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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梁作友诈捐,民国时期最大的乌龙事件

 A松毛岭634高地 2022-08-16 发布于山东


1932年10月,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向委员长蒋介石报告了一件事情:山东有一名低调的商人,名叫梁作友,此人家财万贯,在国家危难之际,愿意拿出三千万捐款来支援政府的建设。

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一边要面对日寇入侵,一边还错误地对红军进行围剿,财政上开支庞大,捉襟见肘。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包括蒋介石在内,已到了“见钱眼开”的地步。

听到有个富人要捐这么一大笔钱,自是喜出望外,没等把此人的背景调查清楚,就迫不及待邀其到南京去洽谈捐款事宜。谁也没想到,一出能载入史册的,充满黑色幽默的闹剧,就此在南京上演。

低调的商人?

梁作友拿着山东省政府的介绍信到达南京后,财政部次长李傥等一众官员接见了他,并把他当作客人,安顿在豪华的中央饭店。

梁作友要捐一笔巨款一事,不仅震惊了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同时也震惊了各界媒体。梁作友刚落脚饭店时,记者们就把饭店围堵得水泄不通,都想要见见这位富豪的真面目。

众人见到梁作友本人时,都有些吃惊,他并不是大众普遍印象中富豪的样子,此人身材矮小,看起来不足一米五,其貌不扬,还是个驼背,腿部有些许残疾,走路不太利索,衣着也简单朴素,穿着布短褂,青布裤和青布鞋,就是一副农民的模样。

可有记者采访他时,他却并不紧张、羞涩,大大方方地面对着镜头,用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回答记者的问题。

梁作友口才不错,称自己是山东龙口人,家住农村,祖父曾是清朝的学者,人到中年时已有了不少积蓄,于是拿着积蓄去做生意,开了一家很大的油坊,到他父亲这一辈时,家中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在东北三省甚至是西伯利亚、俄国海参崴等地,都有他们家的商号。

梁作友还说,父亲很早便去世了,于是他17岁时就继承了诺大的家产,他接手后,家中的生意还在不断扩大。至于他的腿疾,他说是因为四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便落下了腿上的毛病。

梁作友叙述生动、流畅,所讲的事情天马行空,却又似乎能让人信服。按理说,这样的大商人应该是名扬万里才是,可若不是他突然跳出来说要捐款,在场的人都没有一个认识他的。

有记者提出这样的质疑,梁作友解释道,他深知家财万贯的人在这乱世并不安全,即使建造起了御敌的炮楼,也难抵土匪的洗劫,到最后莫说钱财,连性命都难保。

所以,即使他手握巨大财富,也从不张扬,一向低调行事,吃得穿得都不好,连同村的人都不知道他有钱。

梁作友的这番解释,令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记者们最好奇的,还是梁作友到底有多少财富,梁作友神秘一笑,告诉记者说自己大约有七八千万,为了保险起见,家产都分批藏在全国的各个地方。“至于藏在哪里,我自然不能告诉你们”,梁作友如是说。

另外,梁作友还说道,自己捐款是为了救国,不是为了做官,因为他有做生意的才能,但应该不适合去做官。

梁作友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实,谁也不清楚,可既然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出面担保,财政部次长亲自接见,就应该错不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梁作友是个隐姓富豪。

张宗昌

不相信梁作友的人,也相信他有那么多的钱,因为梁作友山东人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个山东人——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这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无恶不作,四处敛财,连自己家乡的民众都不放过。

他自称有“三多”——兵多、钱多、女人多。但在1929年,张宗昌进入山东时,和军阀刘珍年混战,张宗昌惨败,携着财物向海上逃去,途中经过梁作友的家乡龙口。

许多人都传言,张宗昌在逃跑时丢了一张存在日本银行的军费支票,这传言传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也深信不疑。因此,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梁作友是捡到了张宗昌遗失的这笔巨款。

可身为平民,他自然没办法拿着支票到日本银行把钱取出来,只能捐给国家,让国民政府去取,这样子他还立了一功,或许能得到奖赏。这种事自然不能在大众面前直接说出来,梁作友只能编造一些故事,称自己是低调的富豪,以此掩人耳目。

梁作友被视为贵宾,国民政府的人对他说,他在中央饭店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他,但梁作友在饭店每天只要求有一菜一汤,点的也都是像炒肉丝这样的家常菜。给他送菜的服务员对此有些不解,而他只是笑笑,并不多做解释,这样一来,人们更觉得他神秘得很。

