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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忻民:香港归来四十年③蹉跎岁月.下篇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22-08-16 发表于宁夏

守护民间记忆

香港归来四十年③
蹉跎岁月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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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昏庸法官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我被记大过后10天左右,法院来人了。
  法院来人了!我久已盼望的法官终于来了。
  来的不是上次那位文静书生似的法官,而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法官。
  在这之前两天,我收到过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份起诉书。内容大意是:该犯在劳改期间,抗拒改造,唆使男女犯谈恋爱,故意破坏狱规,云云。
  来审的法官提问非常简单。除照例必问姓名、年龄、出身、历史情况之外,着重问了我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当他证实我所承认的违犯狱规,被记大过的情况后,审问就结束了。
  一星期后,劳改队在临时大礼堂召开宣判大会,李村铁厂和我所在的窑场,大队干部都到了,台上坐得满满的。台下挤得水泄不通,席地而坐的都是男男女女的犯人。法院代表宣布受处分人员名单:有因抗拒改造、无理申诉而被加刑的,有因违犯狱规加刑的。念到谁的名,谁就走到台前领回一张判决书来。我知道今天,自己是难逃劫数了,但心里还在幻想:我已服刑7年了,那10年判错了,也就算了。这次“大过”顶那7年徒刑还不行吗?
  “王忻民!”忽然台上有人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因为前不久,我刚在记大过的会场上亮过相,许多犯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别人谈恋爱,他跟着吃官司。因此我一站起来往台前走,会场人的目光,像在动物园观看新奇动物似的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去了。我从容地走到台前,垂手而立,心情平静如同犯了规的学生,站立在老师面前听候教训一样。但当我听到宣读的判决书,依然是10年徒刑时,我的心狂跳不已,再也难以平静了。
  难道这就是我主动要求回来服刑,恳切希望解决问题的结局吗?难道这就是我香港归来的报应吗?难道这就是父母奔波忙碌、祖母苦苦等待的结果吗?我王忻民究竟有什么罪恶用7年的青春做抵依旧不能赎回吗?
  一个星期后,那位身材高大的法官又来了,在病号监外一间小屋里,他坐在屋中一条唯一的板凳上问我:“王忻民你看过判决书了吧!政府有规定,在宣判10日之内,如对判决不服,可以提出上诉。王忻民你还上不上诉呢?”
  从我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要上诉。因为新判决书上,把已被上级法院否定的问题,换个题目又重新定了罪。这怎么能算是“实事求是”呢?这能说是“有错必纠”吗?
  可是当这位法官问是否上诉时,为了顾及他的情面,我竟答以:正在考虑。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法官竟出乎意料地、义正辞严地说:“王忻民你知不知道前几天从你们这里拉出去枪毙的于鸣山?他就是我审理的,起初我判他有期徒刑15年,他不服,要上诉。我就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了。上诉的结果并不一定像你们犯人自己想的那样啊!王忻民你还上诉吗?哼!”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代表国家法律威严的法官之口。法律本应是公正和严肃的,对一个人判决往往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升沉起浮,决定一个人甚至他全家的幸福与否,怎么能以个人的意志代替法律的意志?怎么能随随便便、随心所欲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我这些年的磨难与不幸似乎总与一些人物和事件有偶然的关联,但在这种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没有的法官面前,这一切又是必然!
  我强忍气愤,只好说:“我不上诉了。”他露出得意的笑容说:“我经手的案件是不会错的。”
  双方的谈话,由于我表示服判而使情绪缓和了一点。我问法官,有点疑问能不能提出来。经他同意、我说:“量刑轻重与阶级成份有没有关系?”他答:“当然有关系,对阶级敌人要坚决、严厉镇压。”我说:“初审判决书上,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为什么这次改为富农了呢?”这位法官竟然回答说:“你不是富农还能上学?还能去过那么多地方?还能到过香港吗?”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难道连划分成份是以对土地的占有量、剥削量为根据的常识都不懂吗?
  在如此法官面前,我真是有理难讲,有冤难诉。我终于沉默不语了。
  就这样,面对这位身材高大的法官为维护错误的判书,迫使我放弃上诉权,并私改我的家庭成份,以至我在刑满后继续无限期被剥夺公民权,戴帽管制劳动,直至被抄家,扫地出门,家破人亡。
  一封与事实更为不符的判决书递到我手上。判决书说:被告人王忻民曾历充匪财政部烟类专卖局业务员、主任。匪青岛市社会局合作指导员,民报社经理兼副社长,匪国大代表,匪中央合作金库山东分库辅导组组长、主任等反动职务。1950年在香港接见逃匪葛覃、延国符、尹致中等人,并托逃匪李代芳、冯仙洲等人办入台证。(后因过期阴谋未逞)。回青岛后于同年对刘匪次箫(已伏法)鼓吹所谓第三派力量,国外留学生都参加了胡适、傅斯年的路线,并策动刘次箫去香港等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劳改期间于1958年1月鼓励支持劳改罪犯翁绿野、江春梅违犯狱规,并为其私递信件,并煽动张庆云提出无理申诉,企图帮助罪犯翻案等犯罪活动。上述犯罪事实,经本院查对审讯属实,且有刘匪次箫的口供,翁绿野、江春梅的供词为证。
  判决书说,根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王忻民反革命罪有期徒刑10年。刑期计算日:自1950年11月22日起计算。
  历时7年,经我父母写信给周总理,又经北京转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监督审裁判庭,裁决撤销原判决,嘱青岛中级法院再审的案件就这样中止了。一件本来应该在1957年解决的问题,只好继续拖下去了!
