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他一点时间，他或许可以开创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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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七年（1374）的金陵城，一辆囚车载着一位气度不凡的囚犯缓缓驶向金陵城的某地，看惯了这种场面的金陵百姓都清楚：这是去刑场的方向。

但不同的是，今天的刑场格外肃穆，因为当朝天子朱元璋亲临刑场来监刑，这不多见。

待那囚犯就绪，朱元璋的眼神逐渐凛冽了起来，他也惜才，也曾经赏识过那囚犯，但不为我所用者，朱元璋宁愿其消失。刀光过后，大明永远地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个被后人冠以“明代绝顶”光环的才子——高启。

苏州高启石刻像。来源/《沧浪亭五百名贤像》

壹

诗冠有明，少年意气

当中国古诗的前面被冠以“唐”字，唐诗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最璀璨的一颗，明代虽然不是诗的国度，但著名的诗人还是层出不穷，元末明初著名的苏州籍诗人高启便是其一。

高启，字季迪，其在诗词方面的天赋在有明一代极受推崇，清人更是对高启赞赏有加，将其推上神坛，例如纪晓岚曾在《四库总目提要》夸奖高启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赵翼更在自己的《瓯北诗话》里面对高启不吝笔墨，极加赞赏：

惟高青丘（高启，号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独青丘如天半朱霞，映照下界，至今犹光景常新，则其天分不可分也。

（清） 余集 《青丘先生像》

赵翼的诗品较高，普通人入不了他的《瓯北诗话》。只要翻翻该书，就可知晓高启是和李白、杜甫、陆游等人并列。赵翼认为，高启之绝，绝在诗风兼采各家之长但又不囿于圈套，能够自成气象，正是“五古、五律，则脱胎于汉、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则参以中唐；七绝并绝晚唐”，而其他人师法唐风多落入俗套，工于一字一句，让人觉得“神理索然”。

高启之宗法各派能够何种程度呢？赵翼进一步举例说明，他说李白之诗非常人可仿，但是高启学李白却有神韵，例如高启有一七古诗《春昨行》：

晓日窗前鸟声喜，似报春来唤人起。

东风吹暖入烟痕，绿遍江南几千里。

去年春去忆愁人，倏忽今年又见春。

但欲逢春醉杯酒，不管相思成白首。

若将该诗混入李白的作品中，就算是明眼人也不能立马辨认出此非李白之作，因为高启不仅形似李白，更神似李白。

高启并非只学李白一人，其另外的诗还宗法杜甫、韩愈、李商隐和白居易等人。高启在自己的《独庵集序》中集中叙述了自己关于诗词的理论：

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

高启之谓“辨其体”，是指诗歌的形式风格等，是最为基础核心的内容；而意以传情，是要让读者有所共鸣；做到这些之后，一首好诗也要让人觉得别具匠心、妙趣横生。如果三要既得，按照高启的话来说就是“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天乎；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大抵意思是说，三要乃是写诗的根本准则，只要掌握了这三点，任何风格的诗词，不过见招拆招罢了。

（明） 高启 《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

被冠以“诗绝有明”光环的高启，在少年时便闻名遐迩。他与赫赫有名的刘基、宋濂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但是天赋极好的高启并没有只耽于诗赋之中，少年的高启意气风发，希望有朝一日打马过长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也存于这位少年的心胸，正如他在自己的《赠薛相士》中所言：“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孤影每自奇，磊落长七尺。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

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高启对史学也极为青睐，他“无书不读，而尤邃于群史”，他曾写过一组《读史二十二首》，分别就历史上的众多人物做出了自己的点评。

高启少年时，元朝尚未陷入农民起义的动乱之中，他曾对元朝充满希望，抑或是对自己报效元朝充满着殷切，但这一切很快就被元末农民大起义给打断了。

（明） 高启 《题仕女图诗页》。来源/故宫博物院

贰

进退之间，任由心定

元末统治腐败，加之种种天灾人祸，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率先起义，随后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一干豪杰相继蜂拥而起，而苏州在元末则被张士诚占据了十来年。为了在这元末修罗场中胜出，张士诚也打出礼贤下士的旗号，史载张士诚“不爱玉帛车马，招纳四方贤俊，而才识文艺之士彬彬然”。

在张士诚的殷勤笼络下，海内豪杰有才之士，都汇集于吴中，效忠张士诚的就包括当时的名士陈基、饶介等人。在吴中享有盛名的高启自然也在张士诚的招揽之列，但是高启对效忠张士诚意兴阑珊，始终拒绝食张之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除了短暂的出游吴中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闭门读书，于乱世之中依然熟读经史而不辍。

（明） 沈周 《清江幽居图》局部。来源/大英博物馆

后人揣测，高启不与张士诚合作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高启对元朝并非深恶痛绝，他对所谓的正统王朝自有一番标准，他认为张士诚所建立的吴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并不是他心目中想要报效的王朝，而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读史经验，高启也认为张吴政权并不会长久，因此他选择了杜门不出；第二个原因即是高启志士形象下面也隐藏着对隐士的向往。高启曾在《槎轩记》表达出一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随遇而安思想：

人之生而系命于天者，亦何异是哉？夫林林而立者皆人也，而有贵为王公，有贱为舆隶，有富有千驷，有贫不能饱一箪；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终亨，前行后仆，变迁无常而轇轕不齐者，非天孰使之然......世之不安乎天者，乃疲智力以营所欲，悲失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不在已也。

