家常，最主要的谈话内容是：为什么不能回家！我想方设法让老人家相信，到期不能回家的原因，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是政府怕我们出去找不着工作，照顾留场就业的。母亲对我的解释，似乎不太理解，但也认为既是政府的决定，任谁也无可奈何啊！
送走了母亲的第二年秋天，她又风尘仆仆地来了。那时我已调去三分场。
母亲说：你奶奶今年85岁了，因为生活不好，身体又有病，你也就业两年了，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看来我母亲第二次到潍北农场来，精神压力很大。她不说，我也明白。
为什么刑期满了，必须强迫留场就业呢？
这符合中央实事求是的政策吗？
母亲要走了，我硬着头皮去找了场长，以送我母亲回济南为由，请假离开了潍北农场。
于是，我怀着重重疑虑和不安的心情，伴随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回到了济南市。
十．重建家园
济南市解放桥附近有条僻静的小街，名叫后坡街。我大妹妹秀真丈夫的二嫂周仁敏的家就住在那里。
在仁敏的介绍下，我父母于两年前租赁了后坡街张家院中的两间小屋，从由里庄又迁回了济南市。
租赁的这两间房，一间是东厢房，约有12平方米大，除了那张大棕床外，还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唯一的一点空地方，是堆满了书的老式书架子。另一间小屋在大门里边，实际上是间供佣人住的门房，里边安了一架单人床，堆了一些杂物。我回到济南之后，这间门房就变成了我的卧室。
家人团聚，尤其是告别10年铁窗、经过10年煎熬之后的团聚，本应激动人心，充满欢乐，可是上至高龄祖母，下至弟兄姐妹，还有其他亲友，特别是我的父母，相见时，脸上都没有笑容。
那位同我一道由香港归来，又同时入狱，被判5年刑的王鸿智叔叔见了我，只是张大了嘴，说了一声：“啊，忻民你回来了！你奶奶天天都在想你啊。”话没说完，声调就变了。我们都强压住欲抱头痛哭的感情，旁顾左右，转换了话题。
想当初，叔叔从香港回来也是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和香港的高工资待遇。如今5年刑满了，也被强行留在梁家庄劳改窑场就业。有时在医务室为犯人们看看病，有时去车间参加体力劳动，有时允许回家，有时被禁止回家。他对我的处境十分理解与同情，因为我还不如他呢！
济南西郊由里庄的家，经历了1958年那场黄河大水灾之后已片瓦不存，后坡街的家又过于狭窄。后来父母被大妹秀真接到青岛李村居住。鸿智叔住的地方，只有三间小屋。北间是鸿智叔夫妇的卧室，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的空间；中间是过道，也是冬天安炉子做饭的地方；南间靠西墙窗下是一张治疗台，原是为给病人看病用的，现在变成了我祖母的病床，因为床腿太高，老人每逢上下床，都得踏着小板凳。
那时候每人每月的口粮供应都有严格的定量，各自的口粮都不够吃，只好分别装在各自的粮袋里，由自己保管。
鸿智叔有3个儿子，有上中学的，也有上小学的，他们虽然不能住在家里（确实挤不下），但口粮却在家里存放，由其母亲代管。
我常听祖母说，她那份口粮，老是吃不到月底，就没有了。后来她发现是她的孙子们在悄悄地帮她吃呐！
孩子们都是在她老人看护下长大的，现在正是发育成长的时期。上学加上一些必要的社会劳动，如果吃不饱，身体很难承受得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孩子们可能认为人老了、吃不太多，但这无形中却增加了老人对饥饿的恐惧！也令鸿智叔夫妇在85岁高龄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之间左右为难了！本来和和睦睦的家庭、有时难免发生些不愉快的争执。使这个多年来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家庭，又多了一层“有声有色”的矛盾。
面对年迈的父母亲人和因营养不良，身体日渐衰弱的祖母，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由里庄离济南市很近，约15公里。那里有土改时留给我们的一份土地，因为没人去耕种，现由别人无偿使用。如果我们自己去经营，我估计全家人的口粮，是可以解决的。但那里连半间房子都没有，怎么办呢？
最后，还是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向潍北农场申请，要求把我的户口迁回由里庄。我母亲刘淑英，这位识书达理的老人立即表示支持，愿意把她的皮袄卖了，凑钱在由里庄为我盖屋。
剩下的唯一难题是：谁去潍北农场为我迁户口呢？
我母亲说：叫小蜀真去吧，她能行！
蜀真，是我的小妹妹，凡认识她的人都夸奖她聪明能干。上初中时就被学校推选去为来济的国际友人献花。在省立一中高中毕业后，报考的大学是文科，但当时全国正值大炼钢铁的时代，于是，她被分配到冶金学院。她想请求调整一个符合自己志趣的专业，结果反受了批评。后来，在争积极争先进，多抬快跑，“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下，她不慎患上了心脏病。那时她正巧在家休学养病。