  一拖再拖,一错再错,人生能经得起几回错啊!
  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我盼望恢复自由的幻想破灭了,我祖母、父母盼望我早日回还的愿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仰望苍天,徒唤奈何。


  七.再次发配

  1958年5月初,李村劳改队又要向青海省或其他地区发配犯人了。——人们悄悄地传播着这不知来自何处的小道消息。青年犯人大多数不怕去青海,有的人还说越远越好,免得在家门口丢人。而年龄大的人却难免顾虑重重,一怕丢失半月一次的家属接见,二怕埋骨异乡。但不管害怕与否、愿意与否,编队出发的事,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大院中驶来了许多辆大卡车,凡被叫着名字的人,都背着行李卷登车,每辆卡车上都挤得满满的。大家低头静坐,默不作声。心在命运的荒原上流浪……
  汽车像长蛇阵似地驶出电网密布的李村劳改队窑场,朝西北方向驶去。我慢慢地试着把头一点点地抬了起来。原来,汽车早已驶出市区,正奔驰在不知名的乡间小路上。我顾不得观望向往已久的田野风光,赶快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脖子,自觉地又把不肯驯服的头低了下去,并渐渐地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
  挤在一起的人都是谁?我一个也不认识。因为只要不是一个组的,平时谁也不敢来往。现在大家心里都想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可谁也不敢问。不管去什么地方,反正都是劳改,既是犯人,就不是人。就应该听天由命,任凭处置了。正当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时,汽车突然停住了。随即,听到一声严厉的命令:顺次序下车小便。
  停车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僻野外。犯人未下车前,警卫人员就已十步一岗地执枪将附近戒严了。小便后,我见李村医务室的孙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站在公路边抽烟。因彼此早就熟识,我便借晕车要仁丹吃为由,向他问明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土山。并闻知另一队出发去了青海。
  车过沙河镇不远,就到了土山。这是莱州湾畔的一个村庄,因产盐而闻名省内外,属掖县管辖。
  当天下午,汽车队经过土山村,穿过莱州盐场,开向远离村庄、杳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茫茫海滩!傍晚前,原本一无所有的荒滩上转瞬间出现了一排排绿色帐篷。队长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公开讲明:夜间谁要是随便走动,远离帐篷,后果自负。其实队长不说,也没人敢去当活靶子。何况凡被发配到这里来的人,也没有被判重刑的,谁会去冒险逃跑啊?实际上这里也根本无处可逃。
  我们被分编为三个中队,我和许多老弱犯人属三队。队长姓王。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生活,有伙房组、卫生组,还有拉水组。我被编在拉水组,组里有三辆大地排车,每辆车上固定着两个大木桶。每辆车由5个人拉,每天从工地穿过长满黄荠菜的盐碱荒滩,到20里外的土山村去拉水。小组长姓杨,原是商人,年近50岁,是组里年龄最大的人。还有一位姓曲的,原是青岛市市委干部,是掖县当地人。另一位姓李的大个子,是铁路上的乘警,他能把胶济线上的大小站名一个个地背下来。我们一边拉车,一边也闲聊,但都十分有分寸,谁也不愿替别人创造立功条件,而给自己惹麻烦。
  白天,天不亮就上路了,赶到井边时,土山村的乡亲们大都起来了,有时常与来井边打水的人碰面。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先替他们把水打上来。日子长了,彼此也熟悉起来。但鉴于我们的身份,最多也只不过是相互点头笑笑而已!我们每天上午拉两趟,下午拉两趟。到了1958年开展大跃进时,可就两头见不着太阳了。全场五六百人的生活用水,全靠拉水组。不分寒暑,不管风雨,每天不停地奔波。不能说不辛苦,特别是挣扎在狂风暴雨、泥泞的旷野中时,苦不堪言!但比我们更辛苦的还有一二两队。他们在不足两个月的期限内,新建起了一大片红墙院落。一排排的牢房像职工宿舍一样,若不是四周建有岗楼,真不像是监狱。而那些挖盐井的犯人更不简单,把原来的一片荒滩,变成了白花花的盐田,堆起山一样高的盐堆。所谓盐井,实际上是一条大水沟,是用人工从盐碱荒滩上,一锨一锨挖掘出来的“人工河”。在短短的半年内,原先的不毛之地开始有了变化,运盐的大卡车队与我们拉水的地排车经常相遇在土山。
  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到了1959年我们离开那里时,原本一望无边、一无所生的荒滩上已耸立起了可供数百人居住的宿舍和大伙房,还有比较像样的干部宿舍楼。更为可观的是堆积如山的盐坨子和星罗棋布的无数日产万斤的盐田。
  我们除从事体力劳动外,每隔一段时间,还可以看一场电影,调剂一下精神生活。
  有一天王村劳教所的剧团来了。演出的剧目是“李二嫂改嫁”。当我坐在自制的小板凳上,与同伴们一道看戏时,发现扮演李二嫂的演员正是李村的江春梅,她那对双眼皮大眼睛,在李村劳改队卖菜的小屋里,曾不止一次地显露过异样的光芒。没想到她与翁绿野的恋爱未遂剧把我也扯了进去。如今她调去王村了,不知小翁怎么样了?能否熬下15年刑期,活着回他的河南老家呢?