所谓民国最大诈骗案

梁作友在中央饭店住了几天后,告知李傥自己想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没见到宋部长,他是不会捐出款项的。

李傥向宋子文汇报此事,约定改天便在自己的住宅内接见梁作友。梁作友便这样见到了高高在上的宋子文,两人商谈了捐款的原则,商谈完毕后,宋子文还特地亲自陪他游览了中山陵,并合影留念。

宋子文

梁作友表示,自己在两个月内就可以汇出三千万,这些款项必须是为国家公用,至于要怎么分配,要看梁作友本人的意愿。

梁作友在和宋子文谈话时说得头头是道,令宋子文称赞不已。宋子文向他提议,这笔捐款分配到军费里的时候,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对于这样的提议,梁作友欣然采纳。这一天下来,两人看起来都十分愉快。

接下来的几天,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实业部长陈公博,以及蒋介石心腹陈果夫等人,都会见了梁作友,这些高官无不称赞梁作友正义、爱国。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对梁作友十分佩服,特地设宴款待他,还送给他一枚刻有“毁家纾难”字样的银盾。

张静江
陈公博
陈果夫

一时间,梁作友名扬南京城,报刊都刊登出了他的“义举”,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都找上门来,想问问梁作友能否为孤儿院、学校、医院等捐款。对于来拜访的形形色色的人,梁作友一开始给出了较为敷衍的回复,后来干脆闭门不见。

出名是出名了,人们却没见到梁作友捐出的款项,再加上他一直向中央饭店的人借钱,却未施一文,众人纷纷怀疑他是否真的有钱。

因为梁作友腿脚不便,所以和他同行,也住在中央饭店的还有和他同村的张德尧,有人便去询问张德尧,梁作友说的话是否属实,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张德尧还细细列举出了梁作友的产业,让人半信半疑。

当时,正在汉口主持反共军事工作的蒋介石对梁作友这个低调的富豪也十分好奇,特地派人给他买了船票,把他接到汉口,想亲自和他谈谈捐款的事。

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梁作友后,跟他说希望他能先拿出一千万用来救济灾民,梁作友连连答应,承诺会在七天内从天津把钱汇来。

可是,七天过去,国民度仍是没有见到梁作友的钱。蒋介石觉得可疑,让汉口的警察局局长陈希曾去调查梁作友的背景。不调查不要紧,这一调查,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原来,梁作友根本就不是什么富豪,他只是山东龙口黄县一个家中有几亩地的农民。

谎言被揭穿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将此人关押起来。梁作友还对蒋介石说,虽然他没有钱,但是他可以给国民党一个建议,那就是让全国四万人都捐出五毛钱,这样就有两万捐款了。

他这一番辩解,把蒋介石都给说懵圈了,他实在没有想到,会有人敢向中央政府行骗。陈希曾对着梁作友咆哮道:“自民国成立以来,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胆大妄为的骗子,竟敢向狮子的儿子下手!”

愤怒归愤怒,蒋介石转念一想,自己还有其他高官都被一个农民给忽悠了,这传出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于是,他赶忙令人封锁报界的消息,然后传达命令,称不会和这个乡巴佬计较,不予他重惩,只会把他赶回去。

梁作友被驱逐出了中央饭店,但此事并没有作罢,被驱逐当天,他又跑到汉口警察局投案自首,要求警察把他关起来,原来,他身上不但没有三千万,连三块钱都没有,没有能付给饭店的钱,也没有回家的路费,而饭店正追着他向他要钱,他宁可被关押起来。

陈希曾哭笑不得,起初拒绝了梁作友的请求,没想到,他竟然躺在警察局地上又哭又闹。为了蒋介石的面子,陈希曾只好给了他二十块钱,并派手下把他押到船上,连夜赶回了山东。

一位记者曾说:“民国闹剧可谓多矣,若论第一闹剧,当属梁氏诈捐。”的确,一个无名小卒能骗到蒋介石和宋子文头上,这也算是民国第一大诈骗案了。蒋介石虽然全力封锁消息,但毕竟难掩众口,这件事还是传得到处都是。

反观之,梁作友招摇行骗却还能全身而退,被遣送回老家,而没有招来杀身之祸,这也算他祖上积了大德。

诈骗案的背后

毋庸置疑,梁作友是个胆大包天的骗子,可许多人好奇的是,这个“诈捐”的骗子到底图什么?整件事从登报到被揭穿,除了在豪华的中央饭店住了一段时间外,他从中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要说只是为了从农村出来,到大城市的饭店过几天好日子,也牵强得很。虽然最后他得以全身而退,但这毕竟是有很大风险要丢掉性命的事,这样做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

另外,一个不识多少字的农民,能一路从山东到南京,骗了蒋介石、宋子文、张静江等一众官员,这些人才学见识都远远在他之上,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却被他耍得团团转,这难道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吗?

