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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特别爱唱一首藏族民歌，歌名叫做《毛主席像章戴在我胸前》，节奏欢快跳跃： 毛主席的像章， 戴在我胸前呀， 哎噻哎噻吗唻啦， 戴在我胸前呀！ 哎…… 金色的像章放光芒， 心中升起红太阳，心中升起红太阳！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年舞台上革命文艺战士穿着藏族服装，胸前佩戴着非常夸张的主席像章，蹦来蹦去地演唱这首歌的情景。 是的，我们这代人，对主席像章有着特别的回忆和特别的情感。 文革开始后，人们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想尽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和忠诚，我前面的文章讲过关于“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等等，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表忠心的形式还有很多很多。收集主席像章就是其中之一。 听人说，我国最早的毛主席像章是1945年为庆祝党的七大召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特意制作的，设计者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也有人说，第一枚主席像章是193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祝贺毛主席在江西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制作的。但在我的记忆里，最早出现的主席像章是在1966年秋天。 那是文革开始不久，人们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在家里挂上毛主席的画像，到新华书店排队购买《毛泽东选集》，每天都随身携带一本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再后来就是想方设法得到一枚毛主席的像章。那时候得到一枚主席像章非常不容易，我看到一些小伙伴佩戴着主席像章挺着胸脯走过去，心里真是羡慕嫉妒爱啊！ 有个小故事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主席像章的渴望。1966年10月，《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封边防战士的来信，说他们的边防哨所只有一枚主席像章，战士们都非常喜爱，轮到谁执勤的时候谁才可以佩戴，戴上主席像章站在哨位上，心里充满了阳光。这封信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各地的红卫兵和各界群众纷纷给报社写信，愿意把自己珍藏的主席像章割爱送给边防战士。 《人民日报》后来还跟踪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为了接受毛泽东像章，走了一百多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顿饭，其他二位战友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首长把主席像章别在他们胸前时，三名战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种情感，现在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到了。 我得到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老爸送给我的，好像是他们单位发的，每人只有一枚，非常珍贵。那是最早的一批主席像章，很小，只比壹分钱硬币稍大一些，烤漆红底、金色的毛主席侧面头像。我觉得那个像章特别好看，特别新鲜，而且还代表着一种特殊的革命身份，因为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是没有权利佩戴主席像章的。我佩戴的时候特别小心，生怕一不小心把像章磨坏了。 后来，因为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单位都在积极制作主席纪念章，数量和种类逐渐多起来了。在材质方面，除了铝制的还有塑料的、有机玻璃的、铜制的等等。主席的形象方面，有全身、半身、头像，挥巨手、挥军帽，军装、中山装等等，图案有“日出韶山”、“南湖建党”、“安源朝阳”、“八一枪声”、“星火燎原”“井冈火炬”、“遵义红旗”、“万里长征”、“延安宝塔”、“百万雄师”、“天翻地覆”、“六亿神州”、“五洲震荡”等等，此外，红太阳、青松、梅花、向日葵、国旗、党旗等都经常出现在主席像章上。 那时候，不管男女老幼、工农兵学商，人人胸前都佩戴着主席的纪念章，亲朋好友之间赠送的最珍贵的礼品也是主席像章，所以到了文革后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十枚甚至上百枚的纪念章。