  坐在沙滩上看戏的人们,都是从李村劳改队来的,有不少人认出了扮演李二嫂的江春梅,还有人向我点头示意,以目光招呼我,意思是问我看见她了吗?
  散场时我从戏台前走过,正巧江春梅卸了妆出来,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走过去了。从此,再未见过面。想必她如今早已恢复自由,成家立业了。
  在我们拉水组,曾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事:一位四川籍的小青年,拉水途中借口上厕所竟趁人不备,逃跑了!
  3天之后,他被用小麻绳捆了回来,送进了小狱室。
  这小狱室,也不知是哪位老兄设计的,建在大伙房后边与猪圈为邻。一排三间,每间小房尺寸相同。从外表看比鸡舍、狗舍略大一点。从门口挤进去,坐着,头抬不起来;躺下,腿伸不直。只有放风的时候,才能出来活动一下。但腿上那副加重的脚镣,也真够人受的。若遇有好心人,悄悄丢点破布给狱中人,让他把镣环缠一缠,那还好点,要不然,人的脚脖子是无论如何也抗不住铁镣磨啊!这狱中之狱,牢中之牢是与血肉模糊、神经失常、绝食、自杀紧密相连的。
  因此,犯人谁要想逃跑,谁要想抗拒改造,谁就得自讨苦吃,自食其果。
  1959年秋天,我们全体犯人,被转移到潍北农场。这儿隔掖县土山盐场不远,同属莱州湾边的盐碱滩。听说过去不仅是不毛之地,而且是盗匪出没的地区。可如今不同,在过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已建起了国营潍北农场。这是对外的名称,其实是个大劳改队。除总场之外还有五六个分场,在总场所在地,还设有试验队。这是专门从事农业科研的部门。
  各个分场散布在总场的周围,其间相隔约有十五六里路远。整个场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处都布满条田,每段条田的两边,都有两米多深的排碱沟,宽似小河。条田上不仅能生长五谷,而且树木成林。特别是在总场,不但有果园,荷花池,还有糖厂。农场生产的甜菜就近即可加工成糖。另外还有机械队、畜牧队等分支机构。名符其实的是个国营大农场,不过干活的不是工人,而是犯人。
  后来,犯人刑满了,就被留场就业,所以,有的分场逐渐变成就业职工的农场了。他们从领到一张释放证起,每天出工干活时,不再由执枪的队长押解了,改由小组长带队,住的虽然是大通铺土坑,但屋门不再上锁了,夜间也可以随便去上厕所。而且每月可领到18元工资。不管怎么说,他们从此变为“人”,而不再是“犯人”了。
  凡是供犯人居住的大院,都建有高约二三米的土围子,像是一座小城堡。城门和城楼顶上,24小时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站岗,时刻注视着城内犯人的活动。
  那年隆冬,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必须准时离开那并不温暖的被窝,扛上铁锨去出工。我穿着补丁叠补丁的大棉袄,戴上缝补过多次的黑布棉帽子,随着大家去院中站队。列队出城门时,城墙顶上的警卫们端着枪枪口朝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而执匣子枪的押解者紧紧跟随在后。每一位走在队中的人,不管他原先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也不论是小偷,还是流氓,都清一色地缩着脖子,低着头,不声不响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迎着刺骨寒风,走向10里以外的莽莽荒原。当时我觉得我们不像是出工干活,倒更像似去墓地参加大葬礼一样,人人都凄惨惨的十分忧伤!
  天际乌云滚滚,北风阵阵怒吼,穿透破棉袄,冻得我直打哆嗦。好不容易,走到我们队干活的工地了,我们的任务是,用铁锨深翻地,为来年春种做好准备。遗憾的是,天公不作美,一夜北风,把大地冻得像似一块钢板。任凭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掘进冰冻三尺的土层。害得只想努力争取好好表现的“历史反革命罪犯”王忻民反反复复,才使地面微微露出一点沾满冰凌的白色痕迹。终于大地被征服了,一锨锨在冰下沉睡的盐碱土,被翻上了地面。
  午饭是两个各重二三两的粑古和一勺莱。这所谓的粑古是潍北的土产,说圆不圆,说长不长,是用双手把和好的掺有大量黄荠菜的地瓜干面子,用力一捂做成的。听说国家正碰上自然灾害,吃孬点是应该的。但这总共不过五六两重的干粮对拼命干了半天活的人来说,实在太少了!大家都没带餐具,有的人就把这勺菜盛在手上,有的则让倒在铁锨上。我为了讲点卫生,就先用脚把铁锨上沾的泥土擦掉,又用破棉袄袖子拭了两下,看看铁锨上似乎已很干净了,便让把菜倒在上面。没想到那勺盐水煮白菜,立即冻在锨上。我只好用手撕着当咸菜吃,狼吞虎咽,把两个不大的潍北“土产”消灭了。
  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猛。那位冻得够呛的队长实在也熬不住了,不到天黑就宣布提前收工了。
  晚饭后,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在自己的铺位前,由小组长主持召开天天必有的生活会。有时是学习上边布置下来的讨论题,有时是生活检讨会。若有谁犯规,一旦被人揭发,立即会变成众矢之的,谁也不敢不予“讨伐”,而小组记录员则照例将情况汇报给队长。所以犯人的一言一行,队长随时有可能知道。而小组长和记录员是组里的“权威”人物,没人敢惹。
  同是犯人,但彼此之间的地位、处境却差别很大。有欺负人的犯人,也就有被欺负的犯人。狱中风云和人际关系,是难以预测的!
