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邰小庆｜【 短篇小说】 二泉映月 老吴叫吴尤里，岁数比我们大点，是个“老三届”。他是徐州人，个头不是很高，身子骨挺壮实，相貌嘛，也还算周正。这位老兄一开始插队在苏北，后来是通过关系调到我们农场来的，是什么关系谁都猜不透，老吴也从来不说，问他，他只是笑笑，算是做了答复。一段时期，有好几个外地知青接二连三地往我们农场调。我记得其中有一位上海女知青，叫黄蓉，来自北大荒。黄蓉长得不好看，矮胖，扁巴巴脸。冬天，她把她在大兴安岭时戴的貂皮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那帽子过于奢华，金黄色的皮毛，在太阳底下泛着耀眼的光辉，被风一吹，立刻卷起了麦浪般的波涛。黄蓉戴着它很舒坦地“招摇过市”，却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身处冰天雪地的幻觉，让本来就因为没什么像样御寒服装而被冻得够呛我们更加觉得身上寒冷。她不管别人死活，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我们背地里叫她“狮子”。狮子会敲杨琴，有点艺术细胞。农场宣传队表演大合唱，她坐在前排当中，双手捏着两只弹力十足的小锤子上下翻飞地击打着琴弦，很像那么回事。她和老吴联袂表演的《红旗渠水绕太行》更是获得满堂喝彩。实际上我插队所在的公社并不富裕，人多田少，土地也不肥沃，因而工分值很低。往农场调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几十号来自天南地北的男女知青住在一起，挺热闹，家长图个放心。另外，农场有食堂，不用自己做饭。菜嘛，当然谈不上丰盛，但至少不会吃寡饭。还有一个不能称之为原因的原因，是我们公社紧挨着一家大型国有铁矿。本着靠山吃山的原则，公社在矿山边缘开了一个小塘口，叫枣子矿，悄悄地蚕食着国家资源。大矿山家大业大，不在乎，同时，也是为了和地方政府保持睦邻友好，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公社曾从农场抽调过几名知青到枣子矿去当矿工。说矿工有点夸大其词，准确的说，是挖土工，和挖山芋差不多。选矿方式也极为原始，用筛子筛。不过能拿工资，尽管很少（大头上交集体，小头自己拿），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甚至还具有一点危险性，但好歹每月都能见到点现钱。这在穷得要命的那个年代，它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也就不言自明了。老吴后来，应该就是被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钱吸引过去的。 我和老吴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下午，我从田间回到宿舍，大概是想回来拿什么东西。一进房门，就看见老吴独自一人坐在我们屋子里，身旁放着几件行李。我当然不认得他，我问：“你谁呀？”老吴站起身，热情地朝我伸出一只手，嘴里操着一口浓重的侉音说道：“俺姓吴，徐州的，刚调来。”我说：“哦？欢迎欢迎。”老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抠了半天抠出一根弯得像蚯蚓一样的“淮海”递给我。  老吴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尼龙网兜，里面放着洗漱用具。还有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一卷破棉絮，将袋子塞得满满的。另有一床薄薄的棉被，被麻绳捆贼一样捆得五花大绑，好像他的棉被长了脚会跑似的。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把看上去蛮不错的二胡。要我说，老吴背着这副行囊走在路上，和要饭的叫花子也没什么区别。寒暄了几句之后，老吴把香烟叼在嘴上，腾出双手，很费力地从装棉絮的袋子底部掏出一个东西往我手里塞。我一看是个馒头，馒头裂开了许多口子，明显是有些日子了，而且表面粘了许多棉花，像发霉长了毛一样。我虽然成了农民了，可是饮食习惯还没有改变，不干不净的东西是绝不肯吃的。我说：“扔了吧，这能吃啊？”他说：“没事，能吃。”说完，他剥橘子一样，把馒头表皮剥去一层之后，一口一口地吃了。我暗自发笑，觉得这人真是一点不讲究。 老吴的热情没有白费，我们宿舍里正好空着一张竹床，我说：“你就睡这里好了。”他问：“没人？”我说：“刚搬走，上海人，会无线电，调到大队广播站去了。”我想，老吴肯定事先已把各个宿舍都打探过了，看见这里有张床空着，要不然他怎么恰好坐在我们屋子里呢？我把他叫到门口，指着不远处的一排房子对他说：“看见了吗？竖着三根烟囱的地方是食堂。会计姓王，办公室就在旁边，去他那里领饭菜票，照领不误，年底结算。需要开水直接到食堂拎，水瓶现成的。”老吴连声说谢谢谢谢，接着就开始铺床。 