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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内部三角斗争,谭、程两派相继败北,南部势力加速新陈代谢

 茂林之家 2022-08-17 发表于湖南

湖南自驱逐北军出境后,湘军获得北军的大量武器,骤然发展成为南方的一支相当强大的武力。但是由于个人权力地位之争,湖南内部也和云南、贵州一样,发生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一九一八年年初,谭延闿在桂系的支持下回到永州,再任湖南督军。他赤手空拳而来,自觉难于驾驭诸将,因此表示他本人不长于军事,不能有多大贡献,此行是为与士卒共甘苦而来,是为向三千万湖南人民赎罪而来,一俟驱逐张敬尧以后,当以督军一席让予师长赵恒惕,省长一席让予湘南民政处处长林支宇。后来湘军发动驱张,实际指挥作战的是赵恒惕,谭以督军兼任湘军总司令,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湘军驱张成功后,谭仍然死死抓紧督军、省长、总司令三颗印把子不肯放手。以前“与畏公同进退”的谭氏僚属和旧友们,果然盼望到了“畏公三次督湘”的好日子,他们一个个“弹冠相庆”,于是湖南官场中出现了“元勋派”与“非元勋派”的高低等级。“元勋派”是指随同湘军退到湘南,当过几年“叫化官”的一些人物。“元勋派”中又以“马嘶团”最为得势,“马嘶”是因衡阳的马嘶巷取名,当年吴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这个巷子里,而充当代表的都是一些谭的心腹爪牙。“马嘶团”又有“马头”“马身”“马肾”“马尾”“马蹄”等称号,包括督军署秘书长吕筹、政务厅厅长刘岳峙、矿务局局长萧仲祁、榷运局局长唐支厦等。被称为“马头”的就是谭的幕僚长吕筹。

由于“元勋派”与“马嘶团”占居高位,把持政权,排斥异己,引起了谭系政客与湘军各将领之间的权力冲突。这些将领自恃在湘南吃过两年的苦头,现在才抬起头来,他们哪一个没有亲戚朋友,哪一个不想替自己的亲戚朋友谋求优差美缺,可是优差美缺都被“元勋派”和“马嘶团”占为己有,因此忿忿不平,认为湖南的“天下”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下来的,而督军并无尺寸之功,不应享受胜利的果实。同时,他们本身还存在一种“取帽子”]的心理,希望谭实践诺言自动下台,让赵恒惕上升一级,大家都可以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

谭之所以一身而兼三任,也是具有深意的。此时各省军阀有的已经废除督军名义而改称总司令,但是多数仍然保持督军名义。所以谭既不肯放弃督军名义,又不肯放弃总司令名义,以便“面面不落空”。总司令和总指挥在职权上本来混淆不清,湘军攻下岳州后,赵即自请解除总指挥兼职,谭又认为此公“功高望重”,不宜加以贬抑,因而不敢批准。此时谭对赵的态度比前更加谦和,而赵对谭的态度也就比前更加恭顺。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假客气正是貌和心不和的一种表现。

湘军正规军共有一师三旅,师长为赵恒惕,旅长为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另有地方军十二个区,第一区司令吴剑学驻防宝庆,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防湘潭、湘乡,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防衡阳,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防零陵,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防洪江,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防醴陵、浏阳,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防郴州,第八区司令蔡巨猷驻防沅陵,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防芷江,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防澧县,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防常德(副司令唐荣阳代),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防永兴。这些军官分为三个宗派:宋鹤庚、吴剑学、张辉赞、谢国光、陈嘉祐都属于谭派,周则范旧部蔡巨猷、刘叙彝、田镇藩三人也接近谭派;廖家栋、李仲麟属于程(潜)派;此外多属中立派;团长以下军官则多属赵派。这些军官在他们的防区内把持税收,任用私人,俨如独立王国。谭的政令只能及于省城以内,甚至在省城以内也还要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直皖战争结束后,广东又爆发了粤桂军的战争,善于投机的谭延闿看见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便发表祃电(八月二十二日),主张中国采取联邦制,实行民选省长。他认为“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又指出湖南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大的损失,“汤芗铭、张敬尧对待湘人,无异异邦异种,而今日直皖之争,川滇、粤桂之争,皆由地方观念而起。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这个祃电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祃电不但主张废除督军制,而且主张废除一切避其名而居其实的巡阅使、军区长、总司令等名称,以民选省长掌握一省军民两政大权,这在表面上像是最彻底的一种“废督论”,但是,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就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耍的一套手法,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文人,当督军常被别人指责,如果实现这种主张,他在当选省长以后,就可以在实质上做到省长兼督军,避免另有一个掌握军权的人和他分庭抗礼,更便于借口地方分权,维持他的地方割据。