一些有心的人认为,诈骗案背后的始作俑者另有其人,梁作友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当时的国民政府会知道梁作友要捐款这件事,就是因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而梁作友写的介绍信也是韩复渠开的。

如果不是韩复渠,梁作友根本就无法上到南京去,也根本无法见到宋子文等一众高官,梁作友第一次见报也是韩复渠一手促成的

韩复渠对梁作友的态度实在反常,而当知道一个名不经传的人说要捐三千万给政府,竟然完全不调查就给了他介绍信,并把他送到南京。因此,有人便认为,这一切都是韩复渠对蒋介石的复仇计划。

韩复渠

那么,韩复渠为什么要报复蒋介石呢?韩复渠其实一直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他本是冯玉祥的手下,1929年,蒋介石以山东省主席和每月六十万军费为诱惑,想要将他招至麾下,韩复渠经受不住权财的诱惑,于是投靠了蒋介石。


冯玉祥

蒋介石的确让他当上了山东省主席,但并没有给他约定好的每月六十万军费,理由是中央财政困难。愤怒的韩复渠一边扣留地方应上缴中央的国税,一边几次三番跑到中央财政部去索要军饷。

财政部的人受不了韩复渠的死缠烂打,对他说道:“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正是这句话,让韩复渠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计划——将满口大话的农民梁作友送到中央去说要捐款,狠狠地耍国民政府一把。所以,梁作友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韩复渠在背后兴许给了他什么好处,作为此事的酬劳。

旁人的猜测是真是假我们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那个行骗至国民政府的梁作友在老家活到了45岁,因病而死。韩复渠就没那么走运了,1938年,蒋介石派特务将韩复渠杀死,死状极其凄惨。

其实,蒋介石自己又怎么会不知道梁作友的背后另有其人呢?他只是不想多此一举杀死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要打击他背后的人。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梁作友是韩复渠安排来恶心自己的,但杀一儆百,倒符合他做事的风格。

分析:

1932年10月,在当时的首都南京,爆出一则颇具“黑色幽默”的新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第一闹剧”——梁作友诈捐事件。

当时,有一个名叫梁作友的山东人声称要给国家捐款三千万。他从乡下老家到县城、再到省城济南、又到南京,和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谈笑风生”,其中包括韩复榘、陈果夫、宋子文、张静江、陈公博等一干“有头有脸”的人物。最后,他更是在武汉直接面见了蒋介石本人。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一次就要捐出三千万的神秘富豪身上竟然连三块钱都没有,是个骗子。


▲网传“诈捐门事件”的主角——梁作友

“第一闹剧”基本事实清楚,但至今仍有重重谜团没有解开。梁作友,这个身体残疾、长相猥琐的山东老农,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接连骗翻诸多见识、学识都远在他之上的大人物,最终差点骗倒蒋介石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多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精都会相信他真的有三千万,进而好吃好住地招待他,并安排他去见蒋介石?反观梁作友本人,在此事件中并没有“诈骗”钱财,只能算是“诈捐”,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么干,图的又是什么呢?

一位报人的回忆录中记下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经过一番探究,研究者们发现:其实梁作友只是个站在台前的“演员”,“诈捐”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另有其人……

​曹聚仁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年轻时做过记者,他曾说:“民国闹剧可谓多矣,若论第一闹剧,当属梁氏诈捐。”

著名记者陶菊隐晚年所著的回忆录《记者生活三十年》对这个“梁氏诈捐”的故事有所涉猎。

▲《记者生活30年》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梁作友除了接受政府安排的食宿以外、只是向宾馆前台借过几十元钱(有说几百元),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其他要求。——梁作友“诈捐”,到底图的是什么?陶菊隐也弄不明白。

陶菊隐又说:“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这也许可以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回答,当时国民党当权派都是些“拜金狂者”,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解释这场“闹剧”,未免太过简单,似乎难有说服力。

