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的这些名人，都和津门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如今的东城区史家胡同55号，也就是昔日的老门牌26号，曾经被称作“焦家大院”。之所以出现这个称呼，是因为这座大院里居住过清代咸丰年间八大辅政大臣之一的焦佑瀛。焦佑瀛的名字，或许会让您感到陌生。没错，他确实不如同为顾命大臣的肃顺、端华、载恒等人那般名声赫赫。而且，焦佑瀛在八位辅政大臣中的地位最低，他不过是军机处的“挑帘军机”。只因其文笔过硬、才干超群、又颇有些见识，并得到肃顺的赏识与推荐，才被咸丰帝看在眼里。待到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将肃顺、端华、载恒处死或赐死，受到殃及的焦佑瀛也被罢官、充军。焦佑瀛有何大罪？不过是得到肃顺赏识而已。两宫太后与恭亲王没有对其严惩，最终让焦佑瀛告老返乡。不过，从焦佑瀛开始，在史家胡同住过的诸多名流，都和津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史家胡同55号，原来的“焦家大院”

京津都有“焦家大院”

焦佑瀛的故乡在哪里？津门。他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当初能让肃顺看上，就是因为焦佑瀛于咸丰十年（1860）奉命在天津静海办团练时所展示的才干。

待焦佑瀛回归津门后，他便在“逋园”内消磨着自己晚年的时光。“逋园”，也被称为“家园”，它位于今天津河北区锦衣卫桥的解放新里。“逋园”二字，或许包含着“有幸免于死且逃亡于津”的意思。当然，津门百姓又把“逋园”称作“焦家大院”。这倒是与史家胡同的俗称相吻合了。想当年，焦佑瀛所隐居的“逋园”，正好处于海河港岔，看船只往来，帆樯如林，渔舟唱晚，风景如画。焦佑瀛在园中兴建亭台，植花木，喂养虫鱼鸟兽，亲自种植菜圃畦蔬。豆棚瓜下，花晨月夕，常开筵宴宾客饮酒赋诗，以消遣光阴。而今的我，无法揣测焦佑瀛彼时的所思所感。远离污浊的晚清官场，或许也是一种很大的福分。早些年，当我探访“逋园”时，发现院落尚且留存，然其旧貌早已荡然。

焦佑瀛留津，他的两个儿子焦子柯、焦厚安，又在为天津“八大盐商”之一的姚家管账。这盐商姚家，实乃老天津城厢之中居住年头最久的住户之一。自清乾隆、嘉庆年间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鼓楼东一带，所以被称为“鼓楼东姚家”。根据文献记载，焦佑瀛的堂妹就嫁给了姚家的掌门人之一姚承丰。

焦佑瀛是晚清的重臣之一，他的子嗣则为商贾。到了焦佑瀛的孙辈，出现了一位鼎鼎大名的文化人，他便是北京人艺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焦菊隐先生是焦子柯的儿子。尽管他的人生经历，绝大部分是与北京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毕竟是天津生、天津长。焦菊隐先生于1905年12月11日生于天津的时候，他的祖父焦佑瀛已经离世多年了。

焦菊隐

说来也巧，焦菊隐先生也在北京史家胡同居住过，那便是老门牌56号（而今的20号）。我曾以自己的行走速度作过推测，从史家胡同20号的北京人艺宿舍步行至史家胡同55号的“焦家大院”，大概需要五分钟时间。短短五分钟的路程，却跨越了焦家三辈人的居京时光。

史家胡同20号院

就在焦菊隐先生成为史家胡同20号的新主人以前，这处庞大院落的南侧，曾经被德国商人创办的禅臣洋行所使用。昔日的院落大门，是设在干面胡同一侧的，所以老门牌号为“干面胡同20号”。而今，大体是干面胡同47号的位置。当然，您若找寻这个新的门牌号，估计是见不到的。由于大门改为住房，所以门牌号也跟着消失了。

而今的“人艺”宿舍，当年与德商有关的部分

禅臣洋行有啥特别之处么？当然有了。关于它的一段故事，可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夺宝大案”。