谭延闿和熊希龄都是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派,关系极为密切。民国成立以来,君主立宪派转化为研究系,熊是研究系的“名流”之一。早在洪宪帝制垮台时期,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曾提出改中央集权制为地方分权制的意见,后来他自己加入了北方军阀内阁,才把这个意见搁置一旁。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因此,熊希龄又拾起地方分权的学说加以发挥,提出省自治法和联省自治方案,希望通过他的老朋友谭延闿,首先在他的故乡湖南推行。他接到祃电后,就立刻回答一电,劝谭不必等待国会制定省自治法,先由本省自行制定,提交全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施行。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速成方案,当然符合于谭延闿的迫切要求。同时,熊还请梁启超执笔代拟自治法条例、自治法大纲及说明书多种,寄供谭延闿参考。

谭延闿在粤桂军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本来是倾向桂系军阀的,但因此时粤军势如破竹,他就采取了两面敷衍的态度。九月六日,他向粤桂双方进行调解,主张“幹老(陆荣廷)出而主持,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竞公(陈炯明)爱国爱乡,亦当早息干戈,言归于好”。从这个电报看得出,他在调解粤桂战争中,还在贩卖联省自治这个政治“私货”。

这时,南北两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怀抱来。九月一日,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阁员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却用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的说法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九月九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由上海来电,竭力劝告湘军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的后路,以收夹击之效。这个电报对湘军与桂系的关系有所分析,指出桂系历年来怀抱“兼并湘粤”的野心,每次湖南战事发生,“冲锋陷阵均属湘人,克地获城则归桂贼”。国民党认为把湖南拉回到西南方面来,是团结西南、重组军政府的重要关键。因此,属于国民党的湘籍旧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丞、陈嘉会等,均由上海回到湖南活动。但是谭延闿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外界各方争取湖南的同时,赵恒惕一连三次请求解除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始终不敢批准。由于内外形势难于应付,谭感觉到省自治这块盾牌有提早拿出来的必要。九月中旬,他函请省议会制定全省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并且表示本人无意于长期掌握政权,只求省宪法成立,湖南人民可以避免南北战祸,他自己在中国自治史上留下光荣之一页,即当提出辞职。这是他所采取的一个缓兵之计。

但是,湖南先进人士认为湖南省议会长期未经改选,不能代表民意,反对议会包办制宪,要求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起草宪法。十月十日,长沙各界万余人在大雨滂沱下举行了市民自治运动游行大会,提出了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由人民宪法会议产生人民宪法,然后根据人民宪法产生正式议会和政府的请求。谭在群众的面前满口承诺可以接受,当然只是骗人的话。

十月上旬,湘西忽然发生了以国民党为背景的军事叛变:林修梅自称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要求假道“援粤”。在此以前,七月十九日,常澧镇守使王正雅在澧县、慈利之间貌儿峪地方,被副镇守使卿衡派兵加以杀害,他的儿子王育寅在慈利县属东岳观起兵为父报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王育寅请求省方予以收编,并为父亲昭雪。谭延闿认为卿衡是省方所派官吏,拒绝收编王育寅军,并通电痛斥王育寅起兵作乱,应即缴械投降。王育寅自知声望不高,无力抵抗省军,于是将总司令一职让予林修梅,自己退居副司令,改称湘西靖国军。林修梅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在湘南首先“起义”的人物,由于受到谭延闿的排斥,离开军队到广东,对谭怀恨很深。现在林修梅参加到王育寅军中来,湘西问题就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这不但由于这一军事行动足以破坏湘军对粤桂战争的中立地位,而且有可能掀起湖南内部的政潮。这时驻粤滇军杨益谦部三千余人已经开到湘黔边境,湖北靖国军黎天才、蓝天蔚等部也从四川退到湘鄂边境来,这些军队都是倾向国民党的,如果打成一片,对湖南的影响是很大的。

