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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美术大观》2021年第9期
作者 | 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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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为官期间，往返于大都、济南和江浙之间，围绕这些行程创作了大量诗、文、书、画作品。根据作品自述，结合相关文献，从杭州、德清、吴兴出发的标准行程约为45～47天。15次行程，记载了赵孟頫真实的悲欢离合，也让虚构的行程再次浮出水面，无所遁形。
通过对赵孟頫生平文献、书法作品的深入挖掘，本文整理了他15次跨越南北的长途行程，其中准确行程4次，准确和较准确推算的行程9次。根据法律法规、道路条件、行程起止、交通工具、气候影响等因素的统计分析，又对其中的推算行程进行了调整。本文对赵孟頫现有生平研究有修订和补充，为相关作品创作年代、地点、真伪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时空依据，对艺术史研究方法有参考借鉴意义。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应时为皇太子的元仁宗潜邸诏，再赴大都，在南浔北得到独孤和尚以《定武兰亭》相赠，一路题跋临摹，元末时王蒙称作“十六跋”[1]，张绅则称之为“十七跋”[2]，实际应是一十六跋并临摹一段，二说名异实同。元末佚失三跋，所以明人又称“独孤本”并赵孟頫一临十三跋为《兰亭十三跋》至今（图1）。
图1ˉ 兰亭十三跋（局部）ˉ 行书ˉ 赵孟頫ˉ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代另有“静心本”“东屏本”等多个版本流传，题跋数量十一、十六、十七、十八不等，以致众说纷纭。笔者目得，均为一眼可见的俞和作伪[3]。罗振玉藏墨迹本一种[4]，按缩略图亦可见是俞和造，后来见到珂罗版完本，检验伪印也系俞和造（图2），验证了以上基于纯书写风格鉴定的准确性和预见性。当然这些伪本中的故事，如吴森与赵孟頫联舟北上之类，都是捕风捉影的虚构[5]。这里先讨论独孤本《兰亭十三跋》真迹及其刻本。
图2ˉ 俞和作伪赵孟頫款ˉ 兰亭十八跋（局部）ˉ 行书ˉ 罗振玉旧藏本
独孤本《兰亭十三跋》，经冯铨摹刻于《快雪堂法书》，有拓本完本传世，称为“快雪堂本”（图3）。真迹遇火后残缺，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图3ˉ 兰亭十三跋（ 局部）ˉ 行书ˉ 赵孟頫 ˉ《快雪堂法书》刻本
除了作为法帖传世，《兰亭十三跋》也是考察元代大运河、驿站制度、客运、气象的珍贵史料。第一跋时间款“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跋于舟中”，记叙独孤长老送行至南浔北，以《定武兰亭》相示，赵孟頫“因从独孤乞得”。但这并不是此行的真正起点，赵孟頫北行的出发地点应该有三个，分别是德清东衡的德清别业、吴兴的莲花庄和苏湾园、杭州的车桥之馆等房产或官舍，以德清为最常用。倒数第二跋先写作“北行三十四”，写完后又点去“四”改为“二”字，即“北行三十二日”。落款“七日”，即十月七日。查得至大三年九月只有29天[6]，29 7-32 1=5，正好是南浔北得到《定武兰亭》的九月五日，这是赵孟頫文集、书法、书信中极其罕见的一次准确计数记录。通读整段题跋，赵孟頫无非是要表达“时对兰亭，信可乐也”的愉快心情，所以按照记忆顺手写完“北行三十四”后，突然想起之前的两天并没有“时对兰亭”，行文犹豫之间改写为“三十二日”。因此可以由这个犹豫来推断，此行起程还应多出两天，出发时间为九月三日，赵孟頫一开始的“三十四”日是从起点计算，并没有错。由于《兰亭十三跋》缺掉多跋，所以最后并无到达或接近大都的时间。幸好在静嘉堂文库藏《长儿长往帖》（图4）有准确记载：“去岁九月离吴兴，十月十九日到大都。”由此确定，此行共计行程29 19-3 1=46天。
图4ˉ致中峰和尚六札册·长儿长往帖（选页）ˉ 行书ˉ赵孟頫ˉ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对于出发地点问题，需要对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运输情况进行了解。按今天的测算，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
1.昌平经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82千米。其中北京到通州段为25千米。4.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500千米。其中临清到寿张称会通河，长125千米；寿张到济宁称济州河，长75千米；济宁到台儿庄300千米。扣除昌平段57千米，从北京到杭州共1807千米。由于黄河的多次改道，以及黄泛区湖泊的变迁，运河部分河段被迫调整改道，这个统计的里程比元代更长，只能是一个偏大的近似值。今天研究认为元代京杭大运河长度在1500或1700多公里。赵孟頫的出发地点吴兴与德清略近，相距不大。赵孟頫46天行程，日行约33～37千米，中位值约35千米。江南运河从江苏进入浙江，在嘉兴平望分为东、中、西三线（图5）。
图 5ˉ 浙西运河及主要水系
东线由平望经王江泾、嘉兴、石门（崇德）、崇福、塘栖、武林头到杭州。中线由平望经乌镇入湖州练市、含山、新市，穿韶村漾入杭州塘栖，与东线汇合。西线由平望经南浔至吴兴，这条线又称塘，由塘入吴兴城南门第一个港汊即横塘，赵氏莲花庄就在横塘边上；由塘转入城南碧浪湖，赵氏苏湾园就在湖西；向南上溯东苕溪，过洛舍镇，可转入东衡村，赵孟頫的德清别业、松雪斋即在此；洛舍继续上溯可到德清（今乾元镇），由德清可转入西塘河通往杭州。主线之间港汊纵横，由西线的德清东衡村，可向南转入老龙溪、东大港，入塘栖与东、中线汇合；也可向东经钟管镇到新市，与中线汇合，亦可由此穿行到东线的石门。三条主线，杭州出发一般走东线或中线，不经过南浔，可排除；吴兴到南浔只有1天水程，也可排除；余下德清经吴兴到南浔北水程正好2天，东衡的德清别业正是《兰亭十三跋》行程的起点。这次北上，三日从德清东衡出发，夜宿吴兴，可于苏湾园和莲花庄安排家事；四日从吴兴出发，夜宿南浔；五日从南浔北出发，十月十九日到大都。全程一共46天，经过约3个节气。整个行程，由于“秋冬之间，而多南风”，少有降雨，所以“船窗晴暖”，至少在前34天，是很好的体验。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赵孟頫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总管府事。《赵孟頫行状》和《元史·赵孟頫传》都是直接跳进到济南为官，并且把两年后才加的“兼管本路诸军奥鲁”也提前到一起，这是史传文体本身的缺陷，需由其他独立文献进行修订补充。外放官员有很多原因并非立即赴任，如候阙、装束假、自然灾害、孝亲、丁忧等。赵孟頫并没有直接从大都到济南赴任，因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中期，赵孟頫被革罢时[7]，在致丈人《除授未定帖》（图6）中称“恐二老无人侍奉”，所以“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并计划“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同册致郑月窗《倏尔两岁帖》（图7）表达相近。这一年的除夕赵孟頫在品尝孤独中度过：“今秋累辈既归，孑然一身，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知复何时可以侍教耶？”（图8）
图 6ˉ 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 ˉ 行书 ˉ 赵孟頫 ˉ 台 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7ˉ 致郑月窗·倏尔两岁帖 ˉ 行书 ˉ 赵孟頫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ˉ 致郭天锡·奉别帖ˉ 行书ˉ 赵孟頫ˉ 中国嘉德2019 年秋拍
