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楼在历史上有原型的，其历史原型比电视剧中的角色更加厉害。 他就是有六个身份的五重间谍，名叫袁殊。 袁殊的六重身份，分别是特科、中统、远东情报员、日伪特工、上海滩青红帮和军统特工。  1911年，袁殊出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原名袁学易。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员，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担任了重要职位；母亲贾仁慧，出自家财万贯的商贾之家。可以说袁殊一出生，就像是生活在蜜罐里一般。 然而好景不长，在全家搬迁到上海之后，可能受到繁华红尘的影响，父亲袁晓岚竟与其学生发生关系，更是在学生与妻子、儿子之间选择了学生。被抛弃的袁殊母子，也只得相依为命，可能也正是小时候的苦难遭遇，让袁殊养成了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性格。  经朋友介绍，报名参军，在国民革命军一个杂牌军中担任文职干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 后来袁殊所在的杂牌军被改编，他从文职被下放到军队，北伐胜利后，大部分战争都有一些军阀混战的性质，袁殊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这没有意义的战场上，随即脱离军队，到上海另谋出路。 袁殊决定暂时搁置革命事业，转而开启求学之路。  1928年，袁殊到狂飙社的出版部当一名伙计，狂飙社是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立场为宗旨的剧社，思想比较偏激，来此工作的人大多是为了理想，社里没有多少钱，工资待遇也不高。 袁殊在狂飙社工作，有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为了糊口，擅长写文章的袁殊不得不写文章寄到报社来赚取稿费以补贴生活。  1929年，袁殊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在学习的同时，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并和潘汉年结识。潘汉年力劝袁殊入党，袁殊欣然接受，并成为了特科的一员，他传奇的间谍岁月就此开始。加入军统的第二年，袁殊奉组织的命令潜入中统卧底，并很快取得了信任。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1932年，袁殊在表兄、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 1933年，吴醒亚在国民党成立了中统cc系的一个秘密小派系'干社'，这个法西斯组织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目的是支持蒋介石并反对中共。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直接上司是李士群。 李士群曾经在1920年代加入中共，被捕后成了叛徒并加入国民党，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活动。 袁殊刚刚潜伏国民党吴醒亚的间谍组织时，传递给吴醒亚的中共信息完全是由王子春提供的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情报。 在王子春的精心计划下，袁殊还结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 岩井先生比袁殊只大几岁，来自日本名古屋，是个中国通。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育下，袁殊迅速打开了潜伏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渗透了国民党中统局，而且还打入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机构，抗日期间，密切协助潘汉年的抗日情报斗争。 当时处于谈判阶段，岩井英一为了能够获取准确的情报，就让袁殊成了他的“线人”。为了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和杜月笙打得火热。又在杜月笙的牵线下，为戴笠做事。但他还是“白皮红心”，不改初心。  1935年，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袁殊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没能见到联络人王子春，因为王子春已经被转移到了苏联。 由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袁殊找到了夏衍帮忙，但夏衍也和中共特科没有组织关系，袁殊因为情况紧急，就让夏衍帮忙，夏衍就把信给了蔡叔厚，蔡叔厚这时已经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而袁殊也因此，组织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 抗日战争烽烟起后，袁殊重新成为了军统，日军情报组织拉拢的对象，而袁殊就像走钢丝一样一直游走于几方之中，在经过潘汉年的同意下，袁殊成了“汉奸”，渗透到敌人内部传递情报，而后袁殊又担任了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袁殊在此利用职权，为我方传递了很多情报，为地下交通线也提供了很多便利。 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为了反击日军，袁殊打算给日军一个教训，他先找到暗杀大王王亚樵的徒弟王铁民，利用日本情报科的身份去到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火仓库进行“验收”，而实际上是掩护王铁民的行动队去到军火仓库中安放定时诈弹，王铁民的行动队行动得干净利落——一个定时诈弹把日军军火库送上了西天，事后日本特高科来调查发现竟然是日本人自己守仓库吸烟不慎而引发的爆炸，不得不说明袁殊情报暗杀破坏能力的高超！ 多年情报的经验使袁殊养成一个好习惯，不带笔不带纸不带公文包出门，全凭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收集情报。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香港。 而为了更好掩护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港文化与民主人士安全撤离，袁殊受上级指示，利用自己在汪伪政府中的职务之便，成功帮助他们安全离港！ 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及时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政府中的人事更迭情况、苏南日军兵力部署、清乡行动等诸多重要情报。比如，他就曾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以及地方党群干部达三十多人。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村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抗战胜利前期，袁殊辞去了伪政府的多数职务，仅保留了市政府参议的头衔。而当时已经有爱国人士将他列到大“汉奸”名录，只待胜利后进行清算。好在抗战一胜利，军统就马上任命他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而在这时，地下党组织担心袁殊的身份过于特殊，也没法公开真实身份而被当做“汉奸”处理，通知他撤到解放区。这位深入虎穴的传奇谍报王，终于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46年到达解放区后，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已经“臭”了，他只得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入党。 直到1946年，国民政府看中袁殊的才干，正打算委以重任之时，这才发现袁殊已经是跑回了解放区。 袁殊的身份逐一被扒下，最后露出了中共身份的真面目。 戴笠等人怒不可遏，立即下达了通缉令抓捕袁殊，并清除档案上有关袁殊的所有功绩，甚至还派人到袁殊的老家苏州查抄家产。 只是等到了苏州才发现，袁家早已经是人去楼空了。袁殊早就一路跑到了解放区。 1949年，袁殊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从事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工作，都会和袁殊碰面。 1955年，他们最后一次会面，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汉年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潘汉年 “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受到牵连被捕，被判入狱12年。1967年刑满后，正处于十年浩劫，又再度被关8年。 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罪行如下：1.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 直至1975年，袁殊才被送到一所劳改农场改造，行动依旧受到限制。在这期间他的妻子也受到牵连，经不住长期的恐吓威胁，精神出了问题，离家出走后就下落不明。  1980年，袁殊被释放，不过他的自由仍受限制。 1982年9月，在平反潘汉年案后的一个月，袁殊终于得到了平反。重新恢复了他的党员身份，并且得到了离休的待遇。 袁殊的前半生战战兢兢，以五重间谍的身份游走于各方势力，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忍辱负重，他的后半生却饱经风霜，受尽牢狱之苦，恢复自由身时，已是71岁高龄。 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病逝，死后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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