蜀真妹接受了父母给她的去潍北劳改农场为我迁回户口的“艰巨任务”后，先去由里庄隶属的段店公安局派出所讲明了情况，要求开一个准许迁入户口的证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听了她的叙述，认为情况属实，便同意了将刑满释放、留潍北农场就业的王忻民的户口，迁回原籍农村由里庄。
蜀真妹那年21岁，聪明伶俐。她只身踏上东去的列车后，在协助列车员为旅客送茶水时，认识了一位青年公安干警。当他得知蜀真是去潍北农场的同路人时两人的谈话格外投机。青年看过段店派出所的准迁证后，竟慷慨地答应愿意代办。结果蜀真妹在潍北农场呆了不过两三天，一份户口迁移证就办妥了。
对我来说，这是十几年来唯一的一次没有多磨的好事。全家人都喜出望外。
为了祝贺蜀真从潍北顺利归来，也为了庆贺我重新回到家中，母亲为我们包了一顿水饺。父亲把他那份，留出一半，装在饭盒趁热给我奶奶送了去。
那时候不仅物价高，有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生活物资极其匮乏。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时经常与周仁敏一道去南关小市出地摊，从箱底找出几件旧衣裳来卖几个钱。起初都还有点不好意思，不习惯与人讨价还价。后来邻摊的人嫌她们要价低提出抗议，她们才渐渐地学会做起地摊生意。
做一手好针线活的母亲，有时也做几件小孩衣服和鞋子去卖。吃饺子的那斤猪肉，就是用两双小鞋换来的。那鞋是母亲费了好多天功夫做成的。
在家人的帮助下，盖房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木材，是我父亲多年前栽植在院中的杨树、柳树；石头，就地取材，那是我祖父几十年前去长清山里拉回来的，是清一色经过细加工的朵条石。其中一块厚一尺多、长逾一丈的大条石，过去是大门外古槐树下的上马石，因天天有人在上面坐，年深日久，石面已光滑如镜，另一块稍小点的大长方石，与大条石分置大门两边，是我幼年时常爬上爬下的地方。如今它们都派上用场了。
6000块红砖，上千页瓦，还有石灰、土坯，都准备好了，如果不乘春天盖起来，那一垛垛的土坯遇上大雨，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可是谁来帮我干活呢？挖土、抬石头、伐树拉大锯，我都可以带头去干。唯有盖房子，我一窍不通。虽然在土山盐场时，也偶尔从拉水组调去建筑队干过活，但干的都是小工活，不会砌墙盖房子，更不会木工活。
由里庄本有一家盖房大家帮忙的习惯，但轮到我要盖房时，问题出来了。村大队党支部提出了“立场”问题。这下可麻烦了。别说我管不起饭，就是大鱼大肉摆上，也没人敢来。这可怎么办呢？
正当我犯愁的时候，村西头的老邻居赵鸿儒大叔来了。他和我鸿智叔年龄相仿。幼年时曾同在我三老爷爷的私塾里上过学。因为家贫，从少年时就靠捉鱼、做小生意帮助家里，是一位典型的贫雇农。同时也是一位很讲义气的人。听说我鸿智叔上大学时，有一次在济南街上遇见他挑着担子卖鱼，便买了扒鸡、五香酱牛肉等招待他喝了一顿酒，他竟一生念念不忘。
鸿儒叔听说有人劝我先盖一间“道土帽”临时住着，等年头好了，再盖好房子的事，便说，盖屋不是件小事，要盖就盖得像个屋样。他还告诉我，在长道上，济南劳改队租了古城村的地，在那里种菜园。听说他们还有个修建队，给古城的老百姓盖过屋。你去打听打听，请他们来帮帮忙如何？我问他这消息是否可靠，他说是听他儿子小臣的舅舅说的。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长道上的菜园，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没想到竟出乎意料的顺利。他们以盖三间瓦房收包工费360元的价格，同我签订了承包合同。说明不管饭，只供应开水。为了体谅农民的难处，包工费先付一半，另一半等完工后再交。手续办妥后还把他们队的施工员陈有成介绍与我见面。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父母又拜访了几家亲戚，借了点钱，卖了几件旧衣服，买了些地瓜干和高粱米。
然后，我母亲带着小蜀真，从济南市回到了由里庄。因为，施工队可以不吃我们的饭，光喝白开水，但我们自己却不能不吃饭啊！
万事俱备，开工盖房子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3年春天，济南市劳改队西郊古城菜园修建队施工员陈有成，带着20多名青壮年劳力，来到由里庄为王忻民盖房子了。他们干得很卖力气，但却不知道，房主人的身份和他们差不多。
每逢休息时，母亲为他们冲上一壶茶，送上一盘烟叶和裁成条的纸，供吸烟的人用。中午还预备下绿豆汤，干活的人吃着自己带来的凉干粮和咸菜，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豆汤，似乎很满足。陈有成向母亲客气地说：“大娘，有开水就行了，用不着冲茶和熬绿豆汤啊！”
可是母亲老是觉得过意不去，不惜东借西借，来尽量做好这微不足道却十分为难的茶水和绿豆汤。因为，那时茶叶也是定量供应的，每户每季度只供给二两粗茶。