随着各式各样的像章大量出现，交换像章的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开始的时候，交换像章只是熟人之间的互通有无，但渐渐地交换的圈子越来越大，从亲友之间扩大到了社会上，与互不认识的人交换。大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这是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热爱嘛，谁都希望得到更新、更全、更多的主席像章。 当时在北京的大前门附近和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商店对面，都有交换毛主席像章的“黑市”。在那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藏着，他们把各种毛主席像章整齐地别在平绒布或泡沫海绵上，互相鉴赏、交换。 但主席像章有大有小、有新有旧，有的制作粗糙，有的制作精良，互相之间怎么交换呢？再说，主席的像章是神圣的，不能说这个值多少钱、那个值多少钱，也不能说这个像章好那个像章不好。 我就见过交换像章时因此而打架的：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在街上交换像章，中年人说：“同志，我用两个换你这一个，行不？” 小伙子看了看这位手里的像章，随口说：“就你那个破玩意，跟我换？想得美！” 中年人听罢抬手就是一拳：“你反动！你敢说毛主席像章是破玩意？” 小伙子挨了打还得一个劲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 这会儿说啥也没用了，周围的几个人也开始推推搡搡地揍他，等那几个人走后，小伙子才发现自己心爱的像章已经被人家拿走了。赶紧一边哭一边去追，可那几个人早没影儿了。 交换像章的群众活动亟需一个“等价交换”的规则，聪明的革命群众就是有办法，他们确定一种个头最小的像章为一个单位，其他纪念章都以此为单位进行交换。大家称这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像章为“小头”。 比如有人手里有一套新出的“韶山纪念章”，别人问怎么换？他就会说：“20个小头”。这时他并不是真的想要20个小像章，只是表示他手里像章的身价。假如对方手里有一套“井冈山像章”，就会说：“我这个值10个小头，我两套换你一套行不？”于是像章的交换就根据这个规则顺利地进行。 说起来有意思，我后来在银行工作，培训时老师讲《货币银行学》，其中讲到“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有同事绕不明白，我当时心里马上就想到了当年交换像章时的“小头”，原理是一样的嘛，顿时豁然开朗。没想到我最初的金融知识竟是在文革中得到启蒙的。 我记得当年最热门的像章是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特制的，分批发给全军官兵，是一枚五角星形状的像章及与之配套的长条形“为人民服务”语录章。简称“军星”，第一批发放的“军星”称为“一批星”，价值特别高，大概值上百个“小头”，有人说二十套“一批星”就可以换一辆锰钢自行车，但我只是听说，没法证实。 有一次我跑到前门交换像章的现场去看过热闹。刚扎进人堆，就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走到我身旁，低声问道：“嘿，换吗？”我看看他，手里并没有用于交换的像章，就没理他，说时迟那时快，那人看看左右没人，突然掀开军大衣，露出“庐山真面目”，那架势如同杨子荣在威虎山献联络图一样潇洒。我惊讶地看到，军大衣的内侧别满了琳琅满目各式各样毛主席像章，他迅速地把像章在我眼前一晃，然后赶紧把军大衣合上，再次低声问我：“换不换？”我摇摇头，他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 我当时觉得这人有点神经不正常，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鬼鬼祟祟的，一是怕有关部门查，二是怕有人抢。 那时候有关部门认为交易毛泽东像章对领袖不敬，属不当行为，经常组织公安、红卫兵、工人民兵联合查抄。不定什么时候，载着公安干警、红卫兵和工人民兵的卡车就会突然出现，交换像章的人群顿时如鸟兽散，反应慢的倒霉蛋就会束手就擒，心爱的像章也会被收缴。反复的查抄让交换像章的人也学乖了，所以琢磨出这种把像章藏在大衣内侧的掩护方法。交易时如孔雀开屏般向买主展示，稍有风吹草动，即迅速把衣服扣上，装作若无其事样子，扬长而去。据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第一批“倒爷”中，很多都是在像章交易市场中经过“战斗洗礼”的。 防查容易，防抢就难了。文革初有段时间，走在大街上有两件东西要特别保护好，一不留神就被人家抢走了。一个是“国防绿军帽”，另一个就是主席像章。 抢军帽叫“飞帽子”，一般是俩人协同作战，一人骑自行车驮着另一个人，从戴着“国防绿帽子”的人身后悄悄接近，“飞”到帽子后迅速逃离。 抢像章只能是一人单独作案，一般是走到佩戴像章的人面前，假装问路或闲聊，趁其不备，用左手按住像章后边的别针，向上轻轻一抬，别针扣就自动打开了，向左一拉，像章就拿下来了。呵呵，说得这么详细，好像我当年抢过人家像章似的，绝对没有！恰恰相反，我是个弱者，我是在被抢的经历中揣摩出这套手法的。我还研究出一个防抢的绝招，就是用别针在像章别针后面再别一下，对方怎么拽也拽不下来了。 到了文革后期，像章太多了，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而且做的也越来越大。我听过一个传说：有一个单位把一套很大的像章敬献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后很不高兴，在上面批示：“还我飞机！”因为做像章用的材料用的是制造飞机的铝。都做成像章，国防怎么办？ 后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从此，像章制作逐渐降温。 几十年过去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毛泽东像章又被人们赋予了新的意义，民间的收藏热一浪高过一浪，有的像章价值高的惊人，很多人捶胸顿足：“早知如此，当年就该多存一些啊！那套军星不该随便送人啊！”有些司机还把像章挂在驾驶室，作为行车的保护神。 看来像章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还在发挥着新的功能呢，可惜这与当年革命群众喜爱主席像章的“初心”已经大相径庭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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