  冬夜,漫长而寒冷。而我在心底深深祈望那春暖花开的季节早日来临!


  八.渴盼自由

  1960年春天,我从三分场调到了试验队。再过半年,我的10年刑期就满了。我可以回家了!我心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渴望。
  在试验队农业研究组,有几位青年犯人,丁力和傅厚仁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一位姓王的济南人是飞行员,另一位四川人是海军某部政治部主任。每逢休息日,最受人欢迎的是那位北京的小列车员,他不仅会说相声,还会演魔术,唱京剧。
  我们组里的人,若论行业,可以说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论军种,可以说是陆、海、空一应俱全。我们同在这所“特殊的大学校、大熔炉”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从收监开始到刑满释放,这对我而言,是一种人生炼狱。
  出头之日终于到了。
  1960年11月22日,潍北农场试验队的肖队长给我送来了释放通知书。
  1950年11月22日~1960年11月22日,从28岁到38岁,整整10年,3650天,87600小时,在极度的忧伤与痛苦之中,我一分一秒,度过了人生春天里的冬天!
  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即将来临之前,日日夜夜,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美梦与理想一起放飞……
  我为自己的未来做了具体切实的设计:做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的农民。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也是我最美的梦想。
  我似乎看到了父母为我培植的苹果园已是满树芬芳,硕果累累;我仿佛又回到由里庄的河边,悠然垂钓,快乐闲适;我甚至降低了对爱情的标准,不求那些才情品貌兼备的大家闺秀,因为那对我已是“月中嫦娥”了,只求平淡朴实的农家女子,安然相处,在父母、祖母面前克尽孝道,赎一个不肖子孙的罪,过一种布衣百姓的普通生活,与黄土为伍,了此一生。
  正当我沉浸在对于明天生活的无尽遐想之中时,肖队长送来了两张通知单:一张是盖着公安机关潍北劳改农场管教队公章的刑满释放证,另一张是盖有同一公章,通知我去潍北农场第五分场就业的报到证。
  我一见到这张报到证,就如同10年前初见判决书一样。骤感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不要晕倒,恳切地向肖队长诉说了我的家庭情况,希望允许我回家务农!尽管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但还是希望绝处逢生,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然而,肖队长听了我的倾诉,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留场就业是政府对你们的照顾,也可以说这是上级的决定,你赶快去五场报到吧!”
  那个本应阳光灿烂的时刻又被乌云笼罩,变得阴郁而压抑了。我所有眼看就要梦想成真的愿望转瞬之间化为泡影……
  一次又一次地幻灭,使我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尽管我的心底奔泻着不尽的泪水,郁结着无限的怨忧,但是,我还是背起那用小麻绳捆起来的破行李卷,手拿释放证,向土城墙上执枪的岗哨望了一望,步出了围墙,默默地告别了试验队。
  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可以告别,就如同卫生组把病故的犯人尸体用地排车拉出去掩埋一样,活人死人,出出进进,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人们对于其他人的欢乐或忧伤似已麻木不仁。
  11月22日,已是小雪的季节了。我沿着汗河大堤,一步步远离了劳改农场,远离了我的10年铁窗生涯,远离了我的蹉跎岁月和青春年华!走向20里外的五分场。
  四顾茫茫,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天上灰蒙蒙的,黑云翻滚,堤边偶有稀疏的几棵芦苇,在狂风中随风摆舞……
  尽管我十分明白:留场就业等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是一种永无尽期的劳役。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身份从今天起已不再是劳改犯人,而变成就业职工了。这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新生活的开始啊!
  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外,不但看不见一个人,连只飞鸟也难以见到,我回顾来路,遥望前途,可以说是前无行人,后无来者!为了庆祝我由“犯”变为“人”,我以阴霾的天空为幕,以荒原为舞台,以呼啸而过的阵阵狂风为琴师,敞开破棉袄,任凭狂风将一片片旧棉絮卷走,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独唱音乐会。
  我站在高高的汗河坝顶上,就像站在“帝国大厦“楼顶或“珠峰”之巅,更像穿着礼服出现在“百老汇”大舞台上的节目主持人,我用深沉的男中音报幕:为庆贺王忻民有期徒刑10年期满,音乐会开始!
