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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增订本）》2022年6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为“有学”系列丛书之一，是陈生玺教授《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的增订再版。全书为数篇有关明清易代之际的相关论文结集而成，主要讨论了明末对后金的战争与明清议和、蒙古各部的纷争、清兵入关、吴三桂降清、陈圆圆其人其事、李岩有无其人、毛文龙之死、袁崇焕冤狱以及清初剃发令等历史专题，为明末清初历史研究典范之作。作者将微观的缜密考证和宏观的全局把握相结合，立体地再现了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的明清更迭图景，不仅是一部立论严谨的历史研究专著，也适宜广大普通读者阅读。书后附录有对郑天挺学术思想的记述，也是作者学术历程的根源所在。 
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增订本）》
作者简介： 陈生玺，陕西乾县人，1932年生，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同年随郑天挺教授攻读明清史副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明清易代史独见》《沧桑艳》（笺释）、《清史研究概说》（合著）、《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大明帝国的陨落》。主持整理《资治通鉴皇家读本》《论语皇家读本》《孟子皇家读本》《治国明鉴》等，纂辑丛书《政书集成》（10卷本）。发表学术论文《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陈圆圆事迹考》《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秦始皇缘何焚书坑儒》《再论李岩其人》等数十篇。 目录《明清易代史独见》本书初版于1991 年，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我1980—1990年十年期间发表的《论明清松锦之战与洪承畴援辽的失败》《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之真相》《陈圆圆其人其事考》等十四篇文章。当时乃是急就之作，因为自1957年“反右”我终止学业之后，认为今生可能与历史科学无缘了。1978年形势回转，我又回到原来的历史专业，当时真是晕头转向，手忙脚乱。一方面要为导师郑天挺先生借阅图书和抄录文稿，一方面还要准备为学生开设清朝开国史课程。这些文章就是在这种夜以继日、匆匆忙忙之中陆续写成的。为了应付教学工作的评估，不得不贸然出版，接受同行的指谬和批评。出乎意料之外，该书出版后得到陈祖武、袁森坡、孙卫国等诸时贤友好撰文推许和鼓励。陈祖武先生说:“《明清易代史独见》立体地再现了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的明清更迭图景。这一点无疑将'有助于正确认识明清之间斗争的特点与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趋势’。发乎考据，超乎考据，这一点也正是为旧时代的历史考据学家不可望其项背的。”（《光明日报》1992年1月15日，《评〈明清易代史独见》）实是过誉之词，不敢承当。袁森坡先生说:“该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考订精确翔实，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一些关键问题上，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对过去史学界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问题，作者溯流探源，进行了审慎求是的分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做到了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尊重历史新见迭出——〈明清易代史独见〉读后》）。孙卫国先生则说:“该书独辟蹊径，立论新颖，史料详尽，论证充分，对明清易代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可谓盖棺之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求实与创新之作——读〈明清易代史独见〉》）这些评论虽有些过誉和溢美之意，但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久被禁锢的思想打开了大门，社会思想活跃，反映了当时学术上各抒己见的良好风气。大家对李自成的失败、李岩有无其人、吴三桂为什么降清及其与名妓陈圆圆之关系、袁崇焕杀毛文龙等问题争论比较激烈。我就个人所见，写了这些文章，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书也被北京大学等高校列入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书目之中。 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又增加了《关于毛文龙被杀之前后》《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质疑》《明将毛文龙在朝鲜的活动》《剃发令对清初的政治影响》《关于吴三桂剃发问题》《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七篇。删去初版附录中的《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南开译丛》1988年第1辑）之英译版，共20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期该书又被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出版的《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社2021年1月）作为《“帝制时期中国史”私房推荐书目》向读者推荐。此书目被誉为中国史最硬核的书目。赵教授在书中介绍说:“《明清易代史独见》为作者的论文集，内容聚集明清易代前后的东北战局、清兵入关、蒙清关系、陈圆圆本事、李岩存没、李自成的下落、毛文龙之死、剃发令等问题，论丛史出，实事求是，新见迭出，正如作者所言，'书中所言偶与前贤所见相同者并非苟同，而大异者也非矜奇立异，均为作者经过一番苦心研究所得的独立见解’”。这个介绍基本反映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此次增订版除了对前本中个别文章做了些补充说明外，又增加了《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郑天挺和西南联大》两文，全书共22篇，算是我30多年来对明清史研究的部分论述辑结，以求教正于大方之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拓展面很广，在历史研究方面我总觉得像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应该持有客观态度，历史事实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研究它也应该抱着纯客观的态度，不应掺杂历史为我所用的主观目的，要“为历史而治历史”，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研究历史，使之能为当世人所相信并可传为后世的信史。他举孔子作鲁史《春秋》为例，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河阳（今河南孟州西）而孔子则书“天王狩于河阳”。孔子主张尊周室，周襄王是天子，晋文公是臣，以臣召君不合礼法，故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是天子到河阳去巡狩，这就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为尊者讳。因为当时周室已经衰微，没有权威来召唤晋文公了。故此我认为对于清朝入据中原的种种暴政恶行，也应如实考究，以求恢复历史的本来的面目。不能因为它是最后的胜利者，建立了大一统的清王朝，便讳而不书或是将某些史实淡化，更不能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而论述清史。此次增订出版，得力于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约稿与编辑的辛勤努力，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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