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政治话语、族性、女人等词早已成为我们日常语汇的一部分，我们使用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可能会忽略了，它们亦不过是1960年代由于社会巨变与转型才兴起的。身份政治对左派意味着什么呢？霍布斯鲍姆指出了它们本质上的不同，即左派的政治规划是为全人类，而身份政治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这也就是左派为什么不能以身份政治为基础、身份集团并非左派的核心问题的原因。以上，霍布斯鲍姆指出有一种建立在共同诉求基础上的全面的身份政治形式，也即“公民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这种“公民民族主义”至少从国家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本文为作者1996年5月2日在伦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所做的巴里·埃米尔和诺尔曼·梅尔布恩基金讲座（the Barry Amiel and Norman Melburn Trust Lecture）的演讲文本，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01期，译者易晖，转载自公众号“保马”，特此感谢！
我的演讲要讨论一个大家意料之外的新主题。我们已经熟悉了诸如“集体身份”、“身份集团”、“身份政治”，或者是“种族性（ethnicity）”这类术语，以至于很难想起它们是在近时才开始成为当下政治话语词汇表或行话的一部分的。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下1968年出版——即写于1960年代中期——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你会发现关于身份（identity）一词，除了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针对进入自我发现期的青少年的所谓“身份危机”而作的有关心理社会学身份的研究，以及一条关于选举人身份的一般性介绍，就再找不到其他条目了。至于种族性，在1970年代早期的《牛津英语词典》中，它还只是作为一个表明“异端和异教的迷信（heathendom and heathen superstition）”的稀罕词出现，记录着一些出自18世纪的材料。
简言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些仅在1960年代才开始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它们问世后，在美国最容易受到追捧，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对追踪社会和心理氛围、压力以及其他症候有着异乎寻常兴趣的社会，而主要原因还在于自从美国成为一个全欧洲移民大规模聚集的国家，身份政治的最显在形式——但并非唯一形式——种族性就一直是其政治的核心。大致说来，这一新族性随着格拉泽（Glazer）和莫伊尼汉（Moynihan）出版于1963年的《熔炉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并随着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出版于1972年的《无法融合的种族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Unmeltable Ethnics）成为一个激进的工程。众所周知，前一本书是一个犹太教授和一个爱尔兰人——他已成为纽约州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所写，而后一本书的作者则是一位斯洛伐克裔的天主教徒。我们暂且不必过分纠结于为何这一切都出现在1960年代，但我得提醒一句——至少是在引领风尚的美国——这个年代还出现了身份政治的另外两个变种：现代（即后扩大女性参政权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
我并不是说在1960年代以前，人们不会去反省自己的公共身份问题。在某些不明确的环境下，人们往往会去追问，例如在法国的洛林工业区，那里的官方语言和国籍在一个世纪里变换了五次，原有的乡村生活向工业化和半都市化转变，而疆界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重画过七次。无怪乎人们会问：“柏林人知道自己是柏林人，巴黎人知道自己是巴黎人，但我们是谁？”或者如另一篇访谈所说：“我来自洛林，我的文化是德国的，我的国籍是法国，但我用我们的方言思考。”实际上，在人们无法拥有多重、混合身份的时候，这些情形会造成真实的身份问题，而这种多重的混合身份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当人们“与过去以及各种一般文化实践”发生分离时，情况更是如此。然而直到1960年代，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还被限定在政治的一些特殊疆界里，并不处于中心地位。
但自1960年代以来，这些问题开始处于中心地位了。原因何在？无疑，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和体制里，有其这样那样的特殊原因，比如在美国宪法所实施的特殊程序里——如1950年代首次赋予黑人并进而扩大到妇女的公民权利的裁决，便为其他身份集团提供了表率。与此相类——尤其是在那些存在党派竞选的国家——将自己归入这样一个身份集团可以获得实在的政治优势，例如，为取悦这些集团成员而采取正向差别对待政策（positive discrimination），提供就业配额等等。美国的情形就是这样，而且也不限于美国。比如在印度，政府致力于营造社会平等，为了享受某些专为底层集团提供的工作机会，把自己归入低种姓或某个土著部落可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在我看来，身份政治的出现是本世纪（20世纪）第三个25年开始产生的迅速而意义深远的社会巨变与转型的一个结果，这一点我在《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书关于“短二十世纪”历史的第二部分中试图做出描述和阐释。这一观点并非我独有，譬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5年就认为：“传统的权力结构以及早先的情感社会单位——历史形成的民族与阶级——的瓦解……使得种族依附更为凸显。”
《极端的年代》
[英]霍姆斯鲍姆 著，郑明萱 译，中信出版社2017-8