  但见台下的芦苇小草,都似起立鼓掌,并一再鞠躬致意,那狂风更是以电线为琴弦,奏出了奇特序曲,高昂时如万马奔腾,似黄河咆哮;低沉时如泣如诉,不绝如缕……
  第一首歌《义勇军进行曲》,紧接着是《太行山上》:“看,红日燃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第三首是《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随后是《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一边引吭高歌,一边疾步前进。当我把在抗日战争时期学会的歌曲,唱得差不多了时,又唱起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最后以《黄河大合唱》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结束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自我庆贺演唱会。
  我昂首奔波在荒凉的盐碱滩上,仰望苍天,沉默良久……
  我已把重获自由的这一天视为自己38岁的生日。我默默宣誓:王忻民要终生坚持,继续做一位言而有信的诚实人,做助人为乐的爱国者。如果无力兼善天下,也必须做到独善其身,宁可让人负我,我决不负人。
  再向前走不远,就是潍北农场五分场了。高高的土围子墙,和墙外稀疏的几棵光秃秃的白杨树,早已闯入我的视线。
  五场的场长,是从掖县土山盐场调来的,过去我在土山拉水时认识。他们早已接到总场电话,知道我要来,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因此,我的报到手续办得很顺利,很快就住进了原先是监狱,现在是职工集体宿舍的大土坑。唯一与牢房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武装岗哨,出工干活是不带枪的队长和小组长监督劳动。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囚犯生涯。
  但是,我从不做自己心灵的囚犯。我不会终日愁眉苦脸,愁肠百结,更不会对前途失去信心,甚至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渡过生命的难关,能渡过无数挫折和艰险,就是因为我始终抱有信心,我的案子是被搞错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会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的!
  因此,我默记着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自慰自勉。把一切不顺心的事和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压力都看成是自我磨炼的良机,化消极为积极,坦然且平静,接受一切难以拒绝的安排,不断适应新环境。正是这种人生境界和精神平衡成为支撑我始终如一,面对现实的生存力量。


  九.留场就业

  就业本是我久已盼望的事情。1950年春天我从香港回来,就是为了就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时隔10年,这次就业却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接受的安排。
  从进农场起,每月可领到18元工资,交纳伙食费后,余下的钱还可以供吸烟的人买点烟叶。而最大的变化是:职工们可以请假回家探亲,亲属们来农场探望时,也不再像过去探监时那样受严格限制了。衣、食、住和劳动仍和过去相似。大家穿得非常朴素,有的人还可以与叫化子“媲美”,除了请假回去探望的人穿得稍微像个样之外,一般职工和当犯人穿的差不多。吃的还是那种用野菜和地瓜面做成的“粑古”。
  有一年秋天,一位老职工邀我在星期天,随他去20里以外的农场边沿老百姓的地里去捡拾地瓜和胡萝卜。结果白白跑了老远的路,去替人家深翻了一些不知被翻过多少遍的地,回来时,那只补着三四块补丁的大口袋里,装有一斤多像小手指那么大的一点地瓜尾巴。东西虽然不多,但我很珍惜地把它洗干净了,装在补着黑布补丁的兰色上衣口袋里,除非到了头晕心慌的时候,才舍得吃一点。饥饿曾给我带来了超过病痛的痛苦和折磨。
  记得在香港时,为了吃一顿北方饭食,舍下皇帝行俱乐部供应的西餐不吃,搭上维多利亚湾中的渡轮,过海专去九龙弥敦道一家天津饭馆吃饭。那个时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竟会食不果腹,为肚皮之事煞费苦心。
  1960年11月,我就业的时候,我父母已从济南西郊由里庄移到济南后坡街去了。祖母被先我刑满释放的叔叔王鸿智接到岔路街去和他同住。由里庄的老家于1958年秋黄河发大水时被淹,遭到灭顶之灾后,墙倒屋塌,片瓦不存。
  家人见我刑期已满而迟迟不归,心中十分忧虑。特别是80多岁的祖母更是日夜不安,提心吊胆,惟恐生前见不到她大孙子一面。她老人家除了每天数着念珠,默默向天主祈祷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我父母亲诉说她如何如何想见我一面。看到老人心急如焚的样子,我母亲决定长途跋涉去潍北看我。
  从潍县火车站,到潍北农场总场,有大卡车可以搭乘。这是农场为方便职工往来而设的。车上没有座位,只能站着,或者席地而坐。全程约有80多里路。从总场下了车再到五分场、必须步行20多里路。这对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背着装满衣服食品的大提包真是一件困难的事。可是做母亲的,为了孩子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也都可以受,又何止这泥泞崎岖的一段路呢!
  抗日战争时期,从济南到滕县,由滕县到武汉,从武汉辗转搭江轮去四川万县,沿途难民如潮,交通阻塞,而敌机又频频狂轰滥炸,老少十几口人的家,到处迁徙,最后定居重庆南温泉。胜利后全家又过三峡经上海、南京平安返回青岛。每一次动迁与奔波,全是母亲操心费力去完成的。
  如今她老人家又不远千里,辛辛苦苦来到潍北农场,看望她那已10年刑满却不能回家的儿子。
  见面时,我喊了一声——“妈!”