《松雪斋文集》卷四有诗《至元壬辰由集贤出知济南暂还吴兴赋诗书怀》，“暂还吴兴”就是为了回家接上家眷，偕行赴任。
赵孟頫回到吴兴，也没有立刻赴任，其间装裱《五牛图》（图9）、跋临《梦奠帖》（图10）、书碑空相寺，皆有迹可循。因为至元二十九年“六月甲子，平江、湖州、常州、镇江、嘉兴、松江、绍兴等路水……丁亥，湖州、平江、嘉兴、镇江、扬州、宁国、太平七路大水”[8]。灾后可能还有家庭或地方上的救灾工作等。
图9ˉ 跋五牛图（一跋）ˉ 行楷ˉ 赵孟頫ˉ 故宫博物院藏
图10ˉ 跋梦奠帖ˉ 行书ˉ 赵孟頫ˉ 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水退去，赵孟頫“又携十口过齐州”[9]，惜出发时日失载。其上限可参考《松雪斋法书墨刻》中的《次韵张大经赋盆荷水调歌头》（图11），此帖虽然是英和所摹，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二赞二图诗卷》（图12）风格一致，可知英和所用底本来源有可信性。该帖署款“至元廿九年九月十八日灯下为吴中吕君用书，子昂”或为出发前，或为途经吴中时。而过去认为在大德元年（1297）左右的《二赞二图诗卷》，似应提前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图11ˉ 摹赵孟頫《次韵张大经赋盆荷水调歌头》ˉ 松雪斋法书墨刻ˉ 英和ˉ 清
图12ˉ 二赞二图诗卷（局部）ˉ 行书ˉ 赵孟頫ˉ 故宫博物院藏
说明到达济南时间的，有两件作品，可以反向推算出发时间。一件是嘉德2017年秋拍的赵孟頫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图13），札中称：“沼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十一月七日方至济南，领累苟安，皆出巨芘。”图13ˉ 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ˉ 行书ˉ赵孟頫ˉ 中国嘉德2017 年秋拍
另一件是《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致田师孟《到济南帖》（图14），帖中称“孟前月七日到济南，廿一日署贱事”，末署“春后一日”。二帖可以通过历法考证实现互证。图14ˉ 致田师孟·到济南帖ˉ 行书ˉ 赵孟頫ˉ《三希堂法帖》刻本
《到济南帖》中“春后一日”的“春”指二十四节气的立春，要解决此帖的书写时间问题、分析天气因素对行程的影响，需要了解中西历法转换，了解以太阳回归周期制定的阳历和以月亮盈缺周期制定的阴历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使用的公历是1582年制定的格里高利历，其前身儒略历制定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公元325年重新定春分。儒略历规定年序被4整除置1天闰，因此儒略历年平均（365×3 366）÷4=365.25天，比实际地球绕太阳1回归年365.2422天长673.92秒。这就有了问题，公元325年春分为3月21日，到1582年春分已经提前到了3月11日，于是格里高利历重新规定这一天为3月21日，然后逢100年只有被400整除才闰，比如1600年为闰年，1700、1800、1900年都是平年，2000年再是闰年，因此儒略历400年中有100个闰年，格里高利历只有97个。格里高利历平均每年=（365×400 97）÷400=365.2425天，这与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颁布的《授时历》[10]以365.2425天为一岁[11]正好一致，也就是3333年才会多出1天。由于西方1582年前的历史记载都是儒略历，中国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绝大部分为阴历，所以今天的中西历转换表格中，中历对应的实际是儒略历。按两种置闰规则，从格里高利历转儒略历，元代所处1100—1299年部分应减去7天，1300—1399年部分应减去8天。今天可以通过天文历算推出历史上每一年带有二十四节气的格里高利历，通过扣减日期转换为儒略历，再由儒略历转换为中国阴历。至元二十九年为双立春，年末立春的格里高利历为1293年2月3日6时21分41秒，对应儒略历1293年1月27日，则《到济南帖》中的书写时间“春后一日”为儒略历1月28日，阴历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廿日。所以前月七日即十一月七日，对应儒略历12月16日，节气为冬至12月13日后3日。一个是至大三年（1310）《兰亭十三跋》行程，从九月三日出发，到“十月二日过安山北寿张”，计29天。从寿张分路，经大清河[12]向东到济南约150千米，约需要3～4天，合计32～33天。另一个是延祐六年（1319）护柩南归：“四月廿五日发大都，五月十日行至临清”[13]。611千米行程共15天，日行40.7千米。寿张北到临清水路125千米，约3天行程，与到济南路程接近，所以德清到寿张再转济南或临清路程也是接近的。德清到济南日程约等于德清到临清，即46-15=31天。综合起来，正常情况下，德清到济南全程水路约32天，但因沼途河冻津洼，只能临时改行陆路。按元代舟车出行赴任程限的规定“车日行四十里……上水日八十里，下水百二十里”[14]，平水约为100里，车行较之舟行速度相减过半，又加上道路积雪，备极艰难，日程耽误不少。元代华北地区河冻时间，可参考吴澄和赵孟頫的两个行程大致确定。大德六年（1302）十月廿七日，吴澄欲南归，因“河冻不可行”，推迟到第二年春暖河开才启程[15]。大德六年十月廿七日对应儒略历11月17日，小雪后1天。赵孟頫至大三年（1310）行程，十月十九日顺利到达大都，对应儒略历11月10日，经历寒露、霜降、立冬三个节气，前34天“船窗晴暖”，后12天即使有寒潮初袭，也不会立即“河冻津洼”，需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上两个行程对勘，可大致确定当时华北平原河冻约在小雪节气前后。至元二十九年（1292）同知济南行程，到达济南为儒略历12月16日，小雪为儒略历11月14日，如果以此确定河冻，“日行四十里”的车程约为32天，相当于舟行16天，刚好是半途河冻。据此略算，全程=舟程 车程≈（32-16） 32=48天。则这次赴任出发当在大水退尽的立冬日前后，其间经历小雪、大雪、冬至三个节气，而且天气越寒冷，行程越往更寒冷的北方行进，“沼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也就不难想见了（表1）。表1ˉ 至元二十九年同知济南行程起止、书写时间及对应历法和节气
因此可以得出经验，元代从南方出发到北方，至迟应在霜降节气前出发，避免晚于立冬节气。1310年《兰亭十三跋》行程比1292年同知济南行程，出发时间至少提前了36天，正是济南经验指导下的优化选择。延祐六年（1319），管道昇病重，得旨南还，“四月二十五日发大都，五月十日行至临清，以疾薨于舟中”[16]。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南还帖》（图15），“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署时间款为“六月十二日”。图 15ˉ 致中峰和尚十一札·南还帖ˉ 行书 ˉ 赵孟頫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帖中“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以中还，谨具拜覆”，说明已设灵祭奠，并非到家当天回信，至迟六月十一日到德清。延祐六年阴历四月、五月均为29天，（29-25 1） 29 11=45天，与至大三年北上接近。对应儒略历，出发为5月15日，到达日至迟6月28日，可记作6.28（-）作模糊标示。1319年以5月14日为小满，这次行程正好经历芒种、夏至、小暑，《南还帖》中“酷暑长途”、《去家八年帖》（图16）中“触热长途”以及《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五著录《赵文敏与袁伯长札卷》“触暑护柩”，对天气的描述都是一致的酷热。图 16ˉ 致崔晋·去家八年帖 ˉ 行书 ˉ 赵孟頫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洪水、暴雨、暴雪、极冷、极热天气，都不利出行，应做好行程规划，尽量避免。但至元二十九年是因水灾一拖再拖的赴任、延祐六年是病妻道卒的丧乱，都不得不冒寒触暑。如果与《兰亭十三跋》行程进行分段比较，就会发现两次行程计划有各自特点，并可以分析原因（表2）。* 本表使用的是今运河里程1807 千米粗略计算，较元运河绝对数偏大，但相对比例是基本接近的。