毋庸置疑,梁作友是个骗子。提到骗子这个词,我们一般都会首先联想到漂亮的脸蛋、光鲜的衣着。可是梁作友身高不到1.5米,而且还是个“罗锅”(驼背),腿部也有残疾,走路都不利索。初到南京时,他“穿布短褂,青布裤,白布袜,青布鞋”——这形象怎么看也不像是千万富翁。

梁作友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口才不错,对自己的巨额财产来源,他自然也有一番说法。如说,祖上坐过大官,传下“原始积累”,爷爷这辈闯关东、在俄罗斯做生意发了财,财产传到他手上时又因他个人善于经营,钱滚钱、利生利,就有了六七千万,所以打算捐一半给国家”。

但是,如果说南京方面的高官因“山高皇帝远”,而不了解梁作友的真实家庭情况的话。那么,眼皮子底下有这样一个大富豪,家乡的“父母官”还能不知道?这些山东县里、省里的官员为何也会相信梁作友真的有钱,还把他送到南京去呢?

在一些关于“梁氏诈捐”的文章中都曾提到过一个大同小异的背景资料——1929年,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第三次入鲁与军阀刘珍年混战一场,由龙口经海路败逃,沿途丢下不少辎重、财物。据说有一张存在日本银行的军费支票这时丢失。

梁作友就是山东龙口人。当他要捐款的风声传出来后,当时就有人猜测,一定是他捡到了这张支票。当然,梁作友本人始终都没有说过自己捡到了张宗昌的支票。不过,他越是不说、越是沉默,外人就越加相信就是他捡到了。

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自称有“三多”——兵多、钱多、女人多。单说这“钱多”:当时的军阀普遍横征暴敛,不过多数人还不至于鱼肉自己家乡的百姓。而张宗昌则不然,他是山东人,在山东敛财却达到六亲不认的程度。所以,他在败军之际丢失巨款的说法,有很多人都相信。这其中,也包括在南京的大员们。


▲张宗昌

这笔传说中的“张宗昌遗失巨款”是当时人们对梁作友捐款来源的唯一合理解释。一来,“三多将军”钱多,和“三千万”的捐款数额可以匹配上;二来,如果支票真的是被梁作友捡到的话,显然他是不能以个人名义从日本银行里把钱取出来的——只能捐给国家,由政府出面去取钱。让党国吃肉,他才能喝汤。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似乎可以印证:张忠昌的“巨款”是梁作友行骗成功的重要原因。

近年有学者找到了梁作友的侄子、86岁的梁文盛老人。据梁文盛说,梁作友在龙口的客栈里做过帐房先生,正赶上张宗昌兵败,从龙口坐船逃跑,而张宗昌的马弁不知道为什么掉队了,来到梁作友所在的客栈躲避追兵,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包裹让梁作有保管,里面留下了一些纸币和外国银行的存折,总金额大约是3000万元。梁作友想捐献给国家的就是这钱,曾经当着面把这些钱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发现这些钱是张宗昌发行的货币,早已经不能使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场闹剧的另一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刚好急等着钱用。

“梁氏诈捐”发生在1932年10月前后,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九一八”与“一二八”,南京国民政府一面要应对日本人的侵略,一面又要错误地继续武力围剿红军。梁作友见到蒋介石时,蒋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在汉口主持“剿匪”。众所周知,打仗就是“烧钱”。南京国民政府内外两面作战,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这时候,恰巧来了个自己送上门的“梁财神”,能不信吗?

那么,梁作友又是如何当面“忽悠”蒋介石的呢?有史可查,梁作友最终确实是被蒋介石接见了,时间就在1932年的10月18日。但他见了蒋介石之后,两人究竟谈了什么,则显得扑朔迷离。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说:梁说这三千万元的捐款并不是他个人掏腰包的,而是他有一个办法可以筹到三千万捐款。这个办法就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全国四亿人,每人准备一个储蓄罐,每人每年只往罐里存一角钱作为爱国捐款,这样只需要一年不到的时间,国家就有三千多万捐款到手。这难道不是简单易行的筹款妙计吗?!