问题发生后,谭延闿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孙中山则劝谭与林采取一致行动,共同讨伐“桂贼”。十月十五日,林军进攻常澧,常德守军刘叙彝部和澧县李蕴珩部迎战失利,谭延闿急调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带兵前往应援,到十一月二日,省军先后攻下慈利、桑植、大庸,湘西问题才得到解决。

此时桂军已经退出了广州,国民党仍然希望湖南出兵广西攻捣桂系军阀的后路。回到湖南的国民党议员采取更番作战的策略,每天派一人纠缠谭延闿,催促他发出一个表明态度的通电,议员陈嘉会公然代谭拟就两个电稿,一定要他签名照发。谭不便明显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只得将电稿加以修改,于十一月一日通电否认岑春煊、陆荣廷取消自主的宣言,他在电报后面拖了一个尾巴,主张用联省自治的方法来谋求南北的统一。二日,全体湘军将领通电表明湖南仍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南北统一问题须由和会解决,但又声明:“湘省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干涉,亦不侵略何方;如有横加侵略者,必谋正当对付。”这两个电稿经过修改,显然与原意不符,而且自相矛盾,因为联省自治这个主张不是国民党所能接受的,而湖南实行“自治”,就是超然于南北范围以外,不可能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同时,谭延闿还指使省议会发出主张联省自治的电报,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拒绝客军假道的电报,这些文电,都是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间接表示。

十一月十三日,湘北平江又发生了兵士闹饷戕杀长官的事变,被杀者为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谭延闿派驻湘阴的第三旅旅长鲁涤平、驻浏阳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带兵讨伐变兵,鲁涤平按兵不动,李仲麟态度不明。十八日,谭电召驻湘潭的第二区司令张辉赞进省密谋应付,但因兵力单薄,不能有所作为。原驻省城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与驻浏阳的李仲麟都是程潜的旧部,都是谭所要排斥而未及动手的对象。谭以第二师师长一席为饵,诱致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受其利用。谭所恃以维持政权的就是宋、张两部。湘西问题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林修梅,谭只得把驻省城的第一旅调去进行讨伐。有人认为林修梅到湘西是个调虎离山计,把谭的主力军吸引到湘西去,接着就有平江兵变发生,谭的另一心腹萧昌炽被杀,而此时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平江变兵。平江兵变是具有倒谭的目的的,李仲麟就是兵变的主谋者和策动者。事变发生后,李仲麟与变兵所推举的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起来,以“除宵小,清君侧”为借口,进兵长沙,与第二旅里应外合地压迫谭下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谭只得授意省议会于十八日议决废除督军一职,谭本人也发出巧电遵照省议会的决议解除湖南督军,自任省长,并推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实行军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这个电报显然又是个缓兵之计,因为省宪法在两个月之内可以完成,根据省宪法“民选”省长,总司令一职也要废除,谭仍可当选省长而将军民两政揽在自己的手里。以前谭把省长比作督军的“小媳妇”,表示本人决不做别人的“媳妇”,现在又自甘为“媳妇”而将军权交出,当然不是由衷之言。事实上谭一面用缓兵之计和缓政潮,一面密电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并电召驻衡阳的谢国光带兵到长沙,以解救他的危机。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郭步高、代理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发出“兵谏”通电,迫谭下野。第五、第七两团都是第三旅旅长鲁涤平的部队,鲁在事变中虽然表示中立,但是他的部队已经倒向联合倒谭的一面,因此形势更为严重。这个电报发表,长沙城立刻沉浸在极大的混乱中,所有“马嘶团”“元勋派”的人物纷纷提出辞职,再一次表示“与畏公同进退”。