表2ˉ 不同行程中局部区间行程比较
北段行程，《兰亭十三跋》的后半段行程与管道昇去世前从大都到临清，路线基本重合，都按17天计算，前者比后者快（43.3-40.7）×17=44.2千米≈1天行程。前者临近立冬，处于寒潮预计或已经来临的情况下，必须尽快结束行程，后者因为管夫人病重不宜过急赶路。南段行程，《兰亭十三跋》的前半段行程与管道昇去世后从临清到德清，路线基本重合，都按30天计算，后者比前者快（39.9-36.9）×29=87千米≥2天行程。前者“船窗晴暖，信可乐也”有游玩因素，后者“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邻”急于赶路。参考图5浙西运河水系图，从嘉兴平望分路，走中线回德清东衡，约可节省1天行程，还需要从中途行程规划中省并行程。运河行船，必须每日到站停泊、用餐、住宿，如果一日三餐都要停泊的话，日行2站，不存在均匀加速的可能。只有特定的站点间，存在驿程省并的机会，比如遇到较短站点2站只有30公里，夏季白天较长，宿顿则过早，第3站不超过20公里，可以日行3站50公里，两次省并，总行程就能提前1天。这就需要视水驿的设置而定，接下来的段落继续对此讨论。
赵孟頫生平多次往返于南北之间长途旅行，今可考者计有15次。单独或团队的公务出行6次：至元二十三年（1286）诏访进京、至元二十四年（1287）推行钞法、回京复命、至元二十六年（1289）公事至杭、大德二年（1298）调写金经、写经请归。其中推行钞法、回京复命2次团队规模最小、行李少，有使用驿马轻骑，加快速度的可能。携带家眷的重装出行7次：至元二十六年（1289）与夫人偕至大都、至元二十九年（1292）同知济南、元贞元年（1295）由济南经大都返回德清、至大三年（1310）应仁宗潜邸诏再入大都、皇庆元年（1312）返回吴兴立先人碑、皇庆二年（1313）立碑后再返回大都、延祐六年（1319）护柩南归。私务的单独出行也有2次：至元二十八年（1291）革去兵部郎中后，先送管道昇和赵雍[17]还家，再力请外补，第二年（1292）出知济南暂还吴兴。这些行程涉及出行方式、日程、费用等问题，以及前边提出的驿程省并问题，对此需对元代驿站制度进行了解。元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驿站系统，驿站又称为“站赤”，除了用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还包含迎送往来公务人员、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以及官府物资运输等任务。其中通达边情、布宣命令等的紧急文书传递主要靠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所系至重……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接力传递。中统元年（1260）规定“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18]。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出于体谅而缩减：“若必以昼夜四百里责之切，恐往返频数疲劳不能解送……限一昼夜行三百里”[19]。急递铺主要递送紧急军情，所以“定中书省文字转递外，其余官府文字不得由急递铺转送”[20]。急递铺的高效快速，切合了私人文书递送的需要，超越职权范围的利用、以铺谋私仍然较为常见。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赵孟頫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中“近专遣急足赉文书去，计程当已达。二十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十二月廿二日”。这也解释了前面《南还帖》中赵孟頫刚刚还家，中峰和尚已遣以中“致名香之奠”，这之前管道昇卒于临清，必已先有“急足”报信。除去文书传递，站赤更主要的任务还是人与物的传送。赵孟頫的差使、赴任、请旨还家等都要涉及“站赤”。如上海博物馆藏《千字文》（图17）：“次年三日，驰驿至崇德……就馆中借笔墨记而归之”。《赵孟頫行状》称：“至元钞法滞涩不行，遣尚书刘公宣与公乘传至江南。”[21]里面的“驰驿”“乘传”都是使用驿站交通的意思，“馆中”则是供宿顿的驿馆。图17ˉ 千字文（局部）ˉ 草书ˉ 赵孟頫ˉ 上海博物馆藏
朝廷给使臣配备的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用于冰雪路面的驿狗[22]。由于京杭大运河要到至元三十年（1293）前才全线贯通，赵孟頫这之前的行程都涉及陆驿、水驿和马、车、舟船的使用。《马可·波罗游记》对于驿站设施和交通工具的记载比较夸张，可作定性感受：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马可·波罗使用的计量单位不明，“公里”为译者所加），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作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的……服务在邮递部门的马匹不下二十万，而设备舒适的建筑物，也有一万幢。这真是一个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而且贯彻得这样有效，确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23]陈高华估算元朝站户超过三十万，大站用马多达上千匹[24]。站户以役抵税，《元史》卷一百一《兵四》“站赤”所列普查统计，数据较详细（表3）。另腹里牛站2 处，辽阳狗站15 处，江浙轿站35 处、步站11 处，湖广陆站有坐轿175 乘、卧轿30 乘，甘肃羊650 口等，不能尽入表格。
表3ˉ 元代主要行政区站赤及配备情况统计
关于使客费用，窝阔台时期就有规定。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按正使臣、长行马使臣、从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按等级进行细化分例；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又对“宿顿”和“经过”进行细化，定增使臣分例：“正使宿顿支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盐杂支增钞二分，通作三分，经过减半。从者每名支米一升，经过减半。”这些事项及费用“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25]。元代军事归于枢密院，兵部实不掌兵，而类似于军事后勤，《元史》作《兵志》时将兵部事务称为“非兵而兵者，亦以类附焉”。在百官职责描述中，中统元年（1260），以吏、礼、户三部为左司，兵、刑、工三部为右司：兵房之科有五，一曰边关，二曰站赤，三曰铺马，四曰屯田，五曰牧地。[26]兵部……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刍牧之地，驼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皂隶之制，悉以任之。