  第二句话就说不出来了……
  我找到生产队王队长,让理发员小周把他那间小屋临时让了出来,安排母亲住下。到吃饭的时候,我多买了一份饭,我说:“妈,你快趁热吃吧,这是新蒸出来的粑古。”
  母亲在家是做饭、炒菜的能手,曾为我父亲设家宴招待过许多朋友,深得好评。可面对我送上来的饭,老人家竟愣住了。我怕凉了咬不动了,催她快吃。她见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也就掰了一口嚼了起来。嚼了一会儿,又吐出来了。母亲慈爱的目光中,似有无限心痛,她说:“这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嚼不烂,也咽不下去呢?”
  我立即拿出她从济南带来的点心和五香酱牛肉,让她吃。母亲笑了笑说:“这点东西,在济南也不容易买到,是你奶奶和你爸叫捎来给你吃的啊!”为了使母亲能吃上一顿饭,我去找了王队长,他批了个条子,我去干部食堂买出两个小馒头。
  请了两天假,陪母亲拉家常,最主要的谈话内容是:为什么不能回家!我想方设法让老人家相信,到期不能回家的原因,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是政府怕我们出去找不着工作,照顾留场就业的。母亲对我的解释,似乎不太理解,但也认为既是政府的决定,任谁也无可奈何啊!
  送走了母亲的第二年秋天,她又风尘仆仆地来了。那时我已调去三分场。
  母亲说:你奶奶今年85岁了,因为生活不好,身体又有病,你也就业两年了,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看来我母亲第二次到潍北农场来,精神压力很大。她不说,我也明白。
  为什么刑期满了,必须强迫留场就业呢?
  这符合中央实事求是的政策吗?
  母亲要走了,我硬着头皮去找了场长,以送我母亲回济南为由,请假离开了潍北农场。
  于是,我怀着重重疑虑和不安的心情,伴随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回到了济南市。


  十.重建家园

  济南市解放桥附近有条僻静的小街,名叫后坡街。我大妹妹秀真丈夫的二嫂周仁敏的家就住在那里。
  在仁敏的介绍下,我父母于两年前租赁了后坡街张家院中的两间小屋,从由里庄又迁回了济南市。
  租赁的这两间房,一间是东厢房,约有12平方米大,除了那张大棕床外,还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唯一的一点空地方,是堆满了书的老式书架子。另一间小屋在大门里边,实际上是间供佣人住的门房,里边安了一架单人床,堆了一些杂物。我回到济南之后,这间门房就变成了我的卧室。
  家人团聚,尤其是告别10年铁窗、经过10年煎熬之后的团聚,本应激动人心,充满欢乐,可是上至高龄祖母,下至弟兄姐妹,还有其他亲友,特别是我的父母,相见时,脸上都没有笑容。
  那位同我一道由香港归来,又同时入狱,被判5年刑的王鸿智叔叔见了我,只是张大了嘴,说了一声:“啊,忻民你回来了!你奶奶天天都在想你啊。”话没说完,声调就变了。我们都强压住欲抱头痛哭的感情,旁顾左右,转换了话题。
  想当初,叔叔从香港回来也是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和香港的高工资待遇。如今5年刑满了,也被强行留在梁家庄劳改窑场就业。有时在医务室为犯人们看看病,有时去车间参加体力劳动,有时允许回家,有时被禁止回家。他对我的处境十分理解与同情,因为我还不如他呢!
  济南西郊由里庄的家,经历了1958年那场黄河大水灾之后已片瓦不存,后坡街的家又过于狭窄。后来父母被大妹秀真接到青岛李村居住。鸿智叔住的地方,只有三间小屋。北间是鸿智叔夫妇的卧室,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的空间;中间是过道,也是冬天安炉子做饭的地方;南间靠西墙窗下是一张治疗台,原是为给病人看病用的,现在变成了我祖母的病床,因为床腿太高,老人每逢上下床,都得踏着小板凳。
  那时候每人每月的口粮供应都有严格的定量,各自的口粮都不够吃,只好分别装在各自的粮袋里,由自己保管。
  鸿智叔有3个儿子,有上中学的,也有上小学的,他们虽然不能住在家里(确实挤不下),但口粮却在家里存放,由其母亲代管。
  我常听祖母说,她那份口粮,老是吃不到月底,就没有了。后来她发现是她的孙子们在悄悄地帮她吃呐!
  孩子们都是在她老人看护下长大的,现在正是发育成长的时期。上学加上一些必要的社会劳动,如果吃不饱,身体很难承受得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孩子们可能认为人老了、吃不太多,但这无形中却增加了老人对饥饿的恐惧!也令鸿智叔夫妇在85岁高龄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之间左右为难了!本来和和睦睦的家庭、有时难免发生些不愉快的争执。使这个多年来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家庭,又多了一层“有声有色”的矛盾。
  面对年迈的父母亲人和因营养不良,身体日渐衰弱的祖母,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由里庄离济南市很近,约15公里。那里有土改时留给我们的一份土地,因为没人去耕种,现由别人无偿使用。如果我们自己去经营,我估计全家人的口粮,是可以解决的。但那里连半间房子都没有,怎么办呢?
