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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上午，科技部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召开了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在推进会上，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一方面明确指出，经过30多年发展，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探索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实现了从推动科技产业化到更加注重创新策源的转变，从融入经济主战场到更加主动支撑国家发展与安全的转变。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家高新区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增长势头。 另一方面，王志刚部长还明确提出，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主动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严峻形势，要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保就业促创业的主力军。 在我们看来，正所谓“有多大的家底，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有多大能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对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基因和已经形成高密度的全球技术合作格局的高新区而言，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内外环境和转型形势，尤其是在面对愈演愈烈的美中技术刚性脱钩甚至是历史性的“技术战争”的情况下，其可能遭遇的发展风险和挑战也是首当其冲和前所未有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和审视国家高新区发展和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和视角，尤其是在国家明确提出了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目标的背景下，国家高新区及其所在区域和城市的相关决策者，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及早做好应对准备，积极做好国家高新区的重塑。而对国家高新区的重塑，就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塑。 1 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和“驱动器” 关于国家高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有充分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比如，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169家国家高新区园区生产总值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占2021年全国GDP的13.4%。 这也是被大家经常提到的“国家高新区以0.1%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3%的GDP”这一形象说法的最直接的数据支撑。所以，说国家高新区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稳定器”、“驱动器”应该没有多少人反对。 在我们看来，考虑到全球政经格局重塑、产业链加快重组、经济增长压力陡增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的背景，从国家高新区的视角系统性、综合性、完整性、历史性思考中国的经济安全、产业发展、创新模式甚至是外交逻辑等，就变得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和迫切。 比如，如果进一步针对国家高新区的一些资源禀赋和发展指标进行拆解的话，就会发现更多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话题。 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国家高新区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半，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也占到全国的一半，国家高新区每万人从业人员拥有的发明专利为421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2倍。由此可见，国家高新区是名副其实的创新高地。
从保就业和稳定市场主体来看，截止到2021年底的数据显示，国家高新区就集聚了超过2300万从业者；国家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共11.5万家，约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营收分别占该领域全国高企营收的64.2%、41.5%、44.3%；全国377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中，国家高新区培育的企业占比达67.1%。 国家高新区在出口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更是明显。以发展形势整体非常不乐观的2021年为例，国家高新区出口总额5.1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其中，国家高新区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为50.4%，国家高新区企业实现技术服务出口总额占全国服务出口比重为15.1%。 由此也就很好理解，科技部副部长邵新宇对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表述背后的多重内涵和意指了。 而国家高新区在国家层面上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映射到所在城市和区域层面，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这些国家高新区在所在城市和区域中，不仅在经济总量中不可或缺，更是当地最具创新性的企业和产业的集聚地，代表了当地经济转型和产业迭代的未来。 尤其是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各地经济增长遭遇严峻的历史性挑战甚至下滑的背景下，国家高新区更是成了所在城市和区域经济逆势增长的孤岛，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发展韧性和反弹优势。 另外就是，在各地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国家高新区及其范围内集聚和沉淀的科技型头部企业和相关研发平台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抓手。 虽然很多地方和城市政府都在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大力推动当地新的创新区域、创新平台和产业集群建设，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国家高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成为所在区域和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最重要的技术、平台、空间、人才、资金等全方面的资源要素支撑，其创新溢出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当地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所以说，一个地方有没有国家高新区的布局，以及当地国家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已经成为观察一个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窗口，以前是，现在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 2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才是最佳治理框架 