实际上我们知道，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及其运动都在这样的转型中受到削弱。不仅如此，我们一直——并且仍将——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文化革命”当中，“传统的社会规范、结构和价值大肆消散，使得大量发达国家的居民陷入孤独与被剥夺的状态”。请允许我继续引用我本人的说法，“在过去数十年，当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难见于现实生活之中时，'共同体’一词就变得再轻飘再空泛不过了”。在一个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永远会去寻找可以归附的集团，而且他们也在某个身份集团中得以如愿。因此就有了杰出的、本人就是加勒比裔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发现的悖论：人们选择归附于某个身份集团，但“这一选择以一种顽强生成并坚定持有的信念为前提，即认为个体除了归附于这一特定集团，绝没有其他选择”。这种选择性有时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从1960至1990年，自称为“美国印第安人”或者“土著美国人”的美国人数量几乎翻了两番，从大约50万增加到大约200万，这远非一般的人口统计所能解释。此外，70%的“土著美国人”与外族通婚，因此种族意义的“土著美国人”已经远不能清晰辨认了。
因此，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集体性“身份”，这种归属于某个主要集团的情感，它的基础是什么？我提请大家注意四点。
首先，集体身份是从否定意义上，也就是说，通过对他者的排除来确定的。“我们（We）”识别自己是“我们（us）”，是因为我们不同于“他们（them）”。如果不存在不同于我们的“他们”，我们就无法追问自己“我们”是谁。如果没有局外人（Outsiders），也就没有局内人（Insiders）。换句话说，集体身份不是建立在其成员共同拥有什么——除了不是“他者”，他们的共同点可能非常少。贝尔法斯特的统一派（Unionists）和民族主义者，或者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他们原本是难以区别的——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有共同的生活方式，长相和行为也一样——但他们执守着一件区分他们的事情，这就是宗教。反过来说，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那原本是一个混杂的人口，有着各式各样的穆斯林、罗马和希腊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他们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会拳脚相加——正如他们的黎巴嫩邻居那样。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的政策也总是不断提醒他们这一点。
当然，也存在着以其成员共同拥有的客观特性为基础的集体，包括生物学上的性征，或者政治上较敏感的生理特征，如肤色之类。但是大多数集体身份就像衬衣，而不是皮肤，就是说，它们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选择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尽管目前形塑身体是一种时尚，但换一件衬衣还是比换一条胳膊要容易。大多数身份集团并非建立在客观的生理相似或相异基础上，虽然他们都愿意声称自己是“自然”形成的，而非社会建构的。当然，所有的种族也是这样。
其次，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身份就像服装一样可以互换或组合在一起穿戴，而不是唯一的，或像过去那样紧紧粘在身体上。正如每个民意调查者都知道，任何人都不会只有一个身份。除非把人理解成多种特性的结合，否则就没法描述，哪怕是出于形式主义的目的。但是身份政治假定，在我们都拥有的多重身份中，有一种决定着，或者至少主导着我们的政治：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那就做个女人；如果你是个安特里姆郡（Antrim）的统一派，那就做个新教徒；如果你是个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那就做个加泰罗尼亚人；如果你在参与同性恋运动，那就做个同性恋者。当然，你还得摆脱其他身份，因为它们与“真实的”你是不相容的。因此，戴维·塞尔本（David Selbourne），一位万能的理论家和全面的批评者，就曾坚决号召“英国的犹太人”“不要假装去做一个英国人”，要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犹太人。这种主张既危险又荒谬，因为实际上身份并非不能兼容，除非某个外来的权威告诉你不能这样做，或者说在生理上行不通。如果我想同时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以及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不行呢？实际上阻止我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在于各自的宗教权威可能会告诉我，我无法把这些宗教结合起来，或者说不可能执行所有的宗教仪式，因为它们会互相妨碍。
人们通常能够毫无困难地把各种身份结合起来，而这自然也是一般政治区别于局部性身份政治的基础。人们通常甚至不愿意自找麻烦在各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这或者是因为没人要他们这样做，或者是因为这件事情太过复杂。如果让美国的居民报出自己的种族出身，54%会拒绝回答，或者无法给出答案。总之，排他性的身份政治对人们来说不是天生的；而更有可能是被外力强加的——就像本来居住在一起、互相交往和通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被迫分离，或者以柔性一些的方式分离。
迈克尔·波蒂洛（Michael Portillo）
195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职业: 演员 / 编剧 / 配音