[27]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赵孟頫“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于是“总天下驿置”，其时：使客饮食之费，一岁之中，不过中统钞二千锭。此数乃至元十三年所定，计今物值高下，与是时相去几十余倍，使者征发、有司请事及外国贡献非时往来，亦日以加多。吏无以给之，强取于民。僻县小市，卖炫殆绝，旦暮喧争，不胜其扰。请于中书，增至二万锭。[28]《赵孟頫行状》将赵孟頫请增使客饮食之费和推行钞法两件事情的顺序倒置，实际上请增使客费用应在“虽遍历诸郡，未尝笞一人，还朝”，经过诏访进京、推行钞法、回京复命三度“乘传”亲身考察以后作出。《元史》对于站赤的费用增加只记载了“腹里路”一条，其他路州数据失记：二十五年正月，腹里路分三十八处，年销祗应钱不敷，增给钞三千九百八十一锭，并元额七千一百六十九锭，总中统钞一万一千一百五十锭，分上下半年给降。[29]记载表明，此次请增奏议应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前夕，而赵孟頫从江南还朝前有记载的最后活动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九月七日在杭州跋王羲之《大道帖》。按46日行程计算，还朝奏议应该略晚于十月廿二日，刚好与腹里路增钞时间吻合。赵孟頫看到十余倍的通货膨胀，与前田直典、谭文熙、韩慧娟等人相关研究[30]相近。腹里路费用由7169锭增长到11150锭，增加3981锭，增幅只有55.5%。《赵孟頫行状》中由2000锭到20000锭的大幅增长，增长前比腹里路低5169锭，增长后比腹里路只多出8850锭。全国1246站，2000锭平均到每站只有1.6锭（即80两），按至元二十二年（1285）每石米价中统钞10两，只够8石，平均2.19升/日/站，一使一从都接待不了，肯定不是全国费用。又言“此数乃至元十三年所定”，即元朝刚刚平定江南时，很可能2000锭到20000锭只是江浙道262个站赤的费用。由于江浙是重税区，经济总额高，站赤最多，高资产配置的船也最多，相比腹里站点和事务增加更多，再加上通货膨胀，两相叠加，才有900%增幅。至元三十一年（1294）夏，元成宗即位，大赦天下，被革去济南路总管府同知将近一年的赵孟頫一度得以复起，还兼领了奥鲁，也有管理本路站赤的职事。在这一年十二月廿二日致田师孟的《专遣急足帖》中，赵孟頫有描述：“不肖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正是这些高风险职事，“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让赵孟頫蒙羞，不久，再度革职[31]。当然，这些内容也是不会进入行状中的。“诸处站赤饮食，官为支给”[32]，“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以针对站赤使用的相关事项进行管理。为防止以权谋私，朝廷还制定专门法律《站赤条画》[33]，由“脱脱禾孙”现场盘查和御史台的风宪官事后纠察。《元史》对法条记载不甚详细，可能是案例法使然[34]。如使用资格和范围：“诸公主下嫁，迎送往还，并不得由传置。诸使臣在城，辄骑占驿马者禁之，违者罪之。”即便公主下嫁也不得使用驿置，占用驿马骑入城内者有罪，意在限制诸王、官员、宗教显要人物和斡脱商人利用站赤为他们的个人需要服务。当然诸王、驸马、官员占用驿乘者屡禁不止，所以诏令不断，仅大德七到十年，相同内容的诏令，反复次数高达七遍[35]，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还有夹带私马、多取草料、调换马匹等种种职务侵占行为经常出现，亦有条文，各有惩戒，或有宽严云云。所以，类似至元二十八年（1291）送管道昇与赵雍回德清的行程按规定是不可以私用驿置的，而赵孟頫又刚刚被革去兵部郎中，丢掉“总天下驿置”的差使，人走茶凉，不难想象。即使有资格使用驿置的公事差遣，对行程起止也有规范，如：诸使臣所过州县，无故不得入城。有故入城者，止于公馆安宿，辄宿于官民之家者，从风宪纠之。诸遣使开读诏书，所过州郡就便开读者，听；非所经由而辄往者，禁之。其通过严格规定限制公费旅游、宴请、夹带私务等行为，但又留下例外情形，如“若本宗事须亲往者，不在此限”，这是因公；又规定“诸使臣所至之处，有亲戚故旧，礼应追往者，听”，如果有过世的“亲戚故旧”要按礼节“追往”一下，则允许。种种例外几乎把前边所有规定一笔勾销，全由风宪官自由裁量。一次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推行钞法回到江南，为鲜于枢写《鲜于府君墓志铭》（图18），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地追往。他在当涂游览名胜，赋诗《峨眉亭》，不顾“沙头官渡苦相催”，还要“南眺青山怀李白”[36]，追往500年前的诗仙；又先后在杭州题跋《保母碑》（图19）和《大道帖》（图20），在镇江题跋《曹娥碑》（图21）[37]，追往王羲之和王献之，这就快追到1000年前去了。图18ˉ 鲜于府君墓志铭（选页）ˉ 小楷ˉ 赵孟頫ˉ 上海图书馆藏
图19ˉ 跋保母碑ˉ 草书ˉ 赵孟頫ˉ 故宫博物院藏
图20ˉ 跋大道帖ˉ 行书ˉ 赵孟頫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ˉ 跋曹娥碑ˉ 小楷ˉ 赵孟頫ˉ 辽宁省博物馆藏
另一次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公事至杭，乃与夫人偕至大都”[38]，以前有研究将此条视为赵孟頫顺道与管道昇成婚。以“总天下驿置”的职务之便办点私事理应低调一些，虽然古代官场上互相照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本来是常态，但如果仅仅是接上夫人一起返程，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至于是否可以将轻车简从的“使臣”行程变更为携带家眷的“官员之任”行程[39]，这是操作层面的事；然而高调成婚，就是存心让风宪官难堪了。赵孟頫与管道昇婚年问题，笔者认为应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前，除了2015年已经发表的论文[40]，次子赵雍生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作为新的证据在2017年出现[41]，使之几乎成为必然。
马匹使用方面，行李过重压损驿马，以私事选良马驰至死者、骑怀驹马者、以车易马者等，皆有规定，处赔偿、笞责、坐罪不等。这些保护马匹的措施，用意在于保护官产，避免资产减值，这种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执行层面仍然是屡禁屡行者众。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又规定：使还人员，除军情急务外，日不过三驿，驿官仍于关文标写起止程期，违者各笞二十七，再犯罢役。除了军情急务以外不能让马多跑路、跑夜路，并通过“关文标写起止程期”来核查。由此可见，一般非军情急务行程，时日是有上限限速的。赵孟頫15次行程中，急务轻装的行程，仅至元二十四年（1287）推行钞法和回京复命这两次或可勉强列入，但行程中不紧不慢书写墓铭、题跋碑帖的私务，是否能算得上“军情”紧急，需要看法律条文的解释水平和风宪官的自由裁量。而马匹和马车显然在长途旅行和运输中的方便性、舒适性、速度和性价比方面都不如船运，因此有水路的地区首选水路。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诏：“江淮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军务者，方许驰驿。余者自济州水站为始，并令乘船往来。”[42]只有事关军务，才允许使用马匹驰驿。赵孟頫《千字文》中从杭州到崇德的“驰驿”只是用典，不是乘马。至元二十年（1283），济州新开河成，立都漕运司，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今长75千米，江南漕船可从淮河入济州河至东阿陆站；八月，开通了大清河北岸东阿到御河的驿道；十月，“立东阿至御河水陆驿，以便递运。