公开的报道显示，针对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王志刚部长提出了六点要求：一是着力增强综合实力，充分发挥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支撑作用；二是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强化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引领示范作用；三是着力优化创新生态，推动高水平创新创业；四是着力构建高效协作的创新网络，强化东西合作、南北互动，发挥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五是着力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完善培育体系，加大资源支持力度，推进惠企业政策落地；六是着力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工作，在保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们看来，这六个方向不仅有着迫切的现实指向，也直接指出了一系列国家高新区未来进一步深入推进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强调了安全发展的底线，更强调了健康发展导向，不仅强调了国家高新区内部的融合发展，还强调了与外部的协同发展，不仅强调了技术研发和企业培育，还强调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生态的优化，等等，势必会对新一轮的高新区尤其是国家高新区的转型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就我们一直以来对包括高新区在内的园区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研究与观察，对国家高新区需要进一步推进并能够进一步推进的相关工作，提出几点延伸性思考和建议： 其一，基于新的发展形势洞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高新区在继续谋求较快增长和空间扩张的同时，更是要树立安全发展和稳定发展的底线思维，首先扛牢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政治责任，甚至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审视增量和存量之间、增长与转型之间、扩张与迭代之间寻求更加务实和稳妥的平衡点。 不仅需要高新区承担起更大的稳增长责任，也需要警惕这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而且，对这种技术刚性脱钩和单方封锁，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除了要更加立足于科技的自立自强维度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还需要对所辖企业的对外技术、产品、服务和市场的依赖度做出精准的统计和分析，及时做出预警，并整合相关资源给予尽可能多的帮扶，而不仅仅是减税和补贴的问题，甚至要提示相关企业重新展开其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探索。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考虑到国家高新区长期以来的高增长和重增量的发展惯性，对很多国家高新区以及所在区域和城市的决策者而言，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或许注定会没有那么容易。 其二，不仅要尽最大努力继续实现科技的产业化和区域经济的增长，还要进一步从区域乃至国家创新策源地层面来思考其新的发展战略和定位，进一步辐射周边地区的发展，并为区域或国家某些关键性产业的产业链完善和价值链提升提供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国家高新区创新生态的构建和完善问题，其背后不仅是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问题，而是立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更加强调产业集群化、片区城市化、技术前沿化、研究基础化、治理现代化、科创全域化等方面的问题，并从城市发展、社会治理、平台建设、数字赋能等多方面和多维度做出决策和部署。 比如，面对新的竞争环境，国家高新区的园区经济治理能力以及对创新规律的敬畏和遵循，将为更多尺度下的城市和区域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直接的示范和借鉴。而且，还要充分发挥一些国家高新区已经形成的较高层级的创新生态和相对更加完善的创新体系的优势，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中的科创资源配置提供平台支撑，为区域和城市整体性的创新生态优化赋能。 其三，进一步加大对在地化的创新企业和创业团队的支持和孵化力度，这不仅是国家高新区推进并实现安全发展和快速增长的本质性要求，而且还是推动区域内产业链和价值链革新和重构的根本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地区和城市产业意识和创新意识的觉醒，对优秀的创新企业的招引力度都在明显加大，各地区招商引资的比拼进入了白热化的境地，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通过现金补贴和产业投资“买产业”的情况，从而使得针对优秀企业的招引门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而且出现了多个优秀企业搬迁后水土不服甚至走向倒闭的情况，这为不计代价的招商引资行为敲响了警钟。 另外，很多的高新区尤其是国家高新区自身也已经进入了产业迭代和产业淘汰的阶段，有的甚至已经进行了几轮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高新区尤其需要强调转型的内生动力，而不是像很多后发地区那样，总想着通过所谓龙头企业的招引，来完成初级的产业集聚，以至于外部的没招到，在地化的培育与孵化也没做起来，最终导致区域产业空心化和人口流失的问题。这是很多国家高新区需要注意和警惕的。 其四，产业问题和科创问题虽然依然是国家高新区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和本质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国家高新区而言，也已经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视产城融合、城市更新等问题的时候了。尤其是在高新区的起步区和核心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但已经无法适应新兴产业集聚和现代科创服务供给的需要，甚至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城市发展、品质人居生活和高效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基本需要。 我们注意到，各地在积极推进包括高新区在内的新一轮城市功能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基本上都选择了将城市治理功能从园区管委会剥离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职能划分更加清晰了，但在我们看来，恰恰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治理混乱（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多少带有点在区域治理模式上“想当然”的色彩。 对于产业成熟度相对较高而城市成熟度有所欠缺的国家高新区而言，恰恰需要更加融合的产城发展模式，将城市空间规划、公共服务配套、新型基础设施、创新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千亿产业集群、高端科研平台、科创金融体系等条块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组织和治理框架中进行整体性推进。而这个“统一的分析、组织和治理框架”只能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其五，对于国家高新区而言，不仅要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且，还要进一步辐射到所在城市的都市圈甚至省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中去，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起推动科创资源下沉的使命和担当。 与此同时，作为所在区域和城市的科创高地，不仅要强调园区内部的补链强链行动，还要积极融入到国家层面新一轮科技资源布局的战略实践中去，主动承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和平台的建设与落地。不仅要立足于自主创新，市场化、协同化推进国内创新资源的连接和互动，还要大胆面向全球科创资源展开相关合作，进一步发挥国家高新区对国际科创资源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吸引优质的国际技术、人才、项目、资金和创业服务机构在国内落地，同时通过在国外设立独立或联合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的方式，高效连接全球科创资源。 唯有如此，才能像国务院所发布的《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35年，建成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园区，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最终成就一个真正属于国家高新区的新价值时代。 编审：张梦欣丨编辑：徐丰超丨设计：孙月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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