二十三日,谭召集军政界和各团体代表在湘军总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谭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挽留他一下,他就可以不走,但赵、鲁二人都默无一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也都不敢有所表示。谭见形势对他不利,只得表示本人愿意下台,请赵继任湘军总司令,林支宇或曾继梧继任省长。他说他下台后决不离开长沙,如果在本人任内发现账目不清,即当自杀以谢湖南人民。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赵表示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城秩序,但并不挽留谭。他谈到于应祥以部下而杀害长官,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制裁,也应当自杀,说着,他也哭出声来。鲁涤平最后发言说:“畏公(谭)是全国伟人而不仅是湖南一省的伟人。畏公表示高蹈,我们不应当以私害公。今天这个会议,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具有双重的意义。张振武是我手下的团长,我已经命令他不许乱动,如果有所动作,我也应当自杀以谢长官。”

会议结束后,谭向省议会提出了辞职咨文,省议会则称省长并非由该会选举而产生,此时也不应由该会批准辞职,因此拒不接受。二十四日,谭由总部迁回私宅,通电表示已经交卸总司令,并向议会咨请辞去省长,这个电报措词极为含混,并未表示坚决下台之意。接下去湘军将领纷纷发出拥戴赵为总司令的电报,只有蔡巨猷、宋鹤庚的联名敬电(十一月二十四日),除表示拥赵以外,建议在省宪尚未制定以前,仍请谭留任省长,到民选省长产生时为止。

二十五日,赵在“三推三让”之后接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日,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于二十九日就职。在谭下台的时候,省外倒谭各军怕中谭的缓兵计,一定要谭离开长沙,谭还借口料理夫人丧事,请求稍缓几天动身,也没有得到允许,谭被迫于二十七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二十九日,国民党军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并且盼望湖南出兵进攻桂林。

十二月五日晚间,长沙又发生了兵士闹饷风潮,变兵为第二旅第四、五两团兵士,曾冲进总司令部劫走现洋二万余元,并将什物捣毁,又到第一师司令部及赵恒惕私宅大事劫掳,赵逃至北门外美国领事馆躲避。但是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叶开鑫属于赵派,因此被变兵推举为临时总司令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坚决不肯接受新职,并与到省不久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出面来劝告变兵归队,同时商会担任筹饷十万元发清十一月欠饷,以后按月发饷,七日闹饷风潮全部平息。廖家栋到美国领事馆迎接赵恒惕复职。长沙闹饷案与平江、常德两次闹饷的性质完全相同,系幕后鼓动者利用兵士们的经济要求,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赵恒惕并非手无寸铁,所以他没有步谭延闿之后尘被迫下台。

关于处置平江变兵的问题,赵坚持被变兵推为第十二区司令的于应祥必须去职,以肃军纪。但在程派的庇护下,于应祥将第十二区并入第六区而改任第六区副司令。

长沙闹饷案结束后,李仲麟经常往来于长沙、醴陵之间。他在湘军将领中是一个最露锋芒的人物。此时谭派各军已经陆续调回长沙,因而发生了九个司令订立同盟对抗程派的风声。由于谭派“军师”张辉赞的建议,赵召集司令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湘军出兵援桂和滇军假道等问题。十二月二十四日,李仲麟应召由醴陵到长沙,当天深夜就与第四团团长瞿维臧等八人在私宅受到突击,被割下首级来,悬挂在理问街一带的电杆上。廖家栋也在被擒之列,由于他在闹饷案发生时竭力劝导变兵归队,所以赵派网开一面把他放走了。

二十五日,赵发表通电宣布李仲麟、瞿维臧的罪状,指斥他们“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约期起事”。从此程派将领全部被消灭,而赵与国民党军政府的关系也就显著恶化了。

李仲麟被杀后,于应祥化装逃走,不知去向。赵升任叶开鑫为第二旅旅长兼长沙戒严司令。此后,湘军谭、赵两派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湖南政局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湖南程派军人失败,对国民党的打击很大。如果程派得手,湘军就可以发动起来进攻广西,同时李烈钧可以进攻江西,南北形势必然产生有利于国民党的重大变化。不料此着失败,国民党的活动就只能局限于广东一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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