老吴大概一直生活在北方，对南方泥泞的道路很不适应。他挑着担子走起路来的样子十分滑稽，女知青时常被他扭秧歌似的姿势逗得哈哈大笑。有一回，他当众摔了个仰八叉，腰部被土块磕了一下，疼得老吴龇牙咧嘴的。我们把他扶回宿舍，他在床上躺了两天，害得我们一日三餐为他打水、端饭，服侍老子一样。 老吴毕竟是大城市人，又年长我们好几岁，读书的时候受文革影响比我们要小，所以在我们跟前，他能称得上是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晚上，大家躺在各自的床上，听老吴讲徐州的“山海经”。他不无自豪地向我们讲述着那片让我们感到十分陌生的土地上的历史掌故。他说：“徐州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啦……徐州是战略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淮海战役，以徐州为中心，打了两个多月。国民党刘峙指挥的七个兵团被吃掉五十多万，五十多万哪……徐州有云龙山，云龙湖……徐州有把子肉，地锅鸡，好吃好吃……”我们听着听着，脑子里努力想象着把子肉、地锅鸡的模样和味道，慢慢进入了梦乡。老吴不光能吹，象棋也下得好，农场没人能下得过他。我们下棋是走一步看一步，他走一步能看几步，这是高手所为了。当然，他更擅长的，是拉二胡。  我以前很不喜欢二胡，觉得那声音鬼叫一样难听。可是自从见识了老吴拉二胡，才让我从此改变了对二胡的看法，原来，是我没遇到真正会拉二胡的人。老吴的二胡紫檀色，音桶下方配有一个底座，拎在手上沉甸甸的，琴杆梢上，有个龙头造型，显得古色古香。闲暇时，老吴坐在屋子里悠悠地拉二胡，听得出来，他拉得很专业。一开始，大家感到好奇，用心听他拉，渐渐地，就失去了兴趣。只有我，倒是诚心要拜他为师。他也乐于收我为徒，他教我怎样定音，怎样运弓，什么是和弦，什么是泛音，我也很是认真地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日子。后来，我发现我左手手指弯曲后，无名指始终打得不是很开，这对玩琴的人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因为它直接影响了音准。看着老吴的手指在琴弦上运用自如，我灰心丧气。于是，我破罐子破摔，直至半途而废。尽管如此，我从老吴那里，还是多少知道了像《二泉映月》《江河水》《良宵》《赛马》等一些二胡名曲。 老吴来的时候是三月底，天气刚刚摆脱了料峭的春寒，转眼就到了八月十五了。这年中秋节，除了我们宿舍的五位之外，又串联了别的宿舍几个平时谈得来的，准备搞点酒，晚上好好热闹热闹。大家凑了点钱，到附近的农民家里买了一只鸭子。当天下午，指派了南京的小李，在宿舍负责用煤油炉子煮。这个家伙，心不在焉，玩忽职守，居然把一水瓶白酒当成开水倒进锅里去了。幸亏被我们发现得早，大家七手八脚地用脸盆把汤汁滗了出来，然后派人拎着水瓶，重新到大队代销点去打酒。望着半脸盆油花花的汤不是汤、酒不是酒的东西，我说：“倒掉吧。”老吴连忙制止，说：“留着，有用。”  这晚，我们把电灯拉到宿舍外的空地上。两只各两百瓦的大灯泡悬在我们头顶，四射的光芒照得天上的星星都黯然失色。月亮被小山挡住了，我们也顾不上它了。喝呀，闹呀。“哥俩好呀！”“八匹马呀！”“五魁首呀！”一水瓶瓜干酒很快就喝完了。情绪极度亢奋的我们，犹如坏了制动冲向下坡道的车，如何刹得住？最后，老吴留着的那半脸盆“汤”也喝完了，是当作“酒”喝完的。那晚一共喝倒了几位，我今天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人因思乡而嚎啕大哭。有人撒起了酒疯，借此来发泄积压在心中许久的怨恨。吵嚷声中的我，既觉得好笑，又不免物伤其类。后来，众人东倒西歪相互搀扶着回屋睡觉去了，一切又归于平静。这时，老吴从他的床头边把二胡拿了出来。一轮明月从山头上升起来了，皎洁的月光下，田野像是洒满了一地的碎银子。斑鸠在不远处的树梢上“咕咕咕……咕咕咕”地鸣叫，叫声在寂静的月夜显得很孤苦，很凄切。望着东升的玉兔，老吴拉响了《二泉映月》，我默默地坐在一旁听。那是我平生度过的最开心也是最惆怅的一个中秋之夜，忧伤的曲调，牵动我内心一缕乡愁。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的家中有父母和兄弟姐妹，此时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也在思念我吧？我到农村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前途仍是那样渺茫。灰暗的日子如钝刀割肉，让我痛苦不堪，我觉得我的命运简直和阿炳一样悲凉。和我同一批来这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好几个了，他们脱离了苦海远走高飞，我却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待多久，我还有没有回城的那天？  晚稻收割后被集中堆在稻场上择日脱粒，田里基本上没什么农活了。天气越来越冷，人也变得越来越慵懒。