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提着一个布包袱走出忻州站，高中同学郭吉生来接我，他比我早一年考上了忻州师专中文系，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专业学弟。 我们走过一条短短的窄巷子，出了车站，眼前就是一条大街。我像一只被主人带到旷野的哈巴狗，顿时失去了方向感。宽阔的街道、高大的二层楼房、明晃晃的窗玻璃、穿着漂亮衣服的行人……我的双腿被视觉所困，竟然不能正常行走，像个疯子，东张西望，趔趔趄趄，深一脚浅一脚。  我俩上了接站的校车。这么宽敞的大车，这么明亮的窗玻璃，这么高档的座椅，我傻眼了！感觉到头晕，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手上提着布包袱，愣愣地站立在座椅边，不敢或者忘了往下坐。轿车巨大的启动声吓我一大跳，“扑腾”一声，我重重地被吓倒在一个软绵绵的坐椅上。 轿车穿行在街道上，看着窗外的街景，恍如隔世，新奇迷离。不大一会儿，轿车就停在了校门口，我跌跌撞撞地从车上走下来。定了定恍惚的神情，放眼望去，一栋高大的楼房矗立在校园里，上面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欢迎你，未来的人民教师！ 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欢迎”，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定身法，把我的一辈子牢牢地锁定在了三尺讲台上。 宿舍很小，住我们八个同学，很拥挤。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住过校，因而非常不适应这种群居生活。 我们八个人，四个来自阳泉市，另外四个来自忻州市的四个不同的县。 我在人际交往上有个特殊的癖好，不甚喜欢正儿八经、满脸庄重的人，却喜欢有强烈个性的偏激人物。 阳泉市同学闫建军，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刺激，我们的一些行为在别人眼里很疯癫。我向他学会了抽烟，这个恶劣的癖好，至今难以根除。我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徒步从学校走到原平，一路坎坷，差点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 保德县同学高跃科，每天深夜我们睡了很久后，他才鬼鬼祟祟地回来，回来还不消停，嘎巴嘎巴啃方便面。大晚上的，他在外面干啥去了？这永远是一个谜。师专毕业后，他是和我保持长久联系的唯一一个老舍友。 李建军，阳泉籍，年龄比我们几个都大些，我佩服他的老练。在师专读书的两年里，我俩“共锅”吃饭，我的粮票和菜票也都托付他管理。有同学向我告密：李建军背着你，偷吃好的。我听到后，淡然一笑。 几年前，我们班在忻州市顿村举行毕业三十年聚会，我问阳泉同学：李建军怎么没来？同学语气沉重地告诉我：你见到他，就见不到我们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浑身发冷。原来，他在十年前因车祸而去世，我们早已阴阳两相隔！ 食堂的饭菜真好吃。雪白的馒头棉絮般蓬松，我午饭能吃六个，一只筷子穿三个，像举着冰糖葫芦。在家里吃惯了大烩菜，食堂的炒菜实在是令我垂涎三尺，闻着菜香就口水盈嘴。食堂里支着两口大铁锅，用蒸汽熬稀饭，热气腾腾，水雾缭绕，远远望去，宛若昆仑山仙境。 学校不收伙食费，每月发定量菜票和粮票。男生食量大，粮票不够吃，女生却吃不了。每到月底，男生就想办法找女生要粮票。 同样是要粮票，情况却很复杂。有的是看上了某个女生，借要粮票套近乎，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是真要粮票，纯属解决生计，这种男生一般找女老乡要。那些没有“醉翁之意”和脸皮薄的男生就只好自掏腰包，到食堂专门的窗口买粮票。当然，此种男生并不多，大多数男生还是能够物色到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女同学的。 “见死不救”的女生也有，不过她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吃了闭门羹，搞不到粮票的男生会报复这种女生，故意散布对方一些子虚乌有的“桃色新闻”，以期寻求心理上的虚幻平衡。  男生喜欢用很大很大的饭缸打饭，他们的逻辑是：大饭缸里盛饭，显少，售饭员会多给点。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幼稚安慰，售饭员手里的铁勺，那就是标准。售饭员心中明镜似的，给多给少，根本不会由饭缸的大小决定。 学校西面是卢野村，村民们大片大片地种植白萝卜。我们跑完早操后，偷偷地翻墙出去，溜到萝卜地里偷萝卜。刚行事时，缺乏经验，只能拽一把萝卜缨子，拔不出萝卜来。后来，我们窥视村民哪天浇水，浇水后的第二天去偷，白胖胖的萝卜就会毫不费劲地从软泥里拔出来。 我参加工作后，在好几个城市生活过，没有哪个城市的白萝卜比得上卢野村的白萝卜香甜可口。现在想起来，满嘴生津，回味无穷！ 卢野村出产红薯，紫红色的表皮，细长的身段，外貌很好看。我初次见到村民们赶着驴车在校门口卖红薯时，非常兴奋，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在书上见过红薯的图片，并没有目睹实物。 1987年冬天，校门口有一位老人每天晚上来卖烤红薯。诱人的烤红薯色泽红紫，表皮脆脆的，瓤肉绵绵的，好吃啊！寒冷的冬天，捧上一个热腾腾的红薯，行走于纷飞的大雪中，既有闲居里巷胡同的世俗温暖，也有奔走旅途大道的江湖豪迈…… 我们每学期有一次劳动课，为期一周。也没有什么重活，只是铲铲操场上的杂草，或者在学校的花棚里浇浇花，拽拽草。 铲起来的杂草，用小平车拉到指定的地点堆积。拉草时，每四人一组，两男两女。倒了草，往回返的时候，男生推车，女生坐在车上唱歌。