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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概要
2022-08-19 | 阅:  转:  |  分享 
  
儒衢缵绪研究室儒家学说儒学工作室吴汉耿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流派,其中儒家又是汉武帝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虽然“五四
”运动以来,儒家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和动乱中受到严重冲击,但它似乎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影响不仅挥之不去,而且出现了所谓
的儒学“三代”即“现代新儒家”。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思想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教育等立身处世,为政治国的一切方面,在中华民族
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久,程度最广最深。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文明古国”与“礼仪之邦”,
是与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思想分不开的。儒家和儒家思想实在是中国人挥之不去,摆脱不掉的思想文化传统,也是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需
要重点掌握的内容。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一、儒和儒家学说“儒”字
最早是见于《周立·天官》:“儒以道得民”。东汉郑玄注云“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唐贾公彦疏云:“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
民。民亦谓学子也。”胡适早年曾提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之说。冯友兰先生也认为诸子生于士,而儒则出于文士。他说“儒本有知识、技艺者
之通称。”今人徐中舒先生在其《甲骨文》行见的儒》一文中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已经存在了,甲骨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整个字
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因此,《辞源》的编篡者们便对“儒”字作了如下的解释:“古代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以称术
士,后泛指学者。”当然关于“儒”字的起源和含义,在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如东汉班固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而儒则出于司徒之官。郭沫若先生认为
,“儒应当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号”。等。不过,何谓之“儒”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前者:即儒是学者,是教师,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夫子
便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人。什么是儒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此也作过不少探索和界定,其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刘向《七略》中的概括经常
被引用。《论六家要旨》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七略》说:“儒家者
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
高。”从这两段论述中不难看出,所谓儒家具有以下的基本共性或特征:一、以孔子为共同的思想宗祖;二、有共同学习和遵循的经典,早期为
《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后来为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称《四书》;三、提倡礼教
,强调人伦,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即司马谈所说的“序君臣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四、以仁义为主要道德规范,用韩愈的话说“仁与义为定
名,道与德为虚位”,在汉代被概括为“三纲五常”;五、憧憬圣人为帝王的三代,主张仁政,提倡圣王之治,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遵
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后这一思想被概括位“内圣外王”;六、助君王明教化,提倡经世济民,反对隐遁。即对自然和社会,对现
实世界不采取回避态度,主张积极入世以上是历代儒家的共性,也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以及儒家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标志。简而言之,所谓儒家
就是孔子创立的学派,其目的在于“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冯友兰)二、儒家的主要大师儒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就是说,儒家学说在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沿革,除了有先秦儒家、汉代儒家、宋明儒家、清代儒家之外,还有新儒家。先秦儒家也称原始儒家。其代表人物包括孔子、
子思、孟子和荀子等,他们既是儒学的主要大师,也是其奠基人。(一)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享年73岁。孔子先人是宋国贵族,其曾祖父孔防叔因避宋难乱逃到鲁国,父叔梁纥为鲁陬邑宰。孔子出生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儒家创
始人。孔子早年以“儒”(指以“相礼”为业的知识分子)为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
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不过,他除了通晓养生送死的礼仪之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34
岁开始举办私学,授徒讲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的“仁爱”思想。
孔子说:“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谓“爱人”就是
“博施于人而能济众,”是“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仁”的第一要义。这种“爱人”不仅仅是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宗亲,而是爱所有一切人。“
仁”的第二义便是自己想达到,自己想完成的,也要帮助别人达到、完成;由此引申出,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强加在别人身上,即“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便是孔子的终生志向。孔子“仁”的第三义不便是“复礼”。但是此“礼”已非两周之“礼”,
而是指人的行为要遵循的一定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是一定的秩序和形式。即“礼”是达到“仁”的一种手段。用孔子第七十七代
孙女孔德懋[mào]的话说:孔子一生,为实现仁爱为中心的“博施于人而能济众”的政治抱负,奔波于列国之间,坎坷曲折、历经磨难、壮志未
酬,老年退而施教,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诲人不倦,以期后人实现其仁爱主张。即“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所谓
以德治国,就是把“仁爱”之心体现在治国方略中,实行仁政。其原话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
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具体地讲,孔子仁政的主张,主要包括君正,正名,对人民富之、教之三个层面。君正:“政者正也,”人君必须先正
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也,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即是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正名:所谓正名就是尊重名分。“名不正则言
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公,礼乐不公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措手足。”于是他又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
分秩序。富民、教子;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也。”(所谓足食,讲的是发展经济;所谓足兵,讲的是发展国防;而诚信,则是孔