从开工的那天起，蜀真就有了“专职工作”了。从早晨到黄昏，抬水、烧开水、冲茶、熬绿豆汤，都是她的事。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她抬水，她就和母亲俩去抬。那时最近的一口井在村后，往来一趟得费十几分钟，从井里往上提水多半也得靠别人帮忙。蜀真当时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会唱很多流行歌曲，她一边拉风箱，咕哒咕哒地烧水，一边尽情地唱着、歌声伴随着风箱声，回荡在小小的工地上……
施工中间，遇到了一件人为的难题。有人劝我，屋不可盖得太扎眼了，11檩的进深太宽了，全村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咱这里是滞洪区，大家的房子若是被水一冲都淹掉了，还能光留下你王忻民的这三间吗？他们不便直说叫我少用石头，却提出了少用檩条的建议。我说：盖一次屋不容易，尽量想盖好，盖坚固，我不想让这三间屋见水就倒！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我母亲突然走到我面前，下跪倒在地。我吓了一跳，赶快扶起她老人家，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很多街坊家都说咱这屋盖得太扎眼了，都超过学校的房子了。别人家的屋都是5檩、7檩的，咱能超过人家那么多吗？
母亲的请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她的坚持下，实际上是在别人的强迫和舆论的压力下，我请木工把已经做好的梁又锯去一节，改11檩为9檩。
那时农村盖房子，石灰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备料不足，施工员陈有成通知我，必须在两天之内再进2000斤石灰来。
为了不停工待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跑遍了附近所有卖石灰的山头，从杨庄山，到十里河又越过几重山，找到了鏊子山石灰窑场。一天之内，往返由里庄与济南市三次，总算托人帮忙买到了限次日提货的2000斤石灰。
由里庄那时只有一辆大胶轮车，没有拉车的马。这怎么办呢？
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到不少人家去商量，总算找来了帮忙的人。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一行十几人就拉着车上路了。
从由里庄到鏊子山，要穿越许多崎岖的山路、险路。往返路程超过120里，去的时候是空车，爬山路还不算难。到回来时，靠人力控制的载重车，下山时偶一不慎就会失足滑入山涧，车翻人亡！
我扶住最外边的车辕，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上，就如同1948年9月逃往青岛时，同赵大爷和鸿义叔误入济南飞机场雷区，我争着走在前边一样。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大家是为给我帮忙而来的。
近半夜时，拉石灰的车，终于平安地回到了由里庄。我母亲和小蜀真，早已做好了饭，坐在豆油灯下，正不安地等着我们。
终于，三大间砖、石、土坯混合结构的红瓦房，在众人的帮助下完工了。那两块对我童年很有意义的巨石，一块做了过门石，一块根据施工员的建议，当了西墙的基石。因为每年黄河发大水，都是从西边冲过来。
完工的那天中午，施工员陈有成把所有干活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只留下一位技工帮他扫尾。按传统习惯，完工酒是必不可少的。我和母亲分别拿着瓢跑遍了由里庄，想借二斤面粉，招待一下陈有成师徒两人。结果竟连一两面也没借到！等我从村东头拿着空瓢回到新屋时，他们早已杳无踪迹了。这使我每逢念及此事，都深感歉意。
为了安装门窗，在历城八一拖拉机站，戴着小右派帽子的健民弟，省吃俭用找人帮忙定做了新门窗。新屋落成了。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
但盖房子欠的工钱一直没有凑起来，母亲去济南拿回两床被子，一床是绸子花面的，一床是素花布面的，请邻居们帮忙合计个价处理了。马龙超婶子看中了那床绸子面的被子，想要，并愿多给几块钱，我母亲说：“你家孩子多，盖那床绸子面的被子不合适，拆洗起来不方便，再说那被里、被套也旧了，不如要那三表新的布面被子耐用。”后来龙超婶子把两床被子都要了。日后她逢人谈起买被子的事就情不自禁地说：“弘仁大嫂真是个实在人啊！”
给修建队送去了一部分钱，最后还欠60元。我和母亲日夜犯愁。
半个月后，当修建队负责人听说由里庄的王忻民是靠卖被子为他们凑钱时，他慷慨地表示，那60元不要了！他是谁？我连姓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位中共党员。我母亲听说后，感动得落了泪。因为那时家里已很难找出可以变卖的东西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竟成了三年后，三间屋全被没收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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