另种说法是:梁面见蒋介石后慷慨陈词,首先发表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国大论,接着又说全国有权有势的人应该带头捐款,他把一直带在身边的神秘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本子递给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地富商、高官的名单和应捐款数,压轴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蒋本人,其名下应捐款的数额就是三千万!梁作友的意思是,三千万的捐款是由蒋介石出钱,他来“顶名”,因为如果蒋以自己的身份捐钱,老百姓难免会想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为委座“顶”这个名,是为领袖分忧解难。

众所周知,蒋公极好面子,为此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在此“诈捐”事件之后的一两年里,他就接连“做掉”了杨信佛和史量才两位社会知名人士。“做掉”梁作友这个“小角色”、“小把戏”,不夸张地说,简直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毕竟梁作友撒下弥天大谎在先,在法律上也说得过去。不过最终,蒋介石同样是出于“面子”的考虑,没有惩办梁作友,而是叫人给了他20块钱路费打发他回家,并对外发布消息称“姑念乡愚,不予深究,着即驱逐出境”。因此,梁作友没死纯属侥幸。

至此,就有人此人究竟是激蒋抗日的“义士”还是脑子不好使的“笨蛋”展开讨论了。有观点认为,梁作友为什么非要去忽悠蒋介石本人呢?他再“土”、再“疯”也不会不知道“忽悠”全国最高领袖会小命不保吧;同时有另一种观点说,此人是一位爱国的“义士”,他的目的是“激”蒋积极抗日。据说,事件发生后不久,素有反蒋热情的陶行知听说此事就为梁击节叫好,还写了一篇传记,翔实记述了梁作友的生平,打算交商务印书馆刊印发行,只不过后来文稿被查禁了。

据悉,当年梁作友到南京诈捐并不是“悄悄地进村”,他是自县城而省城,由山东省政府派人护送进京的。在山东时,就有《申报》、《新闻报》等各路记者跟着采访报道。到南京后,更是每天都有记者在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围追堵截。但从陶菊隐等记者的报道和文章中并没有看出梁作友身上的“义士”色彩,媒体对他的观察普遍是“财神”或“奇人”。

那么,梁作友会不会真实只是一个“乡愚”,得了张宗昌的支票或者不知已作废的巨款,“很傻很天真”地去南京捐款呢?笔者以为,也不是。他的言谈举止像是个笨蛋吗?至于张宗昌发行的钞票是否作废,更是个伪问题。因为“得钱”和“捐款”之间已间隔了两三年。

在当时,即有媒体提出疑问:如说梁作友的捐款用于抗日,山东各地都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处;用于赈灾,他的老家县城就有赈灾机关;用于实业建设,交县里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奔赴南京?

陶菊隐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一书中说:南京财政部长徐堪事后告诉其友人,这是韩复榘对蒋介石实施的一种报复手段。韩一面扣留地方应上缴中央的国税,一面又向中央催索军饷。财政部愤然回复韩说: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于是韩复榘就“扎了一个毛人”冒充财神爷,送到中央去,使南京政府大丢其脸。因此说梁作友只是个“演员”,闹剧的导演是韩复榘。

据悉,最先将“梁作友要捐三千万”一事上报的,正是韩复榘。而且,在梁作友“骗子”的身份被公之于众之后,韩复榘还接见过他。这一点陶菊隐在文章中也提到了:1933年4月3日,韩在济南省政府又接见了梁作友,梁又炮制一个“十年节约救国计划”,具体办法是全国每人每月储铜元一枚,隔两年交款汇总;另设一个“救国银行”可利用此款发行救国公债20万元。韩对此表示赞赏,并设宴合影。


▲蒋介石与韩复榘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韩复榘对梁作友的态度十分反常。历史资料显示:韩复榘本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1929年,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以山东省主席和每月60万元军费为“诱饵”招他,韩遂脱冯投蒋。其后,韩复榘对当时占领山东的阎锡山进行“闪电战”,将晋军赶出山东,自己则当了“山东王”。

但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如约给他每月60万元的军费。面对赖账的蒋介石,韩复榘借口地方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蒋介石拿他也没有办法。不过之后韩复榘还是不依不饶,几次跑到南京去找蒋介石要钱,蒋却避而不见。之后韩就和蒋彻底撕破了脸皮,全省税收不交中央一分。山东从此实际处于脱离中央的“半独立”状态。

“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想必正是这句暗含讥讽的话激怒了韩复榘,于是他就派了梁作友这个假财神去南京,“帮助”中央“点石成金”,并且还一“点”再“点”。纵观韩的一生,这倒也十分符合他为人处世的风格。

据说“演员”梁作友活了45岁,因病而死;而“导演”韩复榘则没这么走运了。1938年1月,蒋介石派人将其诱捕,乱枪打死,据说死状非常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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