子最重视的教化。经济发展,国防稳固,百姓诚信,这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
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换句话说,孔
子的仁政主张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各守名分,足食足兵。“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孔子的天命观。在孔子的言
论中,“天”和“命”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天何言或,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指的是自然之天。“君子又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五十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赋予我这样的品德,桓魋能把我怎么样?)这是命运之
天。孔子遵从天命,但同时也重人事,强调以人为本。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尽力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敬畏鬼神但远离
它们,可以说是智慧了)学生季路问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季路问怎样去事奉鬼神。孔子说:“没能事奉好人,怎么能事
奉鬼呢?”)《周易》中有一卦,名为“恒”卦,其第三画的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说,做事没有恒心,难免受到羞辱,孔子评论
说,懂得这条道理,便用不着占卦了,即所谓“不占而已矣。”可以看出,孔子对鬼神,占卦之类既不否定,又不肯定,认为人生子在世,主要还是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孔子尽管承认人有“生而知之”者,但他却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的,所以他很重视学,并把学
与不学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
不仅重学,而且非常重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说,学习不加思考,就会迷茫而无所适从;但思考又需建立在已有的知识
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变成空想。“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思并重既是孔子教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为人之道的重
要方面。这就是他的“吾道以一贯之。”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诵诗三百”,要“使于四方”,否则“虽多,亦奚以
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即在为人之道上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就是“见贤思齐,
见不贤者而内自省也”正如专家学者所说:孔子一生,虽然在政治上失意,但在教育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所提导的“有教无类”“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学思并重”“见贤思齐”、“因材施教”等,在中国教育史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孔子修己安人,重视道德的思想。孔子对自己一
生的概括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问道,夕死足矣。”为此,孔子不仅提出了“恭、宽、信、敏、惠”者“为仁矣”,“恭则
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道德德目,即“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提出了
“虽不能圣,心向往之”的人格理想,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以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临大节而不可夺”,等等。这些却成为后世人的人格追求。另外,孔子伦理思想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一个人对
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总之,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备尊为“圣人”、“大成至圣文宣王。”他的言行何他传授的学
问,的确堪称国人的“万世师表”。孔子有一次碰到一个隐者,隐者劝孔子的学生子路说,你跟孔子走,还不如跟我走。你的老师孔子是辟人之士,
我是辟世。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认为自己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要坚持这一责任,尽其义务。所以,人们常说,
孔子的思想世积极入世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二)子思子思(公元前483-420年)名伋,是孔子的孙子。
曾子的学生,孟子的老师。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发展了孔子的《中庸之道》。朱熹云:《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
,以授孟子”,即孔子之后,继承儒学大业并加之发扬光大做出贡献的是思孟学派。什么是中庸之道?《论语·先进》中有这样的记述:子张和卜
商(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他们两个谁强一些呢?孔子说:子张做事有些过头,子夏有些达不到,这两者都不是中庸之道。(其原文
是“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而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段话的正面意思是:一个人说话做事都要
有一定的度,那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事物,也不能把事情办好。思考问题和实际办事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之道。也就是孔子称赞舜的“隐恶而扬善,
执凄两端,用其中于民”。但是,孔子又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就是说,作为至德的这种中庸之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有了。
首先,子思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把它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说“中”和“和”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遵循这一法则,让事物平衡和谐的发展,就可使天地万物各得其
所,繁荣兴旺。“中庸”作为“至德”,也是人的本性的最佳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即人们的思想感情内蕴于心时是
中正不偏的,表露出来又是合乎节度的,所以,人们的言行也应当合乎这个天地间的法则。这也就是“率性之谓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那么,人怎样实行中庸之道呢?子思认为,其关键就在于“诚”。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也者,
人之道也。”“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可以可达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这里的“诚”,就是“择善而固执之”也就是真诚、无妄、纯正,专一的
意思。从而使儒家的学说增添了形而上学的色彩。本来人的本性为诚,而诚为天道。所以只要顺着人的本性去做,就自然合乎天道。但是人的资历
却有不同,有“先知安行”者,有“学知利行”者,还有“困之免行”者,于是子思又提出了“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太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的命题。“道学问”指的使问外格物致知,又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方面;“尊德性”,就是要尊重
天赋的德性,向内修养身心。即“修道之谓教”。尊德性的方法主要使“慎独”。所谓慎独,就是个人在独处的情况下,也要坦白,表里如一,一丝
不苟,不脱离中庸之道。通俗地讲,一个人只有把天赋本性中的法则和学问思辨,为人处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一言一行都无过与不及,做事
说话恰到好处。(三)孟子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名轲,战国邹人(今山东省邹县)。孟子的学术渊源,《史记·孟荀
列士传》又云:“受业子思之门人”。用孟子自己的话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业。”“乃所愿,则学孔子业”。事实也确是如此,孟子经
过子思上承孔子之道,是继孔子之后的另一儒学大师。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从总体上看,主