不在乎几个工分的，时常躲在寝室睡大觉，有的干脆到别的知青点串门子去了。驾驶员小周，卸下了拖拉机上的橡胶轮子，换上耕地用的铁轮，空旷的田野里，响起了“突突突突”的发动机声。布满了稻茬子的土地被犁头翻了过来，几只鸟雀“叽叽喳喳”像浪涛之中追逐渔船的海鸥一样跟在拖拉机身后啄食着被搅了好梦来不及躲进土里的小虫子。那些被翻过来的土块晒上几个太阳之后，经过破碎、起垄，就可以播种小麦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副场长派我和老吴种蚕豆。我从保管员手里领了十斤豆种，用一个洋铁畚箕装着。我把畚箕夹在腋下，跟在老吴身后。老吴肩上扛着一把铁锹，我俩沿着河塘、田埂边种边走。不知不觉，已经走出很远了，场部被我们甩在了身后。我俩也累了，于是找了一块干爽的地方坐下来抽烟。我俩东拉西扯地闲聊，我问他为什么叫吴尤里？像个外国人的名字。他告诉我，他出生的时候，苏联人正在徐州搞一个援华项目，他父亲和苏联专家打过交道，出于对老大哥的敬仰，便为他取了这个名子，“尤里”在俄语里是农民的意思。我说，你父亲真有先见之明，你现在可不就是农民了吗？聊着聊着，老吴看了看畚箕里剩余的豆子，忽然来了灵感。他扔掉烟头，从地上跳将起来，拿起铁锹就在地上挖。我问：“你干嘛？”他说：“炒豆子吃。”我说：“你疯啦？这是种子哎。要是让场长知道了，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开大会批判我们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说：“没事，这么多，我们就吃一小把。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到底抵挡不住炒蚕豆的诱惑，我不再考虑那么多了。他挖几下，把畚箕放上去，看看口径合适不合适，接着再挖。看着忙碌的老吴，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埋锅造饭。汉语真的很伟大，简简单单四个字，字字珠玑，它把在野外如何解决炊事的过程表达得一清二楚，这要是用英语或俄语来描述，恐怕要写上一大串。老吴很快就把“灶”挖好了，他挖了两个像眼镜一样并列在一起差不多大小的坑，将底部贯通，拿一个当进风口。他又从周边的田里撸了一大把散落在地上的稻草，火点着了，还挺旺。我说可以呀，行家呀，跟谁学的？他笑笑，说是跟一个当兵的学的。老吴用手当锅铲，在畚箕里不停地翻动着“哔啵”作响的蚕豆。蚕豆的香味直往我鼻孔里钻，真诱人啊！附近不见一个人影，我们遥望场部，遥望正在稻场上忙碌的影影绰绰的人群，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香喷喷的蚕豆相视大笑。那是我吃过的味道最美的蚕豆，我敢打赌，它比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所描写的什么“罗汉豆”的味道肯定要好上不知多少倍，我才真的是“一直到现在，再没吃过那天似的好豆了。” 第二年春上，我调到大队中心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虽然离开了农场，但我偶尔也会回去看看，看看那些患难的弟兄们。他们跟我讲农场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谁谁招工走了，谁谁上大学去了。这些情况，其实我在学校已有耳闻。只是听他们说，老吴去了枣子矿一事，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也许去枣子矿不过是换了个干活的地方而已，农民的身份并没有改变，所以不值得传扬。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我当时就觉得老吴不该去。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不是有个词语叫“冥冥之中”吗？对，就是冥冥之中，我像是受到了神灵的某个暗示似的为老吴的命运担忧起来。 后来，就不用多说了，老吴死了，他是被装矿石的小铁车给撞死的。公社开办的小矿山，它的安全措施是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的。那天，那辆小车同往常一样，被卷扬机从塘口底部顺着大约四十五度的斜坡往上拉，拉到半道，钢丝绳突然崩断了。开卷扬机的女操作手“啊”地尖叫一声，然后眼睁睁看着满载着矿石的铁车像支离弦的箭一样笔直地冲了下去。太快了！正在下面埋头用洋镐刨土的老吴丝毫没有防备，也就一两秒钟的时间，车子将他撞翻在地。老吴挣扎着坐了起来，随后又倒了下去。他口吐鲜血，四肢抽搐，很快就死了。 老吴命不好，在苏北待得好好的，干嘛要到我们农场来呢？在农场待得好好的，干嘛要到枣子矿去呢？唉！他要是活到今天，孙子恐怕早就能打酱油了。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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