徙济州潭口驿于新河鲁桥镇”[43]。朝廷规定前往江南地区人员，一律由鲁桥乘船南下，“使臣无急务者，从此一站令由水驿”[44]，详细到站点。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经阳谷、聊城至临清，今长125千米；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之后的行程就是全程水路了，而爱马的赵孟頫从此以后也没有了军情急务的借口。自安南大罗城至燕京，约一百一十五驿，计七千七百余里。[45]万户李邦宪、刘世英领军开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镇守巡逻。[46]元代的尺度一直是古代度量衡研究的难点，记载相互矛盾，推算的量地尺为30.6、30.8厘米，又或37.4厘米，比明代量地尺还长，而通过元代官用印章尺寸的规定与实物测量，推算尺度为平均35厘米。因此1里就有367、370、420、449米不等的结论，无从定夺[47]。安南至燕京7700余里，今天为2800多千米，每里折约363米。赵孟頫由临清到德清“酷暑长途三千里”，今运河为1196千米，每里折约399米，由于今运河改道延长，这个数据偏大，又赵孟頫书信往往收整舍零，仅可作参考。《元史》卷六十四《河渠一》“会通河”，对临清到安山、安山到济州闸距有详细记载：从临清“隘船闸”到“安山闸”279.5里，今运河为125千米，每里折约447米。但这一段经历了黄河改道，原寿张经张秋、阿城（东阿旧址）、七级到聊城，今运河绕行迁址后的东阿，也就是今天的东阿到聊城改动最大，数据失真。而从“安山闸”到“济州上闸”209里，今运河为75千米，每里折约359米，这一段接近直线，改动最小，相对可信。众多参考中，笔者更倾向367米和370米，又可通过代入计算后与不同史源的记载相互检验。而官印尺寸的规定很可能是基于“营造尺”，与“量地尺”有差别。安南至燕京115驿，平均每驿约67里，折24千米左右。永平至安南60里置驿，折22千米左右。据《永乐大典》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九月，中书省委派兵部员外郎“添置宿迁、吕梁、沛县、济州至东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递运物货，远者相去二百余里。两大站之间，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远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48]。这里大站远者200里，之间立2小站，则每站67里，与安南至燕京的平均驿距相同，也就是《永乐大典》里的“近者六七十里”，约合22—26千米。驿距的设置并不均匀，还有“相去八九十里”的，约29—33千米。由站点到站点，每天行程计划都有其定数，错过了站点下一站就会很远，这也是前面设定正常日程45、46天左右的原因。按照《兰亭十三跋》记载作日程图（图22），并通过插值和估算，日行程就在35千米左右，正如《永乐大典》的记载，有疏密、有差距。这样的行程设定应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受制于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雇佣方和受雇方公允的妥协性，也应是工程设计的初衷。图22ˉ《兰亭十三跋》日程地图
朝廷对官员“赴任程限”的规定也必须适应这种决定性、妥协性和初衷：凡赴任程限：大德八年，定赴任官在家装束假限，二千里内三十日，三千里内四十日，远不过五十日。马日行七十里，车日行四十里。乘驿者日两驿，百里以上止一驿。舟行，上水日八十里，下水百二十里。职当急赴者，不拘此例。违限百日外，依例作阙。[49]“在家装束假”是赴任行程额外的休假，行程则有马、车、船的规定，舟行不仅最经济而且最快。车行不过40里，折合每天14.8千米，可以想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同知济南行程弃船就车在沼泥中的艰苦。舟行有上水、下水，折合每天30、45千米，而运河基本为平水，37.5千米比较折中，接近2驿的距离。《元史》卷六十四《河渠一》“会通河”对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所有船闸位置和闸间里程有详细记载，可作精确里程图，与《兰亭十三跋》以及元代的“赴任程限”规定互校，得图23。图23ˉ《兰亭十三跋》区段行程分析
从九月廿六日“早饭罢”于沛县“金沟闸”算起，到临清会通镇“隘船闸”，共742.5里；扣除九月廿九日因会友酌酒只行半日至“济州北三十里”，共712.5里，过闸20个。参考“赴任程限”的规定，712.5里，按上水则9天，按下水则6天。运河会通河段由船闸控制，实际近似平水，如果按平水日行100里计算，考虑到有待闸耽误，参考赵孟頫的记录，应行8日，日平均行89.1里，按20闸计算，每闸延误行程约4.4里。至元二十三年（1286）设水陆驿，80—90里应是设闸较少的河段，而60—70里则应是设闸特别多的河段。1.九月廿六日“早饭罢题”称“昨晚（即廿五日）宿沛县”，当天行约90里，过“孟阳泊闸”，宿鱼台。2.九月廿七日宿顿失载，当天可行95里，过“枣林闸”，宿鲁桥。鲁桥唐时已为重镇，咸通年间，平定庞勋之乱，曾有官兵四千人驻扎这里，元代大运河通航后，设有都漕运司和水驿。3.九月廿八日，“济州南待闸”，即济州下闸，此时只行64里过4闸，天色尚早，应未宿顿，可再行5里过下、中、上3闸，宿济州，则全程69里，比标准行程短得多，因为这一天过闸最多，共7闸，延误30里。4.九月廿九日“晚，至济州北三十里”，至大三年（1310）九月无三十日。十月一日宿顿处失载，但二日要“过安山北寿张”，两日行程187里，一日至少从济州北三十里往北94里过开河闸。元代在这里设运河水驿，也称开河驿。5.十月二日，“过安山北寿张书”，即过了安山北，在寿张所书。由开河闸到寿张闸为93里，过2闸。寿张为千年古县，“春秋为良邑，战国为刚寿”，之所以称良邑，因为其辖区有良山（梁山之古称）；秦灭六国，改良邑为张县；西汉改为寿良，东汉始名寿张。由于水患频繁，黄河改道，寿张县成为“流浪寿张”，治所从东平霍家庄先后迁至今梁山县寿张集，北迁今阳谷县李台镇竹口村，回迁今寿张集，南迁到薛屯（今属马营乡）、今台前县、今阳谷县寿张镇等处，最终于1964年撤县。元代寿张县，在今寿张集镇位置，建言修会通河的，就是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水浒传》七十四回，李逵坐堂寿张县，也是将剧情设定在这里。按程限，十月二日，赵孟頫合理宿顿地址为寿张县。6.十月三日，从寿张出发，连过荆门（张秋）、阿城4闸即已80.5里，耗时过多，再过12里外七级闸的可能不大。阿城为东阿旧址，随运河而兴，可为宿顿。荆门闸，在阳谷县张秋镇，也称张秋闸，《兰亭十三跋》中又称虎陂，如元代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卷四《次韵傅适道虎陂闸舟中》有“虎陂闸里水生烟，荆门山头星照船”句，可知荆门即虎陂，“虎陂”意思是老虎出没的山坡，也就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张秋镇的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故事，并非元末明初施耐庵首创，元初就有杂剧《折担儿武松打虎》流行，作者红字李二，活跃于元初，曾与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合作，组“元贞书会”，而赵孟頫当时也是最著名的杂剧票友之一，均见录于钟嗣成的《录鬼簿》。7.剩下191里，途中的聊城、临清都是运河上极为重要和繁华的城市，是宿顿优选。4闸全在十月四日，至聊城91里；十月五日无闸，至临清可行100里。通过里程分析和法规解读，可以进行假设性日行程分析：2驿正好有一个中途休息和就餐的站点，不急不缓，合理时速5—6千米，每天有效行船时间6—7个小时，中间遇到就餐、待闸，可能还会有延误；相应的，50千米则需8—10个小时，这就有些冒险了，如护柩南归行程，为能够提前回到德清，有情急冒险也很正常；再长一些如果到60—70千米，11—12个小时，船工、旅客都会受不了，船闸也会停工；“百里以上止一驿”，则是中间无闸；更短的行程，20千米1天3个小时左右，如果作为差使行程，风宪官可能纠察。而私务行程的缓急，则需要雇主与船主和船工协商。江南运河有很多无闸的区段，可以夜航，如上海博物馆藏《南谷帖》（图24）中“今晚还吴兴”，《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致赵雍·生日帖》（图25）“顺风，诘旦已至杭”等，就是夜船，可以大大提高速度。图 24ˉ 南谷帖 ˉ 行书 ˉ 赵孟頫 ˉ 上海博物馆藏