第三，人们的身份或其表现并非一成不变，即便你在多个潜在自我中做出了某种选择，就像迈克尔·波蒂洛（Michael Portillo）选择做一个英国人，而不是西班牙人那样。身份或其表现会不断转变，必要时转变还不只一次。例如，非种族集团——如果所有或者大多数成员正好是黑人或犹太人的话——就可能有意识地变成种族集团。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南方基督教浸信会就是这样。相反的例子也有，譬如官方的爱尔兰共和军（the Official IRA）就把自己从一个芬妮亚民族主义组织变成一个阶级组织，如今已成为工人政党，以及爱尔兰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身份有赖于其环境，而环境又是变化的。我们可以想想1920年代牛津剑桥的同性恋社群里的那些正式在册会员，经历了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希特勒的崛起之后，正如他们自己爱说的那样，就从同性国际（Homintern）变成了共产国际（Comintern），从大学精英（Burgess）变成了呆瓜（Blunt），而他们的同性恋也从公开变成私密状态。或者也可以考虑帕特（Pater）的例子，他是一位信奉新教的德裔古典学者、一位伦敦的古典学教授，希特勒上台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得离开德国，因为按照纳粹的标准，他实际上是个犹太人——而这一事实直到他移民前才意识到。不管他此前如何确认自己，之后他必须寻找一个不同的身份。
这一切对左派来说意味着什么？身份集团当然不是左派的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说，由美国和法国革命及社会主义激发起来的左翼大众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联盟或集团同盟，但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不是每个集团的特定目标，而是每个集团都坚信其特定目标得以实现的伟大而普遍的事业：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我们的工党在巅峰时代，也曾经既是一个阶级政党，又是英国本土的少数民族和移民社群的政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一个主张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党。
我们不要误解工党在阶级基础上的主张。政治性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不是局限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运动。也许除英国之外，这些运动没有形成广泛的运动，是因为在19世纪80和90年代，大量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骤然涌现，如春天开满兰铃花的田野，产业工人阶级在大多数国家仍是一个少数群体，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处于社会主义劳工组织之外。请记住，到一战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在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尚未工业化的国家的选举中获得了30%~47%的选票；德国也一样。（我们国家的工党得到的最多选票是1951年的48%。）此外，工人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并非一个局部性问题。工会为挣工资的人追求其局部利益，但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与围绕他们的工会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相安无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要高于工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不仅大多数人都是“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而且劳动者是社会变革必然的历史主体。因此，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希望拥有未来，你就必须参与工人运动。
相反，当劳工运动窄化为一个施压集团，或产业工人的局部运动，像1970年代的英国那样，它便既失去了成为动员广大民众的潜在中心的能力，也失去了面向未来的普遍希望。好斗的“经济学”工联主义对人们没有直接参与这一运动激烈指责，以至于为撒切尔的保守主义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并为这个传统的“单一民族（one-nation）”的保守党蜕变成发动阶级战争（class-war）的好战力量提供了正当理由。更有甚者，无产阶级的身份政治不仅隔绝了工人阶级，而且通过造就互相对立的工人集团来使之分裂。
因此对左派来说，身份政治意味着什么？请让我言明本不必重申的东西。左派的政治规划是普遍主义的：它是为全人类。不管我们如何诠释它们——自由并非只是企业股东或黑人的，而是所有人的；平等也不只是为了加里克俱乐部（GarrickClub）的所有成员或者残障人士，而是为了所有人；博爱也并非只是事关古老的伊顿公学或同性恋者，而是事关所有人。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就种族或民族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犹太复国民族主义——不管我们对之同情与否——总是专门为了犹太人，却想将其余人绞死或炸死。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如此。他们声称要捍卫所有人的民族自决权，但这是谎言。
这就是左派为什么不能以身份政治为基础。它有一个更广泛的议程。对左派来说，爱尔兰历史性地成为一个它为之斗争的族群，但只是众多被剥削、压迫与迫害族群中的一个。而对于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民族主义组织来说，左派过去和现在都仅仅在某种情形下可能当作其为自己目标而奋斗的同盟。在其他情形下，它甚至愿意去争取希特勒的支持，正如它的某些领袖人物在二战中所做的那样。而这适用于每一个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集团，无论它是种族的抑或别的。
当然，左派提出的更广泛的议程，意味着它会支持许多身份集团，至少有时候是这样；反过来，这些身份集团也对左派有所指望。事实上，有些这样的结盟是如此悠久和密切，以至于当结盟关系终止时，左派们会很吃惊，就像一桩婚姻因一方的去世而终止时，人们会很吃惊一样。在美国，“少数族裔（ethnics）”——也就是那些贫穷的移民大众及其后代——不再自发地投票支持民主党了，这似乎有违常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美国黑人甚至也考虑作为一名共和党人来竞选美国总统（我指的是科林·鲍威尔）。然而，民主党里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黑人的共同利益也不是源于他们各自的种族性，即使这一种族性得到了务实的政治家的尊重。促成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渴望，以及一套人们相信能够实践这一渴望的机制。