津门追回珍贵文物

话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的王世襄，得到了古玩商陈耀先等人所提供的一个信息。在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被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的经理，他所供职的洋行及其住宅的地点，就在干面胡同中间路北。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恰好看见禅臣洋行一个德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追查此批文物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告知罗越。

王世襄拿目录找到罗越，罗越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杨宁史此时正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所以杨宁史不能到北平来。为了使杨宁史承认有这批青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宁史对质。

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古青铜器127件和古兵器136件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而今，在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馆内，还能见到杨宁史所藏的珍品文物。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故宫博物院

不是说杨宁史是住在津门么。那他到底居住在天津的什么地方？待我查阅相关资料时，“德璀琳大院”的名字突然映入眼帘。这个德璀琳，是近代天津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德国人。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十分赏识的人，德璀琳于1877年至1904年间，断断续续地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长达22年之久。德璀琳有五个“善于交际、喜欢运动”的女儿。而他的五个女婿，分别为李鸿章的顾问汉纳根，美丰银行经理腊克、奥地利驻津领事包尔、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纳森，以及英国驻华使馆武官。一时间，兴建于1886年的德璀琳大院，俨然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待德璀琳夫妇分别于1913、1939年去世后，他们的后代将院中的一、二、三号楼租给了三个财大气粗的德国商人。其中的三号楼，正是租给了禅臣洋行的经理杨宁史。待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占据的大院，被三个美国将军替代。当美国人撤离后，大院又被国民政府接管。如今，当我寻访昔日的德璀琳大院时，发现这里早已成为天津第一招待所。

才女之父原是天津知府

紧挨着禅臣洋行旧址的干面胡同49号，居住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名流凌福彭。“凌福彭”这个名字，读者可能略感陌生，或许提到他的女儿，会相对熟悉一些。凌福彭的闺女是民国时期的大才女凌书华，凌书华的丈夫则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文化人陈西滢。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起凌书华“小姐家的大书房”，那里曾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名的文化人沙龙。而凌书华、陈西滢所居住的区域，也就是而今被开辟为“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那片场地，恰恰是凌福彭寓所的花园部分。昔日的凌家后花园，占据了整个寓所面积的三分之一，而如今挂着“史家胡同24号”门牌的博物馆大门，只是旧时凌家的一堵后山墙。直到凌福彭于民国十九年（1930）病逝于广州西关前后，陈西滢、凌书华才将后山墙改造成出入的寓所大门。

史家胡同博物馆

说起凌福彭，他与天津的缘分可不浅呢。光绪廿六年（1900）春天，凌书华降生。但凌福彭并没有太多喜悦，他眼前看到的，是一塌糊涂的政局。待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后，凌福彭被清廷补授为天津府知府。当上知府，凌福彭却没有丝毫的快意。毕竟，天津城正在被八国联军占据着。此时的天津城市管理机构，叫做“都统衙门”。直到光绪廿八年（1902），都统衙门的统治结束，天津城才算归还给中国，凌福彭也才走马上任。此时的凌福彭，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指导下，于天津地区推行新政。他与警政方面的专家赵秉钧合作，派遣训练有素的巡警队伍来治理天津。

与此同时，凌福彭通过考察日本的司法与监狱制度，并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于津门开设了罪犯习艺所。这可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项创举。依照袁世凯向清廷递交的奏折上所言：罪犯习艺所应该按照道来设置。直隶省有五个道，所以应设置五所。但因府库空虚，于是先在保定与天津各设一所。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凌福彭担任天津知府时候的府署衙门在哪里。为此，我专门询问了天津文史专家魏斌老师。根据他的介绍，凌福彭时期的天津府衙，应该是昔日天津卫署所在地。其位置，大体是在而今的鼓楼北街。此地于明代是天津卫署，清代则为天津府署。民国三年（1914）撤府改县，这里又成为天津县署。前前后后延续510多年，是津门历史最长的衙署重地。（文中图片均为高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