图 25ˉ 致赵雍·生日帖 ˉ 行书 ˉ 赵孟頫 ˉ《三希堂法帖》刻本
理论上和规定中，都有通过优化组合让日程加快的可能。“日不过三驿”的规定表明日行3驿是有可行性的，1驿17千米，3驿则为50千米；或者较长的1驿25千米，行2驿也可50千米；或者长短驿组合，20 30为50千米。前面护柩南归的行程，很可能有如此组合。由于站距设置不可更改，行程优化也只能顺序而为，不能随意组合，如果碰上20 20 20、30 30组合或船闸停工，就只有放弃组合。因此，45—46天的行程，理论上可以提前，但真正实现需要把握不多的机会，一般情况下亦无必要。前面分析的护柩南归行程中，《南还帖》书于十二日，到达不晚于十一日，已小于等于45天，再提前亦不会太多。私务或有装束假的半公务行程，还可以有一些登岸游览的时间。运河沿线就留下很多赵孟頫的题韵，如《松雪斋文集》卷五《留题惠山》，惠山在无锡，“贪恋君恩当北去”，很可能是至大三年（1310）或皇庆二年（1313）；卷二《清河道中》，清河指清河县，即今天的淮安市淮阴区；卷四《李太白酒楼》备注“在任城，今新济州是”为济州停泊游览时所作。至大三年的《兰亭十三跋》中，九月廿八到济州待闸，廿九夜宿济州北三十里。济州到济州北，这就是一个短站。所以廿九日题跋，专门有一段酌酒会友的记录：廿九日至济州，遇周景远新除行台监察御史，自都下来，酌酒于驿亭。人以纸素求书于景远者甚众，而乞余书者坌集，殊不可当。急登舟解缆，乃得休。是晚，至济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题。济州城不大，以1949年面积5.1平方千米计算，若为方形的话，长不过3千米，宽不过2千米；若形状较长的话，长不过5千米，宽不过1千米；就算加上“30里”，长宽也不到15千米。上午驿亭酌酒，应酬书法，下午只行一驿，也就很正常了。赵孟頫的15次行程，可按以下规则初步整理，后续另做分析、调整、修订：2.有时间上下限参考的前缀“晚于”或“至迟”，转换为儒略历时对应标注“ ”或“-”，无准确上下限的前缀“约”，转换为儒略历时对应标注为“±”。3.有些行程只有单边时间记录或者气象资料参考，不考虑驿马轻骑，根据路线远近，统一按西线到吴兴和中线到德清45天、西线到德清46天、东线到杭州47天为标准行程推算，用括号标注为“推”，仅作为参考日期。4.推行钞法行程具体路线、滞留时间不详，暂时按东线回杭州推算。5.革职返乡行程记载只到苏州，后续是否逗留游玩不清楚，按近途录入。6.路况中，赵孟頫总共涉及两段陆路，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开通会通河前陆路125千米，至元三十年（1293）开通通惠河前陆路25千米。同知济南“河冻津洼”的后半程为“备极艰难”的陆路，未备注者均为水路。表4ˉ 赵孟頫南北驱驰的行程规划
15次行程中，第12次“潜诏再出”即《兰亭十三跋》行程、第13次“请假立碑”行程（图26），两次均有详细准确的起止信息，行程分别为46、47天。图26ˉ 致中峰和尚六札册·得旨暂还帖ˉ 行书ˉ 赵孟頫ˉ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第9次“革职返乡”、第15次“护柩南还”两次有较精确的起止上下限约束，行程分别为：其中第15次45（-）天前面已做分析。第9次为大都南还途经苏州，参考《乐善堂帖》至大三年九月八日赵孟頫致顾信《北行渐远帖》（图27）：“初六日到吴中，寻足下不见。”按初三日晨由德清出发，初四日晚到南浔北2天，初五日南浔北出发到吴中2天，正好初六日晚。这次由大都到苏州，比照德清到大都标准行程应扣减4天行程，即46-4=42天，与44（-）的上下限约束行程非常接近。图27ˉ 致顾信·北行渐远帖ˉ 行书ˉ 赵孟頫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乐善堂帖》刻本
全部恢复为全程，则4次准确行程分别为48（-）、46、47、45（-）天，总的来说，按45—47天估算的标准行程是经得起四组数据以及地图行踪相互检验的，也与前面讨论的关于驿距设置有强相关性。第4、7次，起止均无详细参考信息，第7次“外补暂还”行程可作略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七月，赵孟頫得到《五牛图》，在题跋中称：“明年六月，携归吴兴重装。”明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是这年六月，忽必烈得到两条来自湖州等地的汇总水灾灾情报告（见前文）：一条是“甲子”，即六月四日（格里高利历6月26日）；另一条是“丁亥”，即六月廿七日（格里高利历7月19日）。忽必烈对此都诏免田租，属重大灾情。按湖州至大都运河路线1600千米计算，折4300元里，即使驰道有近途，亦不应少于4000元里，按规定急递铺“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报信时间应为10天，加上由雨水到洪水，再到各州县灾情汇总，最后到形成文书上报，按3天计算，共13天，两次灾情约在6月13日、7月6日。按历法规定，芒种后第一个丙日入梅，小暑后第一个未日出梅，6月14日入梅，7月8日出梅，两次灾情正是江南黄梅天。在暂还吴兴的诗中，“乍到江南似梦魂”的赵孟頫对水灾也有具体描述：“云影时移半山黑，水痕新涨一溪浑。”从“水痕”和“新”的措辞分析，应是第一轮洪水短暂退去后形成“痕”，“半山黑”的“云影”则表明第二轮洪水因暴雨而将起。格里高利历7月6日对应阴历六月十四日，第二轮洪水袭击湖州前，赵孟頫已经把诗写好。图28ˉ 赵孟頫南北驱驰行程起止与节气示意图（图中月份以蓝色到红色代表严寒到酷暑趋势，地理方位以蓝色和红色分别表示北方和南方，“京”“德”“湖”“济”“杭”“苏”文字标注分别代表大都、德清、吴兴、济南、杭州、苏州）
如果将包含儒略历12月、1月的行程作为冒寒行程，包含6、7、8月的行程作为触暑行程，12组行程中，冒寒行程计有1287年1—3月、1287年10—11月、1292年11—12月、1298年10—12月共4组；触暑行程计有1287年7—8月、1291年7—9月、1292年4—6月、1295年8—9月、1312年6—8月、1319年5—6月共6组。再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分析修订。1287年1—3月“诏访进京”行程，由南方往北方，出发已近立春，顺着春风的脚步向北推进，冰雪次第消融，一路到达大都已是3月。初至都下的赵孟頫有诗句描述北国春色：“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65]即使在杭州，赵孟頫仍然印象深刻：“却忆京城二三月，秋千风暖涨香尘。”[66]从近年来的物候记录看，“柳色浓”应在3月中旬，元代处于小冰期，比今天寒冷，可能要稍晚点。杭州出发按47天行程，应在儒略历3月3日即格里高利历3月10日到京，考虑到运河尚未贯通，部分为陆路行程，似乎早了一些。赵孟頫、张伯淳、吴澄等一行被荐进京授官应该还有不少行李，更可能选择乘坐比较缓慢的马车，而不是驿马轻骑。因此150千米陆路车行，折水路4天，陆路则8天，行程应延长4天，即格里高利历3月14日，次日晨起看到春深柳浓应该是基本符合物候学的。1287年10—11月“回京复命”行程，是因“至元钞法滞涩不行，遣尚书刘公宣与公乘传至江南”，后“未尝笞一人，还朝”[67]。这是一次轻装的公务行程，出发应晚于跋《大道帖》的九月七日，但不会太多，按47天计算，回到大都也比同知济南行程要早半个月。如果是全程驿马轻骑，日行3驿60千米，全程30天；如果按规定坐驿船到临清换马，约37—40天，那就比同知济南行程早到达20—40天。当然骑马也不用担心行船遇到河冻问题了，自然不用担心“备极艰难”。如果能操作成“急务”还会更快，但舒适性肯定就差了。此时的赵孟頫正好“总天下驿置”[68]，有考察的名义和优选的便利。