但这正是很多左派人士一开始把头扎进身份政治的深水时就忘记了的。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种趋势——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把左派本质上当做少数群体——诸如种族、性别、性取向或有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偏好的群体，甚至由从前干脏活的产业工人阶级转变而来的经济上的少数群体及其利益联盟。这虽然可以理解，但也很危险，起码说来，赢得多数并不等于少数的相加。
首先，请允许我重复一遍：身份集团只关心自己，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些集团组成的同盟，不是通过一套共同目标或价值维系起来，只是临时拼凑的统一，很像战争期间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而临时组成的国家同盟。当他们彼此不需要的时候，就会分裂。对身份集团来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左派有所承诺，而只是竭力为自己的目标求取支持。想一想作为一项事业而与左派有着紧密联系的妇女解放运动，这种联系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初，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存在了。但历史地看，1914年之前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是所有三个党派都参与的运动，而且正如我们所知，第一位女性议员实际上是一名保守党党员。
其次，不管他们如何雄辩，身份政治的运动和组织实际上动员的只是少数人，至少在获得政治强力与法律权力之前是这样。民族感情或许具有普遍性，但就我所知，迄今为止在民主国家内尚没有哪个民族分离主义政党能在其选区赢得多数选票（虽然去年秋天加拿大的魁北克人差一点成功了——但之后他们的民族主义者在长篇大论中，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出完全分离的要求）。我不是说这不可能或不会发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通过分离来实现民族独立的最安全的方法，不是诉诸国民投票，而是预先通过其他方式拥有了这一目标。
顺便说来，这构成两个反对身份政治的实在理由。如果没有外部强制和压力，在正常情况下即使动员少数人都很难——哪怕是目标群体里的少数人。因此，组建一个妇女政党对动员妇女选票并不是多么有效的方法。另一个原因在于，强迫人们选择一个——而且只选择一个——身份会将人们互相分离，进而会将这些少数族群隔绝开来。
因此，让一个普遍的运动对少数族群压力集团的特殊需求负责——这种需求甚至不一定来自其选区——可谓是自找麻烦。这在美国表现得尤其明显，为扶持特定的少数族群而采取正向差别对待政策以及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所造成的反弹，至今都非常强大，而问题依然存在。
今天，右派和左派都摆脱不掉身份政治。令人遗憾的是，蜕变成一个纯粹的少数族群联盟的危险对左派来说通常更为巨大，因为启蒙运动之伟大的普遍主义旗号的衰退（这些旗号本质上是左派的），使得左派缺乏明显的办法来构建一个跨越局部边界的共同利益。唯一一个跨越这些边界的所谓“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是生态主义。但糟糕的是，其政治诉求是有限的，而且很可能一直如此。
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年8月26日－2015年12月13日）生于中国昆明，是美国著名的学者，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家。专门研究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
但实际上存在一种全面的身份政治形式，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共同诉求基础上，至少在单个国家内部是这样，这就是公民民族主义（citizen nationalism）。从全球角度看，它可能是某种普遍诉求的对立面，但从国家——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至今且今后仍将安身立命之所——的角度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或者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至少作为想象是真实的。右派，尤其是政府中的右派，总是声称可以垄断它，通常也能操控它。即便是作为“单一民族的保守主义”掘墓人的撒切尔主义也是这样；即便是其幽灵般垂死的继承者梅杰政府，也希望通过把自己的对手打压成不爱国者，以免遭选举失败。
那么为什么左派——当然是英语国家里的左派——很难把自己看做是整个民族（the entire nation）的代表？（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民族是一个国家里所有人民组成的共同体，而不是指某个族群（an ethnic entity））。为什么他们觉得甚至尝试一下都很难？不管怎样，当一个阶级或者说一个阶级联盟，也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开始宣布自己为反抗统治阶级少数派的“民族（the nation）”时，欧洲的左派开始登场了，由此创造出这个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甚至马克思也在《共产党宣言》里设想了这样转型。实际上，你还可以走得更远。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美国最出色的左派观察家之一，在他的著作《共同梦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中指出：“如果左派不代表全体人民——至少表面如此——那它是什么？……如果没有作为单数的人民（people），只有作为多数的人民（peoples），那也就没有左派。”
