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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突然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黄帅女士在北京朝阳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年仅57岁。”我心里禁不住咯噔一下：黄帅比我们小好几岁，怎么就去世了呢？这消息属实吗？ 其实，黄帅既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她，但并不认识她。我惊讶她的早逝，是因为她曾经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她的几篇“小学生日记”，搅动了中国整个教育界甚至影响到了全国各行各业，当然也影响到了当时还是一个在校学生的我。 “黄帅事件”的起因非常小、非常小，本是一件几乎每所学校每天都可能发生的小事，但这个事件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大，几乎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 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对这个事件非常陌生，我先简单叙述一下它的经过： 1973年9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某班级的课堂上，一个小学生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就是“黄帅事件”的导火索。 这种情景诸位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遇到过？一般情况下，老师不过是警告一下，不会真的拿教鞭敲学生脑袋的，即便是敲了，也会是“蜻蜓点水”般意思意思。我们小时候没有遭遇过“红.黄.蓝式的惩罚式教育”，我上了十几年学，只见过学生打老师，从没见过老师打学生。而且别忘了，1973年正是在文革时期，英勇的红卫兵早就把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威风打趴下了，哪个老师敢打“革命小将”？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却引得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黄帅同学看不下去了，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正是这样一篇日记，后来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说到这里，年轻朋友们可能会产生疑问了：人家黄帅同学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说一点对老师的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啊？怎么就发展成一个“黄帅事件”呢？ 诸位年轻朋友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写日记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大家写日记时都是先抄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有时候也会斗私批修，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但特别隐私的个人问题绝对不会写，因为那时候同学之间经常会交换日记看，有的老师也会把同学们的日记收上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那是个奇怪的年代，没有什么“日记隐私”的概念，现在的年轻朋友肯定是无法理解的。 在这种日记公开的习俗下，于是乎，黄帅同学的这篇日记就不可避免地被班主任老师看到了，这位班主任老师可能也是个暴脾气，看罢心中十分不快，认为黄帅提意见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这位老师就号召同学们“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依然是一个学校里常见的师生矛盾而已，老师和学生谈一次话，或是与家长沟通一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接下来发生的状况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黄帅同学觉得自己委屈，于是就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这当中有个细节我说不清楚，就是一个普通小学生的来信怎么就到了中央文革高层手里？社会上有很多传言，因为没有可靠依据，我就不“传谣”了，但这确实是个比较异常的细节。） 黄帅的这封信算是赶在点子上了。 当时，文革已经折腾了七年之久，社会各界及普通百姓都感觉筋疲力尽，国民经济也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上就有了一种希望“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呼声，反映在教育界，就是很多人都希望学生能够安下心来好好读书，提高教育质量，恢复高考等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铁三中一些有良心的老师就悄悄找来一些文革前的高考题让我们做，让我们了解正常的大学入学考试应该是个什么水平。教我们语文的姚玉强老师给我找来当时的“禁书”——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王愿坚的《父亲》等范文，让我们了解那些名著的风采。那段时间我们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励志努力学习，上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原本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诉求，但却被“四人帮”认定是一种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必须严厉回击！ 反击就需要“炮弹”，急需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恰在此时，黄帅同学的这封来信出现了！真是太及时了！ 黄帅那封只有六百字的来信很快得到了报社的回复，告诉黄帅：“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完了！一下子就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教育界必将面临一场血雨腥风。 报社把黄帅的日记作了摘编，并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不久后，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北京日报》编者按是这么说的：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路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是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 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支持运动的对立面…… 《小学生日记》一发表，黄帅同学立刻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活动。 在此之前，社会上刚刚出过一个“反潮流英雄”，叫张铁生，考大学不会答题，面对白卷，心有不甘，就在试卷后边吐槽，发了一大通牢骚，说自己为了工作没时间复习，所以答不上来，这不公平，等等。结果成为了“反潮流英雄”，他的那封信被冠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辽宁日报》发表，后来他顺利上了大学，被全国人民称之为“白卷英雄”。 这回又出了一个“写日记的小黄帅”，两股“反潮流”汇到一起，加上强大的政治舆论支持，于是就成为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大潮流，这股潮流冲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文革感到厌倦、妄图“恢复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恢复从高中生中直接录取大学生制度”等“资本主义复辟思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也把我们这些好学生心里暗藏的“好好学习上大学”的梦想砸得粉碎！等待我们的就只剩下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所以说，“白卷事件”和“小学生日记事件”对中国社会的伤害是很大的（我强调一下：我说的是两个事件，不是两个人，当事人应该也属于被利用的受害者吧）。 我不知道与黄帅同学较劲的那位班主任后来的命运如何，估计不会太好受。为这件事受到影响的可不只是这位班主任，还有很多人，作家邢卓就是其中之一。 黄帅的那封信在报纸上刊登后，当年二十岁出头的内蒙古知青邢卓，和同伴王文尧、恩亚立一起，以“王亚卓”的名字给黄帅写信，和她探讨“师道尊严”的问题。却不曾想，他们三人因这起“王亚卓事件”被批判、发配偏远地区劳改，人生轨迹有了重大改变。 黄帅同学的回信写得慷慨激昂，水平很高，我不敢相信一个小学生能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但没有事实根据我不瞎猜哈，大家看看黄帅同学的回信，体会一下吧。 ——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 王亚卓同志：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看到你来信的开头语，使我不平静地读了好几遍，和你一样，我对你的来信也“想了许多问题”。报上发表了我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引起你给我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春节几天，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你同我们的分歧。欢迎你对我这封信继续提出批评。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在你的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高压、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最后我要把手拍得最响，把声放得响亮，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小兵 黄帅 （《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２日） 时隔这么多年，我读到以上文字时依然是心惊肉跳的，那个时候，文字是可以杀人的啊！ 既然是被《人民日报》点名的事件，“王亚卓”自然就跑不掉了，他们的一生也随之改变了。 几十年之后，有记者采访了当事人。 “王亚卓”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邢卓先生如今已经65岁了，曾在中学教书，后来成为一名作家。除了四十多年前和黄帅因为“师道尊严”的争论通过一次书信之外，他与黄帅再无交集，也从未与黄帅见过面。他说，这么多年，自己并没有刻意去关心黄帅的情况。听说黄帅去世的消息后他有些意外，他感叹道：“她还很年轻，走得太早了。”并宽厚地表示：“她当年也是被利用，她也只是个单纯的小女孩，我对她并没有怨恨。”由于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变故，邢卓生过一场大病，住过很长时间的院。他现在把健康看得更重要，闲来看看哲学书，依然继续写作。他说：“当年那段历史已经被记下来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起先，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她完全没有想到（其实她应该想到的），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报纸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黄帅回忆说，整个青少年时期，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其实人们对她是十分宽厚的，1979年，她报考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就表态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于是，黄帅顺利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黄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某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去日本留学。1998年黄帅从日本回国，回到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黄帅一直对自己的这段历史保持沉默。2013年，她的《黄帅心语》出版，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我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说他很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黄帅说出这段历史的真相，对那件事给“王亚卓”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有所悔悟，但一无所获。 黄帅究竟有没有道歉过，我不知道，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如今，黄帅离世，“死者为大”，不应该再说什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应该引以为戒，这种危害中华民族发展的闹剧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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