1298年10—12月“写经请归”行程，几乎已接近“同知济南”行程时间，这当然是按下限约束推测的，实际行止应该稍早一些。即使最不利的情况下，10月底从北方出发，此时最早的北方寒潮已经迫近，一波一波地追随着客船一路南下，在12月将近冬至最冷的时候，可能北方已经“河冻津洼”，但是赵孟頫已经安然回到了德清家中。只有1292年“同知济南”行程，因15次行程中出发的最晚，迎着越来越冷的寒潮由南往北迎面而行，与冰封河冻的寒潮南下脚步相会于半程，所以这是唯一一次“沼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教训深刻。1287年“推行钞法”行程是按最早出发和最早到达可能推测绘制，实际出行和到达时间肯定都要再往后延一段，更接近立秋。推行钞法和调查使客费用都是公务，未带家眷的轻装行动可能更便捷；由于“至元钞法滞涩不行”，要“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又“遍历诸郡”，如《松雪斋文集》卷四《峨眉亭》有注“时与刘伯宣尚书同登”，使此行从扬州溯长江而上到了当涂，所以这个行程应比图中的更长。1291年“遣还家小”行程，也是按最早可能推测绘制，六月廿六日书信中的“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还只是一个计划，真正付诸实施应在“秋间”退凉以后，至少应该是立秋以后。1295年“革职返乡”行程，启程时将近处暑，秋暑的余威已成强弩之末，而革职贬官的结局足以让心情凉到冰点。对于“致君泽物”[69]的理想，大德元年（1297）的赵孟頫已经心灰意冷，只打算“守先人丘垄，以为终焉之计”[70]。1319年“护柩南归”行程，书信中虽然说的是“酷暑长途三千里”，实际上也仅仅是后半段赶上入伏，焦急赶路的心情加剧了酷热。1292年“外放暂还”行程，与“护柩南归”行程已非常接近，后半程的梅雨天，有助于防暑降温。最极端的其实是1312年“请假立碑”行程，为了追赶“八月六日钦奉制书告于吴兴郡公墓下”[71]的吉日，甘冒全程三伏酷热，导致“触暑远涉，虽幸而孟与老妻小儿皆善达，而童仆多病，死者三四人，其况可想”（图26）的严重后果，酷暑加长途导致中暑和急性死亡。与1310年“潜诏再出”相比，立碑只到吴兴，按标准行程应为45天，实际47天才到达，随行童仆死亡、途中遇到夏季强对流天气，都有可能是这一次耽误行程的原因。又可以推测，缺少记载的第14次“假满回京”，最理想的行程规划应是春风做伴，而第4次“公事至杭”行程，应与第2次“推行钞法”接近。开篇已就《兰亭十三跋》的伪仿本做过小结，关于俞和作伪吴静心本《兰亭十六跋》（图29）的问题，这里可以再略做延伸与补充。除了临摹篡改十三跋的内容，第十六跋还捏造了一段故事，释文如下：至大间，仆偕吴静心先生北上，得此兰亭与独孤长老所惠本，并船窗中卅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计之，已复七年矣。其子景良驰驿来京师，复出见示，使人眷恋不能去手。噫！静心仙去，其子能宝藏如此，为之感叹。延祐三年（1316）七月廿三日书于咸宜坊寓舍。子昂。图29ˉ 俞和作伪赵孟頫款ˉ 静心本《兰亭十六跋》（局部）ˉ 行书ˉ 私人藏拓本
故事严格参考了独孤本《兰亭十三跋》（图30）中的第十二跋的时间“余北行三十（四）二日”，创作了一个与吴森联舟“船窗中卅二日”的行程，一天不少，一天不多。图30ˉ 兰亭十三跋（局部）ˉ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除了书法风格、印鉴、流传问题研究以外，单纯通过本文对所有行程的整理，也可见这个故事本身的杜撰。前面已经分析了此行总行程是46天，第十二跋实际只是途中所写，并非行程结束的总结，后面12天中应该还有3件题跋。俞和见到抽去三跋的十三跋，倒是抄得一丝不苟，但是疏忽了这个残本行程不全的关键问题：故事中的“吴森”岂能预知“赵孟頫”将要得到独孤兰亭的时间和地点，刚好九月五日，即第3天，半路联舟？“赵孟頫”又岂能在“至大三年”预知独孤本《兰亭十三跋》元末会被裁去3跋，刚好在十月七日，即第32天，半路赶“吴森”下船呢？故宫博物院藏兰亭拓本并赵孟頫临（图31）、王蒙跋一卷（图32），王蒙跋称赵孟頫有十六跋，于是有人相信世上确曾有过“静心本”，便将这个赵孟頫临本称为临“静心本”。这件赵书是大德五年（1301）和六年（1302）风格的真迹，“赵子昂氏”印鉴也是标准一损印（图33），分期下限只到大德十一年（1307）[72]，怎么可能是这个下限再往后延展四年所谓的“静心本”呢？图31ˉ 旧题“静心本”临定武兰亭序（局部）ˉ 行书ˉ赵孟頫ˉ 故宫博物院藏
图32ˉ 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ˉ 行楷ˉ 王蒙ˉ 故宫博物院藏
图33ˉ 赵孟頫“赵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
显然这个临本，与所谓“静心本”没有丝毫关系。王蒙题跋则是《兰亭十三跋》断前本割裂下来的真迹。整卷作品尺寸各异，书画商利用俞和伪造的故事，割裂多个真迹原本，制造了多个残本，把互无关联的真迹残本合裱，伪造了一个《兰亭十六跋》残本，故事的二次创作让后人反过来相信了俞和最初伪造的故事。而传世多个所谓《兰亭十□跋》，如静心本、三希堂法帖本、罗振玉本，今日观之，皆俞和一手而已。本文通过行程、站赤与气象条件的研究和统计分析，得出元代京杭大运河长途客运的大致行程时间约为45—47天。触暑冒寒的不利气象条件给重装旅行带来较大不便甚至危险，非紧迫的一般行程应尽量安排在春秋佳日，还应考虑从行程方向上避开与寒潮、热潮的逆行。通过作品行程分析，赵孟頫的一些重要行程得以明确，而这些结论又为相关作品年代、地点、真伪考证提供了重要的时空依据。当然，这些依据并不是绝对的，行程或急或缓都有其内在、外在原因，又需在合理限度内；一些特殊原因会迫使行旅甘冒风险；部分推算行程有待进一步的文献发掘精确细化；每年天气有波动变化，需要考虑偶然性，而偶然性不能违背大的气候趋势的必然性。从方法上说，由作品中提取数据，用原因解释数据，将数据进行统计，由统计检验作品，这种工作是互相促进的，孤立的作品通过汇集分析，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数据和认识的提升。注释：
[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蒙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拆配本：“余平生所见定武本惟此一本……惟此一本凡十有六题，复对临一本。”参考本文第十节。
[2]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吴炳本《定武兰亭序》张绅跋：“绅在吴中，见吴兴赵公所收《定武》，时新得于一僧，公方赴召，自杭抵京，舟中题者十有七次。”
[3]赵华：《伪赵孟頫书画印考辨—以俞和作伪赵孟頫书画为例》，载《兰亭雅集—第三届中国书坛兰亭论坛论文集》，中国艺术出版社，2014年。
[4]王连起：《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5]田振宇：《赵孟頫跋〈吴静心本定武兰亭〉辨伪》，《中华书画家》2015年第7期。
[6]台北“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http://sinocal./，以下西历日期、天数均由此出。
[7]赵华：《赵孟頫闲居考》第一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8]《元史》卷十七《世祖十四》。
[9]赵孟頫：《至元壬辰由集贤出知济南暂还吴兴赋诗书怀》，收入《松雪斋文集》卷四，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清曹培谦校订城书室本。
[10]《元史》卷十一《世祖八》。
[11]《元史》卷五十二《志第四·授时历议上·岁余岁差》：“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
[12]1855年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元代大清河河道即今黄河河道。