也有过一些时期，左派不仅想成为整个民族，而且也被视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即使在那些对其志向并不认同的人看来也是如此：在美国，是罗斯福的民主党获得政治领导权时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自1930年代以来。更普遍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遍及整个欧洲的左派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代表了民族，因为它代表了对希特勒及其盟国的抵抗和胜利。因此也就出现了迅速主宰1945年后欧洲政治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转型之间引人注目的联姻。尤其是在英国，1945年的公民投票青睐于工党，因为它被视为国家最好的代表，对抗着由最具领袖魅力和优胜的战时领导者所率领的单一民族的保守党。这确立了这个国家其后35年的历史航向。在此之后，弗郎索瓦·密特朗，一位并非天生具有左派倾向的政治家，选择了社会党作为领导全体法国人的最佳平台。
人们也许会认为，如今是英国左派能声称为英国——即所有人——发声反对腐败、衰落、消沉的政权的另一个时刻。可是那些希望成为不列颠王国下届政府的人，我们在选举前从他们嘴里听到诸如“国家”、“大不列颠”、“民族”、“爱国主义”，甚至“人民”之类的措辞，又何其之少！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不同于1945和1964年，“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公众，他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是不太抱有幻想的”。如果说这就是为何工党用如此压抑的声音对民族说话，或讨论民族问题的原因，那就存在着三重的荒谬性。首先，如果公民真的认为政府做不了太多事情，那他们为什么要选这一派而不是那一派，或者任何别的派别呢？其次，政府，也就是公众利益的国家管理机构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会持续下去。即便是那些梦想用普遍而至高无上的市场来取代政府的疯狂的右派理论家，也需要借助政府来建立他们的乌托邦，或者不如说是敌托邦（dystopia）。在这方面，随着他们的成功，就像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市场的抵制会把那些希望国家回归社会责任的人带回到政治中。1995年，在欣喜而狂热地将自己国家推翻了5年后，2/3的东德人认为从前民主德国的生活和环境要好于今天德国媒体对它的“负面描述和报告”，70%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好的，只是我们的政治家不够称职”。而且最无解的是，因为在过去的17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之下，它相信自己拥有无上权力，它运用这一权力实际上使国家弄得一团糟，它在行将末路之际依然故我，并且哄骗我们相信一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对另一个来说是不可逆的。国家（state）不会消失，问题是政府要懂得如何治理。
政府并非只是关乎选举和重选。在民主政治中，这是一个包含着大量各种形式的谎言的程序，选举变成了财政造假的竞争。遗憾的是，那些和新闻记者一样短视的政治家们，只会把政治看成是永远的竞选季。然而总还是有一些超越选举的事，有一些政府在做和必须要做的事。国家要有未来。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存在希望和恐惧——这个整体不是指作为意识形态说辞的“共同体”，或者说挣钱者和消费者（政治术语叫“纳税人”）的总和，而是指那些乐意在世界杯中为每一支英国队的获胜欢呼的英国人，如果他们尚未失去还存在获胜这事儿的希望的话。因为与科技衰退相伴的团体体育的衰退，并不是英国衰退的小征兆。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1925年10月13日－2013年4月8日），通称撒切尔夫人，英国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为英国首相，1975年至1990年为保守党领袖，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亦是20世纪英国连任时间最长的首相。撒切尔曾被一位前苏联记者描述为“铁娘子”，而此绰号亦反映了其拒绝妥协的政治立场和领导风格。撒切尔在首相任期内的一系列政策与主张被后世称为“撒切尔主义”。
而这恰是撒切尔夫人的长处，她承认政治的这一维度。她知道自己正领导着一群“认为自己不会再像先前那样做伟大之事”的人——在此我引述她的话——“一些相信我们的衰退不可逆转，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的人”。她不像别的政治家，因为她意识到为一群茫然而士气低落的人提供希望和行动的必要性。那或许是一个虚假的希望，当然还有错误的行动，但足以让她扫清党内外的反对派，改变这个国家，同时也是在大肆破坏这个国家。其规划的失败如今已彰显出来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衰退从来没有停止。作为民众，我们比1979年更彷徨，更消沉，而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只有那些能单独组建后保守政府的人，本身也被失败和挫折弄得消沉和张皇，除了保证不增税再没有别的承诺。我们或许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赢得下次大选，我也希望我们能赢，尽管保守党不会在选举中以打税收牌为主，而是会打英联邦、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和英国国旗等牌，而这样做时会让我们毫无防备。那些投我们票的人真的相信我们会带来很大改变吗？如果他们仅仅是无动于衷地选我们，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会搞出一个新工党，而我们会付出同样的努力来复兴和改变英国吗？我们还有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为作者1996年5月2日在伦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所做的巴里·埃米尔和诺尔曼·梅尔布恩基金讲座（the Barry Amiel and Norman Melburn Trust Lecture）的演讲文本，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