除此之外，高启还曾写过《咏隐逸十六首》，对历史上包括梁鸿、庞公、陆龟蒙等在内诸多隐士击节赞赏，而他在《风雪归庄图》中所写的“野桥古渡行人无，清响瑟索鸣残芦”等诗句也被后人视为高启隐逸生活的理想世界。

因此，高启的性格实质上是志士与隐士的结合体，从他后半生的经历来看，他确实也始终徘徊于进取与隐退之间。高启对于何时该进，何时该隐有着自己的见解，总的来说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那便是“无道则隐，有道则出”。在高启看来，张士诚的政权绝对称不上有道。

（北宋） 李希 《归庄图》

继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建立的大明一度让他燃起“天下有道”的希望。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次年，朱元璋征召天下贤能修纂《元史》，高启亦在被征召之列，这次他并没有杜门闭牖，而是欣然起行前往金陵。

高启来到金陵，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他忍不住登上金陵雨花台，俯瞰滚滚长江水，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诗中表达了高启对于战争息止的喜悦之情。与对张士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启在诗中称朱元璋为“圣人”，可见当时高启对朱元璋的期许与敬仰。正是因为高启心中对于未来的期望，他身上的满腔热血使得他暂时放下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投入到修史的事业中。

（清） 石涛 《山水图册之登雨花台》。来源/大英博物馆

高启奉命来到金陵后，朱元璋授其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并且命其教导诸王。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在阙楼召见高启并且以户部侍郎的官职授之，但令人惊讶的是，高启竟以“年幼不堪重任”的借口辞绝了朱元璋。朱元璋无奈，只好赐金放还。

从洪武二年高启写下这首《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到洪武三年的这次召见之间，高启的态度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身上的隐士情结再次占据上风，使得他拒绝了朱元璋的这次授官，也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后人多认为，在这一年里面，高启敏锐的神经让他感受到洪武朝紧张的政治氛围。而更让高启无法忍受的是，朱元璋似乎是为了报复苏松地区的百姓士子，对该地区大加鞭挞，惨遭横祸的就包括高启的诸多好友。

这让高启对朱元璋彻底失去了信心。

洪武三年，高启又回到苏州当起了隐士，他原本以为可以远离危险的漩涡，但实际上他已渐渐靠近漩涡的中心。

叁

飞来横祸，慨然赴死

高启的悲剧下场，具有个人与时代的双重原因。《明史·高启传》描述高启被诛的原因是“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见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

《明史》中所说高启被诛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高启写过一首讽刺诗，朱元璋看到之后怀恨在心，第二件事则是因为苏州知府魏观的案件。但是高启究竟写了何诗遭到了朱元璋的记恨，历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论者大多认为，此乃附会之辞，不足一信。

（明） 佚名 《太祖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真正让朱元璋记恨上高启的，应该是高启辞官归乡的举动。论者多认为洪武一朝的文人命运最为悲惨，不仅朝野之中气氛紧张压抑，就连在野不应征辟的文人也难逃朱元璋的摧残，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没其家”。

为了惩罚这些不服从征召的文人，朱元璋还特意在自己颁发的《大诰》里面设有“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的规定。高启的行为，正好触犯了朱元璋的逆鳞。

高启的苏州人身份则更加剧了朱元璋对他的猜疑。张士诚统治吴地期间，深受吴地百姓士子爱戴，朱元璋不仅在战争期间遭到了吴地百姓的激烈抵抗，统一之后，吴地许多士子也摆出一副拒不与明合作的姿态。

因此，朱元璋对苏松地区的士子百姓始终都怀有怨念，十分戒备，不仅将苏松地区大约二十余万官吏百姓移至金陵，还对苏松地区苛以重税、派重兵把守。高启辞官不就的行为，或许让朱元璋察觉到自己的权威在苏松地区遭到了进一步挑战。

种种不满的积累，终于因为魏观案而彻底爆发。

（清） 徐扬 《姑苏繁荣图》局部。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魏观原是苏州知府，与辞官归隐苏州的高启交往甚欢。洪武七年，魏观兴建苏州府治，为了纾解民力，府治以张士诚在苏州的旧宫为基础，上梁之日，高启还特意写了一篇《上梁文》表示祝贺。

没想到，此事却被小人利用，向朱元璋污蔑魏观有自立之心，那篇《上梁文》呈到了朱元璋的案几上。《上梁文》未曾传世，但有论史者提及，文中用到了“虎踞龙盘”这个极富天子气象的词，挑动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

原本就对高启以及背后的苏松地区抱有怨念的朱元璋，在看到这篇《上梁文》后勃然大怒，“遂执观械启，并执于法死”，而高启赴死之日，依然在囚车上轻吟诗赋。

高启的死并非孤例，而是朱元璋刻意打压江南士大夫的表现之一。与高启合称为吴中四杰的杨基、张羽、徐贲等人虽然先后应召，但是杨基多次获罪，最后竟死于工所；张羽因获罪被贬岭南，自知必死无疑，遂投江自尽；徐贲因为犒劳大军不及时，也被下狱处死。朱元璋对江南士大夫的苛刻，在后世甚至有着“文祸”之称。

（明） 徐贲 《山水轴》。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历史的一粒尘埃，对个人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高启的悲剧下场，多半是因为生不逢时。

高启虽殁，但其诗一直在后世流传。众人击节赞赏其诗才的同时，还带有几分惋惜。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就说：“惜乎年仅三十九，遽遭摧陨，遂未能纵横变化，自成一大家。然有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也者。”

参考文献：

吴士勇：《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贾继用：《高启年谱》，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2009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茜茜：《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研究》，2015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闵永军、许建中：《明初征辟制度与高启之死》，《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END

作者 | 愁予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