要有一下几点:1、政治上,要以民为本。他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上》)的思想,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他
总结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
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妻上》)他还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共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君主“省刑罚”,教育百姓去修养孝悌忠信,主张“老吾老以及认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老老尔民共
孝,上长长尔民共弟,上恤孤尔民不倍”。2、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孟子在《梁惠王》上有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清醒地认识道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
已。”(《同上》).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使百姓在财产上足以上事父母,下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
制民之产”就是要重新划分土地,实行“井田制”,同时,要保证百姓“不离农田”“勿夺其时?”“薄税敛”做到“春省耕尔补不足,秋省敛而助
补给”(《告之下》)。人民有了“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
争不断,人民苦不堪言,孟子认为这些战争都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他严厉地批评统治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但是,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大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并一般的反对战争,而是主张兴仁义之师。国君使人民有“恒产”,又爱民如子,
就可以“以天下之至仁伐至不仁,”“故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革兵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
衅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上》)孟子的人性论。孟子之所以提出“仁政”的政治主张和“民贵君轻”的口号,是以他的人性论作
为理论基础的。在他看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
子上》),这就是孟子所讲的人性本善良。在孟子生活的时代,人性论已存在四种观点,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二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三是有性
善有性不善;四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一和三两种观点可称为先天人性论,即认为人性之善恶是与生俱来的;二和四两种观点可称为后天人性论
,即认为人性之善恶是后天习染的结果。孟子还提出“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心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孟子发现人们都具有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不是名、利所引发的。他说,当一个小孩将要掉到井里时,人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救护他
,人们的这种行为既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讨好、结交孩子的父母,而是出于所固有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便是仁。由此,孟子认为仁为人性
善良。这种善端,只要保存勿失,心勿忘,勿助长,就必然定会发展为善性。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既主张修身,又主张教化。用《大学》中的
话说,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的人生精神。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透过其书、其学、以及其人生
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阐发的许多人生之道,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1、崇义尚道,舍生取义。在《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
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
者,故患有不避也。”面对在现实中义利的严重冲突,他又进一步指出:“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
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天下》),做到“仰不愧于人,俯不怍于人”(《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
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大丈夫就是要以身殉道,而不是以道
殉身或以道殉人。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孟子的舍生取义和大丈夫精神。2、忧患以生,“善养浩然之气”,对于前者,孟是说“舜发于畎亩之中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天下》)。即在孟子看来,舜、傅说、胶隔、管夷、孙叔敖、百里奚
等这些历史上有成就的人,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走出来的。如果没有忧患和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积累,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那是不
可能的。所以,人生在世,也只有敢于面对内忧外患,经历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经历一番肉体乃至精神上的锤炼,才能有所作为,成就大业。孟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民族、国家发展的一条特定规律,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受到学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于“养浩然之气”,孟子是这样描述的:“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
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即是说: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丝毫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无
所不在。这种气,必须与道义配合,缺少道义,就失去了力量。这种气,是由道义的正义的日积月累而形成,不是偶然的正义行动所取得的。简而言
之,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经过学习和磨练,所培育出来的一中高尚的人格精神。3、修心养性,自善其身。孔子曾说:“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孟子则进一步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而在人生功名
和心性修养上都取得圆满。“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滕文王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万章上》)
孟子认为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行,就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行。如果不端正自己,那就无法端正别人,甚至包括自己身边的妻子,更不用说去匡
正整个天下了。“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做真正的君子,就要先正己,方可再正他人。孟子的修心养性,独善其身包括存
心、养心、尽心等几个主要方面,存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
以其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如果失去了善心,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寡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节制感官欲望,即使失去一点善心,也不会很多,如果不节制感官欲望,即使有一些善心,也会
很快失去。后来,宋明理学家更是主张以“惟微”的“道心”去主宰“惟危”的人心。尽心。通过不断的存心、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