  最后,还是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向潍北农场申请,要求把我的户口迁回由里庄。我母亲刘淑英,这位识书达理的老人立即表示支持,愿意把她的皮袄卖了,凑钱在由里庄为我盖屋。
  剩下的唯一难题是:谁去潍北农场为我迁户口呢?
  我母亲说:叫小蜀真去吧,她能行!
  蜀真,是我的小妹妹,凡认识她的人都夸奖她聪明能干。上初中时就被学校推选去为来济的国际友人献花。在省立一中高中毕业后,报考的大学是文科,但当时全国正值大炼钢铁的时代,于是,她被分配到冶金学院。她想请求调整一个符合自己志趣的专业,结果反受了批评。后来,在争积极争先进,多抬快跑,“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下,她不慎患上了心脏病。那时她正巧在家休学养病。
  蜀真妹接受了父母给她的去潍北劳改农场为我迁回户口的“艰巨任务”后,先去由里庄隶属的段店公安局派出所讲明了情况,要求开一个准许迁入户口的证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听了她的叙述,认为情况属实,便同意了将刑满释放、留潍北农场就业的王忻民的户口,迁回原籍农村由里庄。
  蜀真妹那年21岁,聪明伶俐。她只身踏上东去的列车后,在协助列车员为旅客送茶水时,认识了一位青年公安干警。当他得知蜀真是去潍北农场的同路人时两人的谈话格外投机。青年看过段店派出所的准迁证后,竟慷慨地答应愿意代办。结果蜀真妹在潍北农场呆了不过两三天,一份户口迁移证就办妥了。
  对我来说,这是十几年来唯一的一次没有多磨的好事。全家人都喜出望外。
  为了祝贺蜀真从潍北顺利归来,也为了庆贺我重新回到家中,母亲为我们包了一顿水饺。父亲把他那份,留出一半,装在饭盒趁热给我奶奶送了去。
  那时候不仅物价高,有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生活物资极其匮乏。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时经常与周仁敏一道去南关小市出地摊,从箱底找出几件旧衣裳来卖几个钱。起初都还有点不好意思,不习惯与人讨价还价。后来邻摊的人嫌她们要价低提出抗议,她们才渐渐地学会做起地摊生意。
  做一手好针线活的母亲,有时也做几件小孩衣服和鞋子去卖。吃饺子的那斤猪肉,就是用两双小鞋换来的。那鞋是母亲费了好多天功夫做成的。
  在家人的帮助下,盖房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木材,是我父亲多年前栽植在院中的杨树、柳树;石头,就地取材,那是我祖父几十年前去长清山里拉回来的,是清一色经过细加工的朵条石。其中一块厚一尺多、长逾一丈的大条石,过去是大门外古槐树下的上马石,因天天有人在上面坐,年深日久,石面已光滑如镜,另一块稍小点的大长方石,与大条石分置大门两边,是我幼年时常爬上爬下的地方。如今它们都派上用场了。
  6000块红砖,上千页瓦,还有石灰、土坯,都准备好了,如果不乘春天盖起来,那一垛垛的土坯遇上大雨,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可是谁来帮我干活呢?挖土、抬石头、伐树拉大锯,我都可以带头去干。唯有盖房子,我一窍不通。虽然在土山盐场时,也偶尔从拉水组调去建筑队干过活,但干的都是小工活,不会砌墙盖房子,更不会木工活。
  由里庄本有一家盖房大家帮忙的习惯,但轮到我要盖房时,问题出来了。村大队党支部提出了“立场”问题。这下可麻烦了。别说我管不起饭,就是大鱼大肉摆上,也没人敢来。这可怎么办呢?
  正当我犯愁的时候,村西头的老邻居赵鸿儒大叔来了。他和我鸿智叔年龄相仿。幼年时曾同在我三老爷爷的私塾里上过学。因为家贫,从少年时就靠捉鱼、做小生意帮助家里,是一位典型的贫雇农。同时也是一位很讲义气的人。听说我鸿智叔上大学时,有一次在济南街上遇见他挑着担子卖鱼,便买了扒鸡、五香酱牛肉等招待他喝了一顿酒,他竟一生念念不忘。
  鸿儒叔听说有人劝我先盖一间“道土帽”临时住着,等年头好了,再盖好房子的事,便说,盖屋不是件小事,要盖就盖得像个屋样。他还告诉我,在长道上,济南劳改队租了古城村的地,在那里种菜园。听说他们还有个修建队,给古城的老百姓盖过屋。你去打听打听,请他们来帮帮忙如何?我问他这消息是否可靠,他说是听他儿子小臣的舅舅说的。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长道上的菜园,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没想到竟出乎意料的顺利。他们以盖三间瓦房收包工费360元的价格,同我签订了承包合同。说明不管饭,只供应开水。为了体谅农民的难处,包工费先付一半,另一半等完工后再交。手续办妥后还把他们队的施工员陈有成介绍与我见面。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父母又拜访了几家亲戚,借了点钱,卖了几件旧衣服,买了些地瓜干和高粱米。
  然后,我母亲带着小蜀真,从济南市回到了由里庄。因为,施工队可以不吃我们的饭,光喝白开水,但我们自己却不能不吃饭啊!