宽阔的操场、环绕的绿树、湛蓝的天空、飘逸的白云、青春的歌声…… 90年代初期，大街上流行一首叫《纤夫的爱》的歌曲——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每当听到这悠扬的歌声，我就自然想起了师专时的劳动课，想起了小平车，想起了女生们的歌声…… 劳动课期间，偶尔也能请一天假。我们就去长征东街的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师专离俱乐部很远，要骑自行车去。当时，自行车很紧缺，只有忻州籍的同学才有。实在借不到自行车，就步行去，那就艰苦了，单程耗时就得一个多小时。  我和政史系的老乡张永发一起步行看过几次电影，我们一般看上午场。印象较深的片子有《骑士的荣誉》《南拳王》《神秘的女人》。散场后，也就中午了。在七一路百货大楼下面的食品店里买几个饼子，我俩都爱喝酒，每人还要买上一小瓶酒。酒是忻州酒厂酿制的“二两妙”，小玻璃瓶，里边装酒二两。 我们坐在商场的台阶上，向售货员要一块干净的纸箱片，把饼子揉碎在纸片上，用手捏着吃。喝着“二两妙”，吃着饼屑，碰碰杯，看来来往往的行人，说些班上的趣闻轶事，倒也逍遥自在。 酒足饭饱，打着饱嗝继续走。如果是夏天，当走到实习饭店的时候，就满头大汗，口干舌燥，走不动了。实习饭店的台阶很宽，很干净，我俩就躺在上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谁能想到，和我睡在台阶上的这位老乡，最终只活了三十二岁，夺走他性命的，就是酒！更不可思议的是，年过半百的我，仍然嗜酒。有时候，我想，人这种动物，真的比其他动物聪明？最起码，这个大大的问号要时刻挂在我的脑袋上的！ 忻州的夏天，可谓苦夏，气温高，闷热，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坐着不动，汗水淋漓，鼻孔好像永远被什么堵塞，呼吸艰难。 晚上更闷热。有一天，我们宿舍的同学们被湿热折腾得没法睡，不知谁提议到教室睡去，那儿空间大，凉快。于是，我们五人披着夜色，悄悄钻入教室。把课桌拼成床，以书本为枕头，睡了。好地方，确实比宿舍凉快多了，呼吸也顺畅。透过高大宽敞的窗户，可以看见满天星光，闪闪烁烁，煞是迷人…… 睡梦中，我们被汹涌而来的蚊子咬醒。摸摸身上，密密麻麻的肉疙瘩火烧火燎，奇痒！只要肯动脑子，办法总是有的。我们把教室的窗帘摘下来，紧紧地裹住身体。这下可好，蚊子无奈，我们安睡。 睡梦中，听到教学楼下人声嚷嚷，叽叽喳喳。大事不好，同学们上完早操来教室上早自习了！ 昨天晚上，我们离开宿舍时，夜已深，校园里空荡荡的，没人。出来时，我们上身只挂了件小背心，下身只挂了件小内裤。马上就是满楼道人，我们赤身裸体的，局面何以堪？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上厕所！”我们狼狈不堪地一齐奔向厕所，龟缩在蹲坑里窥视外面。终于等来班里的一位“救命菩萨”，好说歹说央求他回宿舍给我们取衣服。 折腾了一晚上，被蚊子吸走许多血，还受到了系里边的通报批评。好事的同学还编了两句顺口溜，取笑我们——五侠夜战吸血鬼，赤身裸体扬班威。 师专的管理相当严格，我们每天得跑早操，上早晚自习，写许多作业，同学们唠叨：这哪里是上大学，分明是读高四高五呀！ 星期天，学习任务也很重，得去图书馆读作品，否则文学课的作业就没法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基督山伯爵》《红楼梦》……堆积如山的名著，压得我们没有喘气的功夫。 当然，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得不关注当代文学。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阿城《棋王》……都是我们读了好几遍的优秀作品。  晚上，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最热闹的事情是舍友们一起听流行歌曲。 最初听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接着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韩宝仪《粉红色的记忆》、齐秦《大约在冬季》…… 女歌手张蔷好像一股强劲的风吹来，吹得我们热血沸腾。从磁带盒上看到，她的发型超酷——爆炸头。她的歌声极具侵略性，我们反复听她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1987年听到的最后一首流行歌曲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现在提起来，那歌声仍然很熟悉，只是多了一份沧桑感。弹指一挥间，三十五年就消逝了，人生，难道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1989年7月13日，我大学毕业离校的日子。 夏日的阳光热辣灼眼，我两手提着并不沉重的行礼，怀着兴奋而又青涩、激动而又空幻的心情，在校门口停下了脚步。转身，抬头，凝望…… “忻州师专”四个校名大字清雅可人，笔挺端庄，在阳光下醒目地折射出典雅的风韵。 欢迎你，未来的人民教师！——两年前刚入学时，校门口图书楼上挂着的那条巨幅标语，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两年前，“未来”还是个很遥远、很虚幻的期待，好像我们读过的顾城、北岛、舒婷的朦胧诗。不曾想，转眼间，七百多个日子如同飘散的云烟，悄悄地逝去。 我就要登上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了。更没有料到，我像长江三峡上的那座“望夫石”，在讲台上一站，就从二十一岁站到了五十四岁。 三十多年来，教室里的黑板由水泥质地的黑色变成了塑料质地的墨绿色，我浓密的头发由黑色变成苍白色且已稀稀疏疏，没有几根了…… 然而，唯一没变的是我手里紧紧攥着的粉笔，永远那么笔直，永远那么洁白！■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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