状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将心
之善性修养到很高的境界,就认识到人性之善。知道人性之善,就明白天道,从而达到事天行善的天人合一境界。总之,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丰
富的,它是先秦中国古典文明孕育的绚丽结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源泉。它同先秦、秦汉、秦汉以后其他思想学派的
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中国之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孟子“仁政”思想是对孔子“仁”的进一步发展。即孔子对“仁”学提出
了系统学说,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系统的“仁政”理论。所谓“仁政”,就是仁德政治,以德治国。孟子认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他还总结经验教训说:“三代(夏、商、周)之得天下也
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
”(《离妻上》)从而将能否实行“仁政”提升到了国家存亡兴废的高度。(四)荀子荀子(约公元前340-前245年),赵国人,名况
,字卿,又称孙卿。《史记·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子年十五(《史记》误为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
”。后来被谗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在此期间,他曾西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
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汉书·艺文
志》著录《孙卿子》38篇,盖为32篇之误,于今本合。梁启超在《荀卿与<荀子、》一文中说:“今案读全书,其中大部分固可推定为卿自著。
”这是研究荀学的主要资料。荀学的主要特色是见兼综百家、调和儒法。其基本理论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调和礼、法的政治思想,重在
“解蔽”的认识论,“化性起伪”的性恶论。1、荀子的政治思想是重视“礼”学的,这似乎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其实,荀子对孔子的“礼”
学进行了历史的改造,他重新解释了“礼”的产生与社会功能。他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变量分
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
之所起也。”(《礼论》)很明显,荀子把“礼”解释成为调解财产关系、调解社会关系的伦理范畴和标准。这是一种新生的思想,是在酝酿一种新
兴制度的诞生。荀子的“礼”已经包含了“法”的思想,所以他的“礼”实际上也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起不成文“法”的作用。这就有了调和礼、
法的倾向。他也曾明确说:“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者也。”(《劝学》)因此他提出的治国指导思想或治国的思想纲领便是:“隆礼重法,
则国又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君道》)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大略》)孔子本来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
理论。荀子主要使继承了《管子》的《心术》上下、《内业》、《白心》等4篇黄老著作思想,而发挥成系统的认识理论,这至少是在先秦思想家重
最出色的。他的认识论主要反映在《劝学》、《解蔽》、《正名》、《天论》、《性恶》等篇论文中。2、荀子的自然观与儒家不同,主要是继承了
“道法自然”的思想。他的《天论》是一篇杰出的黄老之学的自然哲学著作。他把“天”完全解释成自然现象。他说:“列星随旋,日有递(同照)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从这个自然之“天”出发,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
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同时又强调人
能改变自然、作用自然的思想,最后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在黄老道家乃至先秦各家思想中
,都是富有生气、充满活力、进取的人生观。其重要价值在于强调主题(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为中国思想文化
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3、荀子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缘天官”(根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征知”(理性分析)在认识活动中的作
用。何谓天官?他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天论》)人为什么会产生认识呢?荀子认为:人的认识
开始于“缘天官”和“天官之意物”。(《正名》)所谓“意物”是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对事物产生的意象。不同的天官接触不同的事物
,“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正名》)“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
借官也。”(《君道》)但是,他认为这样产生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有时会受到各种“冥蔽”,因而必需做“解蔽”的工作,以照“实情”,而定
是“理”。“解蔽”就要靠“征知”。何谓“征知”?荀子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耳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
官之当薄(同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征知,是指人运用思维(心)把天官接受来的各种意象进行分类分析,得出
类似理性的认识。所以,“征知”的基础是“缘天官”,然而又突破了“天官之意物”的认识。在“征知”中最重要的是“心”主神明的功能。“心
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谓之天君。”(《天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解蔽》)古人无“思维”的概念,故以“心”为思维
器官,“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同上)所以荀子认为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需“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天论》)即正确发挥“感官”与“思维”的作用。4、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荀子通过批判孟子而阐发了自己的理论。他先引孟子
曰:“人之学者,其性善”。然后他反驳道:“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在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也。”(《性恶》)荀子怎样论证“人之性恶”这个命题呢?他认为:“今天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无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片面的,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二者在认识论上的共同错误,都是把后天的人性变异(善、恶)误解为先天自然本性,把人的自然属性误断为人性,而不了解人的社会属性的意义。但是,这两种人性理论都是有意义的。第一,孟子的“性善”论构成他的“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荀子的“性恶”论为其“隆礼重法”主张提供了哲学论证;第二,无论“性善”论仰或“性恶”论,都旨在论证教育的必要,为发展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5、荀子的教育之志:“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而学也”“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不舍,朽木不折;锲而舍之,金石可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与总结,对于形成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仅次于孔子的历史贡献。这就是荀子的历史地位。感谢聆听懋mao出自《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具体篇章为《孟子·告子下》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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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耿派医学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