  万事俱备,开工盖房子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3年春天,济南市劳改队西郊古城菜园修建队施工员陈有成,带着20多名青壮年劳力,来到由里庄为王忻民盖房子了。他们干得很卖力气,但却不知道,房主人的身份和他们差不多。
  每逢休息时,母亲为他们冲上一壶茶,送上一盘烟叶和裁成条的纸,供吸烟的人用。中午还预备下绿豆汤,干活的人吃着自己带来的凉干粮和咸菜,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豆汤,似乎很满足。陈有成向母亲客气地说:“大娘,有开水就行了,用不着冲茶和熬绿豆汤啊!”
  可是母亲老是觉得过意不去,不惜东借西借,来尽量做好这微不足道却十分为难的茶水和绿豆汤。因为,那时茶叶也是定量供应的,每户每季度只供给二两粗茶。
  从开工的那天起,蜀真就有了“专职工作”了。从早晨到黄昏,抬水、烧开水、冲茶、熬绿豆汤,都是她的事。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她抬水,她就和母亲俩去抬。那时最近的一口井在村后,往来一趟得费十几分钟,从井里往上提水多半也得靠别人帮忙。蜀真当时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会唱很多流行歌曲,她一边拉风箱,咕哒咕哒地烧水,一边尽情地唱着、歌声伴随着风箱声,回荡在小小的工地上……
  施工中间,遇到了一件人为的难题。有人劝我,屋不可盖得太扎眼了,11檩的进深太宽了,全村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咱这里是滞洪区,大家的房子若是被水一冲都淹掉了,还能光留下你王忻民的这三间吗?他们不便直说叫我少用石头,却提出了少用檩条的建议。我说:盖一次屋不容易,尽量想盖好,盖坚固,我不想让这三间屋见水就倒!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我母亲突然走到我面前,下跪倒在地。我吓了一跳,赶快扶起她老人家,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很多街坊家都说咱这屋盖得太扎眼了,都超过学校的房子了。别人家的屋都是5檩、7檩的,咱能超过人家那么多吗?
  母亲的请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她的坚持下,实际上是在别人的强迫和舆论的压力下,我请木工把已经做好的梁又锯去一节,改11檩为9檩。
  那时农村盖房子,石灰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备料不足,施工员陈有成通知我,必须在两天之内再进2000斤石灰来。
  为了不停工待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跑遍了附近所有卖石灰的山头,从杨庄山,到十里河又越过几重山,找到了鏊子山石灰窑场。一天之内,往返由里庄与济南市三次,总算托人帮忙买到了限次日提货的2000斤石灰。
  由里庄那时只有一辆大胶轮车,没有拉车的马。这怎么办呢?
  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到不少人家去商量,总算找来了帮忙的人。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一行十几人就拉着车上路了。
  从由里庄到鏊子山,要穿越许多崎岖的山路、险路。往返路程超过120里,去的时候是空车,爬山路还不算难。到回来时,靠人力控制的载重车,下山时偶一不慎就会失足滑入山涧,车翻人亡!
  我扶住最外边的车辕,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上,就如同1948年9月逃往青岛时,同赵大爷和鸿义叔误入济南飞机场雷区,我争着走在前边一样。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大家是为给我帮忙而来的。
  近半夜时,拉石灰的车,终于平安地回到了由里庄。我母亲和小蜀真,早已做好了饭,坐在豆油灯下,正不安地等着我们。
  终于,三大间砖、石、土坯混合结构的红瓦房,在众人的帮助下完工了。那两块对我童年很有意义的巨石,一块做了过门石,一块根据施工员的建议,当了西墙的基石。因为每年黄河发大水,都是从西边冲过来。
  完工的那天中午,施工员陈有成把所有干活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只留下一位技工帮他扫尾。按传统习惯,完工酒是必不可少的。我和母亲分别拿着瓢跑遍了由里庄,想借二斤面粉,招待一下陈有成师徒两人。结果竟连一两面也没借到!等我从村东头拿着空瓢回到新屋时,他们早已杳无踪迹了。这使我每逢念及此事,都深感歉意。
  为了安装门窗,在历城八一拖拉机站,戴着小右派帽子的健民弟,省吃俭用找人帮忙定做了新门窗。新屋落成了。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
  但盖房子欠的工钱一直没有凑起来,母亲去济南拿回两床被子,一床是绸子花面的,一床是素花布面的,请邻居们帮忙合计个价处理了。马龙超婶子看中了那床绸子面的被子,想要,并愿多给几块钱,我母亲说:“你家孩子多,盖那床绸子面的被子不合适,拆洗起来不方便,再说那被里、被套也旧了,不如要那三表新的布面被子耐用。”后来龙超婶子把两床被子都要了。日后她逢人谈起买被子的事就情不自禁地说:“弘仁大嫂真是个实在人啊!”
  给修建队送去了一部分钱,最后还欠60元。我和母亲日夜犯愁。
  半个月后,当修建队负责人听说由里庄的王忻民是靠卖被子为他们凑钱时,他慷慨地表示,那60元不要了!他是谁?我连姓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位中共党员。我母亲听说后,感动得落了泪。因为那时家里已很难找出可以变卖的东西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竟成了三年后,三间屋全被没收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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