[13]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收入《松雪斋文集》外集。
[14]《元史》卷八十三《选举三》。
[15]危素：《草庐年谱》（见吴澄《吴文正集》附录）载：“六年壬寅：八月壬戌（一日）戒行，十月丁亥（廿七日）至京师。春，有司奉旨朝命趣行，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至京师，已有代矣。公即欲归，河冻不可行，元文敏公朝夕奉公尤谨，大夫士多来问学。及行，元公为诗序。七年癸卯：春，治归，五月己酉至扬州。”
[16]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
[17]赵华：《由赵麟生平看赵雍世系诸问题》，《中国美术》2019年第6期。
[18]《元史》卷一百一《兵四》“急递铺兵”。
[19]《新元史》卷一百一《兵四》“急递铺”。
[20]同上。
[21]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以下简称《赵孟頫行状》），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附录。
[22]《元史》卷一百一《兵四》“站赤”载：“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
[23]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第119页。
[24]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
[25]《元史》卷一百一《兵四》“站赤”。
[26]《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右司”。
[27]《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兵部”。
[28]杨载：《赵孟頫行状》。
[29]《元史》卷一百一《兵四》“站赤”。
[30]前田直典、姚朔民：《元钞价值的变动》，《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第187页；韩慧娟：《元代物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5。
[31]赵华：《赵孟頫闲居考》第一章。
[32]《元史》卷一十三《世祖十》。
[33]《新元史》卷一百一《兵四》“站赤”。
[34]《元史》卷一百三《刑法二》，本节无备注引文均自此出。
[35]《元史》卷二十一《成宗四》：“（大德七年）二月……丁丑，命诸王出伯非急务者勿遣乘驿……（大德八年）正月……诸王、驸马往辽东捕海东鹘者，毋给驿……五月……追收诸王驿券……十月……诏诸王、驸马毋乘驿以猎……九年……十一月……拘收诸王、妃主驿券……诏诸王、驸马毋妄遣使乘驿……十年春正月……命近侍无辄驿召外郡官。”
[36]赵孟頫：《峨眉亭》，收入《松雪斋文集》卷四。
[37]按：此帖元代曾为郭天锡所藏，与赵孟頫跋同纸之左有“至元丁亥九月望日”题款，按一般题跋谦让习惯，郭天锡先跋居左，让出右尊位置，赵孟頫后题。按《至顺镇江志》卷十五，郭天锡至元二十三年到至元二十九年（1286—1292）在镇江府路总管府任判官。
[38]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
[39]官员赴任需携带家眷仆从和大量行李，与轻骑简从的使臣行程又不相同。皇庆二年（1313）制定的“官员之任脚力”见于《元典章》卷三十六《兵部卷三》，实际参照大德元年（1297）制定的“任回官员站船例”，规定“三品以上与船三只，四品、五品与船二只”。虽然这个条例记载较晚，但之前不可能没有相关规定。而赵孟頫初次因选贤赴都是没有享受官员赴任待遇的。
[40]赵华：《赵孟頫管道昇婚年考辨》，《书法》2015年第10期。
[41]赵华：《由赵麟生平看赵雍世系诸问题》。
[42]《元史》卷一百一《兵四》“站赤”。
[43]《元史》卷一十二《世祖九》。
[44]《永乐大典》卷19418引《经世大典·站赤三》，中华书局，1986，第7204页。
[45]《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六》。
[46]《元史》卷二百六《外夷二》“安南”。
[47]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第393—397页。
[48]《永乐大典》卷19418引《经世大典·站赤三》。
[49]《元史》卷八十三《选举三》。
[50]上海博物馆藏《千字文》：“吾有京师之行，驱迫上道……至元丙戌十二月也。次年三日驰驿至崇德。”按正月初一春节休息，二日晨从杭州出发，计驿程两天，三日晚到崇德。
[51]杨载：《赵孟頫行状》载：“丁亥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
[52]按图19《跋保母碑》“丁亥八月，仆自燕来还”，此处按晚于八月一日记录。
[53]按图2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大道帖》赵孟頫跋署款“至元丁亥九月七日”，按同期题跋的《保母碑》为周密藏品，以及所书《鲜于府君墓志铭》为鲜于枢所请，二人均在杭州，故设起点为杭州。
[54]元佚名《录赵孟頫论书》：“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信笔。”
[5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署时间款“六月廿六日”，按立秋计，为是年七月六日，儒略历8月1日。
[56]赵孟頫《程氏先茔之碑》：“元贞元年，孟蒙恩诏至都下……惟元贞元年，岁在乙未七月朔日。”收入《松雪斋文集》卷七。
[57]赵孟頫《翠寒集序》：“吴古为都会……元贞乙未中秋，吴兴赵孟頫子昂父序。”收入《四序全书》集部五，宋无《翠寒集》。
[58]戴表元《送邓善之序》：“三月朔日。”收入李军点校《戴表元集》卷十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83页。这次写经，戴表元、方回等为多人写了多首送行诗，《送邓善之序》为目前文献中唯一署时间款者。
[59]山东省博物馆藏赵孟頫书《雪赋》署款：“大德二年日短至写与班彦功。”
[60]赵孟頫《大元封赠吴兴郡公赵公碑》：“五月十三日，孟被旨许过家上冢。”收入《松雪斋文集》卷九。
[61]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六札册《得旨暂还帖》（图26）：“四月间得旨暂还……五月间离都，触暑远涉……六月廿日到家。”
[62]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次年使者荐至，于是夫人复从余入朝“；赵孟頫《白云祖师初学记》，收入《卍续臧经》第一一二册，台北新文丰公司，1995，第887页。文末款署“皇庆二年三月七日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赵孟頫序”，则到达时间至迟三月六日。
[63]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得旨还家，四月廿五日发大都。”
[64]按图1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十一札《南还帖》署款“六月十二日”。
[65]赵孟頫：《初至都下即事》，收入《松雪斋文集》卷五。
[66]赵孟頫：《杭州雨中》，收入《松雪斋文集》卷五。
[67]杨载：《赵孟頫行状》。
[68]同上。
[69]赵孟頫：《岁晚偶成》，收入《松雪斋文集》卷五。
[70]赵孟頫：《先侍郎阡表》，收入《松雪斋文集》卷八。
[71]赵孟頫：《大元封赠呈兴郡公赵公碑》。
[72]赵华：《赵孟頫赵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故宫文物月刊》第3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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